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费孝通，想通了哪些事？

晚年的费孝通

想通了哪些事

提到费孝通先生，大家脑海中浮现的可能首先是《乡土中国》《江村经济》等经典。它们成书于费先生的青壮年时期，体现了他“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远见和抱负。

关于中国和中国人，费先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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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多人可能不了解费先生生命中的另一个高峰。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学迎来恢复重建，年逾古稀的费先生以“行行重行行”的决心继续发光发热，奔波在村庄与乡镇之间。

费孝通（船上右一）于1981年9月第三次访问了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他在村头和干部群众依依告别。图源：新华社。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飞舟教授特别编选了费先生这一时期的20篇代表性文章，呈现了他晚年二十余年的思想进路，这就是《费孝通论社会调查研究》。

读完这本书，你会明白费先生如何从早期的“社区研究”，一步步走向对“代表性”问题的回应，最终在暮年将社会调查升华为一种关于“文化自觉”和“心态”的深邃思考。

01

不断自我剖析

为社会学重建四处奔走

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的过程中，费老的文字处处令人动容。

他坦言，社会学停顿的三十年间虽然受到了批判，但他从批判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会批判自己”。他甚至说，有人觉得他的书好看，其实“那些最好看的地方正是功夫最不到家的地方，因为道理讲不清楚，就要耍耍花腔”。

在1989年时的思路回顾中，他还自省道，由于担负社会公职，自己被“名位”所累，已无法进行学生时期那样的实地调查了。他把这归结为主观上的毛病：粗枝大叶、读书不勤。他提到由于丢掉了做笔记的习惯，加上年老易忘，感叹自己“智力难免枯涸”，只能靠老本儿过日子。

在这种个人自省中，费先生始终表现出对自身命运的坦然。他说：“我本人是个知识分子，自然应当接受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命运。”令他挂心的，倒是知识分子队伍和智力资源的青黄不接。

1957年5月15日，江苏省吴江县，费孝通先生回访幼年读书的雷震殿小学。图源：三联生活周刊。

他反思了1952年院系调整后理、工科以及文、理科分家带来的弊端，认为人为地分割物质和精神世界，是不可能真正揭示客观奥秘的。他主张学术研究应当搞点“杂文”，因为“杂”意味着多种学科的交流渗透，才能有研究的深度，鼓励人们融会贯通，全面发展。

对于他坚持一生的“类型比较法”，他在某一段时期里多次做出回顾和总结：通过深入解剖一个具体社区，弄清其社会结构及生成条件，将其作为“标本”，再与其他条件不同或相似的社区进行比较，把相近者归类、相异者区分，从而提炼出若干具有解释力的社会类型，用以理解整体社会的基本面貌。

他曾自谦道，这一方法“看来有点迂阔”，但这是他在半个世纪实践中找出的可行办法。后来，在《四年思路回顾》中，他又鼓励后来者各显神通，称自己的方法只是其中之一，自己甚至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这种方法的长处。

1991年，费孝通在河北广宗大东村农民家了解竹帘生产情况。图源：中国民主同盟网站。

事实上，这一时期费老从类型中寻找典型，从典型中寻找一般规律，其研究思路穿梭于区域、模式、类型的比较探索中，展现出高屋建瓴、高超熟练的社会调查本领，开辟了社会学调查的新路径。

02

回应同窗质疑

中国式应用人类学由来有自

在对自身研究不断进行反思的过程中，费先生在晚年重新面对了那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学术挑战。这涉及他与同窗老友、英国人类学家埃德蒙·利奇之间关于“个案代表性”的著名争论。

埃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10—1989），英国著名人类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教授并出任国王学院院长，是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的同学。

利奇在《社会人类学》中尖锐地提出，人类学应当是一场“纯粹的智慧演习”，并且始终怀疑像“江村”这样的小社区调查是否能代表中国。

费先生在《人的研究在中国》《人文价值再思考》中坦诚地回应道，解剖一个农村本身是有意义的，所以是有趣的，但这不是他的旨趣。他坚持认为，如果人类学不从实际出发，没有“真正参与到所研究的人民的生活中去”，没有一份“实践雄心”，就难以获得其存在的价值。

对于利奇的质疑，费先生用他晚年的经历作答：虽然“微型调查”有其局限，但通过几十年的类型比较，他确实比五十年前更了解中国了。他认为，这种基于实地的认识，是能够真正有助于中国发展的。

在他看来，人类学者都面临着“进得去”并“出得来”的困难，二人意见的分歧，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而是属于不同传统和处境的问题。务实的精神潜移默化，渗入学术领域，最终形成了他以了解中国和推动中国进步为目的的中国式应用人类学。

这份坚持，也让他到了晚年更读懂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当年在《江村经济》序言里的良苦用心。费先生意识到，马老师当年的高度称赞，绝不仅仅是因为他提供了一份关于中国农村的详尽资料，而是因为这本书标志着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确立了“参与式观察”方法，并提出功能主义理论，对人类学研究范式产生深远影响。

马林诺夫斯基的抱负宏大，他希望打破西方人观察“原始部落”的传统模式，开创由“土著”研究自己社会的新纪元。在费先生晚年的体悟中，马老师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地球上不同文化群体的人能够“彼此了解、相互容忍”，最终共同生活在一个统一的国际社会里。

这种从“实地调查”走向“跨文化理解”的进路，正是费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种子。他意识到，自己一辈子的追求，正是在实践导师那份关于人类大同的理想。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群岛上与土著访谈。

03

主张“文化自觉”

开辟新境界，推向新高度

在书中的多篇文章里，费老反复阐述“文化自觉”的概念。什么叫“文化自觉”？他指出这个概念的真谛在于“自知之明”，即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趋向”的清醒认识。

费老在长期的社会调查中，特别是在晚年观察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巨大冲击时，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忧虑。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去，而“文化自觉”的态度既拒绝盲目排外，也拒绝全盘西化。

他深刻地预见到，以权力格局为背景的社会文化界限尚未消除，民族—国家的现实使得统一的“文化场”还是一种理想，如果要避免“现代化”成为人与人、文化与文化、族与族、国家与国家之间利益争夺的借口，就需要不断深化对自己和“异己”的认识。

这个思想，最终凝结为广为人知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在《“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中，他高瞻远瞩地提醒我们，全球化时代就像一个“新的战国时代”，人类如何共同相处没有现成答案，也不可能指望某个“圣贤”。

费孝通书迹。图源：《书法报》2024年第25期。

这个时候的根本办法，只能是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去，扎扎实实做实地调查，搞清楚各种文明中的人们的社会生活，而不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体系为基础来构建人类跨文明的共同理念，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求要有跨越文化偏见的心态，要能够“将心比心”地去“悟”。

他还提醒我们，这个过程最终还是要落到“人”，要运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原则，最大限度地注意到“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不管是对于“弱势文明”还是“强势文明”，只有交流、理解、共享、融合，才是共存共荣的根本出路。

从一个村庄的调查，到区域经济的模式，再到探讨全人类的文明共存。费老晚年的社会调查思想，彻底突破了学科的边界，展现出了高超的智慧和深厚的人文关怀。

费孝通社会学经典

《乡土中国》《江村经济》

《生育制度》《费孝通论社会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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