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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西方”这个概念自古以来就存在,代表着“先进、民主和法治”。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翻开真实的历史档案就会发现,所谓的“西方”认同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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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准确地说,是当年的俄国凭借一己之力,把四分五裂的欧洲各国硬生生地挤到了一个阵营里。
他不仅亲自化名为“彼得木匠”,前往荷兰、英国学习造船技术和金融工艺,回国后更是下了一道死命令:所有贵族必须剪掉大胡子,改穿西式服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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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他在1700年联合波兰向瑞典宣战,开启了长达21年的大北方战争。无疑,这场战争让俄国正式跻身欧洲列强之列。
俄国的这种“进步”却让欧洲各国感到极度不适,大家想一想,一个“在体制上高度专制、社会基础全是农奴”的国家,仅仅因为穿上了西装、练好了海军,就能和伦敦、巴黎平起平坐了吗?
显然,欧洲人从心底里是不认同的。
到了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上台,她的统治时间是1762年到17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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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伏尔泰全集》等权威资料显示,这位女皇极其擅长包装自己,她长期与伏尔泰通信,甚至在狄德罗经济困难时买下他的图书馆,并封他为宫廷顾问。
进入19世纪,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彻底改变了欧洲的自我认知,那就是拿破仑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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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年,拿破仑率领号称欧洲最强的现代军队远征俄国,结果由于俄方的战略撤退和严酷的寒冬,拿破仑惨遭失败。这件事在当时的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震动。
随后的1815年,在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上,俄罗斯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以“战胜国”和“救世主”的身份出席,甚至提出了“神圣同盟”的构想。
根据当时英媒和法媒的报道记录,维也纳会议确立了所谓的“欧洲协调”机制,这时候的俄国已经不是边缘国家了,它成了欧洲制度的共同制定者。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连俄国这种”专制帝国“都是“欧洲”了,那英法这些国家的优越感往哪搁?欧洲这个概念如果包容了俄国,那还有什么区分意义?
于是,一种强烈的“防御性心态”在西欧各国之间迅速蔓延,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欧洲人的自我认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从“南北区分”转向了“东西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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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30年以后,英法开始构想一个共同的政治阵营,用来对抗“东方的专制强权”。
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和一本奇书,1843年,法国思想家屈斯蒂娜出版了《1839年的俄罗斯》。
据路透社等媒体在后世的回顾评价中称,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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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斯蒂娜的观点迅速得到了西欧社会的共鸣,可见,正是因为对俄国这个“大块头”的恐惧,英法等国才开始频繁使用“西方”这个词来界定自己。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英国、法国联手奥斯曼帝国共同对抗俄罗斯。
这场战争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争夺耶路撒冷的宗教保护权”,但实质上就是所谓的“西方联盟”对“东方大国”的围堵。
1856年,俄国战败并签署了《巴黎和约》,被迫限制在黑海的军事存在。通过这场战争,英法明确了一个信号:俄国不是我们的人,它是我们要提防的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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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欧人不断把俄国“东方化”的时候,俄国内部的思想界也陷入了极度的焦虑。
1836年,俄国思想家恰达耶夫发表了著名的《哲学书简》,他认为俄国选错了“东正教”,导致错过了参与世界历史进程的机会,既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是一个“历史的孤立者”。
他的这种言论直接开启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之争。
西方派认为,俄国落后就是因为不够“西方”,必须全面学习英法的宪政和法治。
斯拉夫派却反唇相讥,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思想家认为,“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会导致社会原子化和精神崩溃,俄国虽然物质上落后,但在东正教传统中保留了精神的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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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场辩论至今都没有真正结束,可见,俄国在整个19世纪都在这种被强加的概念框架中痛苦挣扎,一方面想加入西方,另一方面又被西方当成防御对象。
回看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西方”这个词从诞生起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概念,而是一个“充满了偏见和防御性质的政治工具”。
如今的俄罗斯依然在为自己的身份定位而博弈,而欧洲人在失去了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后,也正在重新反思“西方”这个标签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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