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毒品政策史上最矛盾！对迷幻药最宽容，对芬太尼最军事化

4月18日，在播客主持人乔·罗根、一名海豹突击队队员以及前能源部长里克·佩里支持的伊博格碱财团代表的簇拥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加速迷幻药物的审批流程。

在此四个月前，他曾指示联邦机构将大麻重新列为第三类管制药物。在这两场仪式上，特朗普都展现出同一种姿态：将自己塑造成“治愈性药物”的捍卫者，以对抗“贩毒集团推销的毒药”。

自理查德·尼克松于1971年发起“毒品战争”以来，历任美国总统中，从未有人在放宽管制药物获取渠道方面走得如此之远、如此之快。

然而特朗普却将芬太尼执法武器化，削减了数亿美元的减少毒品伤害项目资金。

此外，他还从医疗补助计划中削减了近一万亿美元，而该计划正是美国成瘾治疗的主要资金来源。

这种矛盾构成了特朗普毒品政策的核心：它既是现代历史上最宽容的，同时也是军事化色彩最浓重的。

特朗普在12月18日发布的大麻行政令中，指示时任司法部长帕姆·邦迪“以最快捷的方式”完成美国缉毒局的规则制定，将医用大麻从第一类管制药物降级为第三类。

而4月18日针对迷幻药的行政令推进得更为迅速。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马蒂·马卡里宣布，将在随后一周向“血清素2A受体激动剂” 发放三张“局长国家优先审查凭证”。

受此消息提振，生产合成裸盖菇素的指南针路径公司股价飙升了42％。

这些行政命令代表了实质性的进展，打破了前任总统们停滞不前或犹豫不决的局面。早在1977年，吉米·卡特就曾尝试推动大麻非罪化，但最终被国会否决。

巴拉克·奥巴马曾发布《奥格登备忘录》和《科尔备忘录》，降低了联邦政府在大麻合法化州进行执法的优先级。但他依然将大麻保留在第一类管制药物名单中，并分别于2011年和2016年拒绝了重新分类的请愿。

乔·拜登赦免了约6500名单纯持有大麻的罪犯，并于2024年5月启动了重新分类程序，但该过程最终陷入行政诉讼的泥沼。

美国缉毒局局长安妮·米尔格拉姆打破了数十年的惯例，公然拒绝签署《拟议规则制定通知》。2025年1月，在拜登卸任前一周，一名行政法法官在听证会上叫停了整个程序。

特朗普没有要求审查，他直接下令执行。

医生兼毒品政策分析师杰弗里·辛格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其他人犹豫不决的领域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以前从未有人将大麻从第一类管制药物名单中移除，”辛格指出。“拜登只是说说而已，但特朗普付诸了实践。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迷幻药——虽然取得了进展，但依然受到严格限制。”

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这项变革将大麻从第一类管制药物重新归类为第三类。

第三类管制药物的限制相对较少，包括氯胺酮和某些合成代谢类固醇。医学界通常认为，这类药物的成瘾风险处于中低水平。

这一转变也减轻了大麻企业的税务负担。在第三类管制药物的框架下，这些企业可以在缴纳联邦税时扣除标准运营费用。

尽管许多大麻企业在州一级合法运营，但这种税务扣除在目前是被明令禁止的。

辛格也提醒道，重新分类的影响是有限的。他表示，即使完成重新分类，大麻产品依然需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这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并进行临床试验。“如果获得批准，它们也只能作为处方药提供，”辛格补充道。“相比之下，购买酒精不需要处方，也不需要医学证明。大麻理应获得同等待遇。”

美国国家刑事辩护律师协会将这项大麻行政令称为“一种渐进的、不完美的改善——是从残酷禁令悬崖边退下的一小步”。

但该组织同时也警告称，这“并非我们迫切需要的司法救命稻草”。

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资深毒品政策研究员杰弗里·米隆分析指出，政策与言辞之间的落差才是最关键的。

米隆认为，将大麻从第一类降级为第三类，将使医生能够合法开具大麻处方，而这在目前是不被允许的。“这将带来净收益，尽管它无法让大麻市场在联邦法律层面完全合法化。”

针对迷幻药的行政令在推进速度和象征意义上甚至更胜一筹。在特朗普签署4月份行政令的同一天，马卡里宣布三家公司将获得“局长国家优先审查凭证”。

这一加速审查通道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通常需要数月的审批时间压缩至数周。

获得凭证的公司中，有两家正在研究利用裸盖菇素治疗难治性抑郁症，另一家则在研究利用与摇头丸相关的化合物亚甲二氧甲基卡西酮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

正是签署这些行政令的同一届政府，同时也在拆毁成瘾治疗的基础设施。

2025年7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减少毒品伤害的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注射器服务、提供过量逆转药物纳洛酮，以及旨在降低活跃吸毒者感染和服药过量风险的更安全吸食工具包。

联邦药物滥用机构——美国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流失了约一半的员工。负责全国药物使用和健康调查的团队被全员裁撤。

今年1月，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终止了约20亿美元的药物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拨款，直到引发两党强烈抗议后才被迫撤回决定。

特朗普将非法芬太尼定性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法律定性直接触发了军方和情报机构介入执法。

他授权对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海域的疑似运毒船只进行军事打击，并签署了《阻止芬太尼法案》，规定持有100克及以上芬太尼的罪犯将面临至少10年的强制性最低刑期。

当被问及政府如何调和“推行最开放毒品政策”与“削减减少伤害基础设施”之间的矛盾时，辛格提供了一个自由意志主义的视角。“从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来看，我认为纳税人不应该为这些项目买单。但政府也不应该阻挠它们，”他解释道。“研究表明，安全消费场所可以减少服药过量和公共场所吸毒现象。最好的方法是消除法律障碍，让私人组织来提供减少伤害的服务。”

毒品政策联盟政策主任玛丽察·佩雷斯·梅迪纳则认为这种矛盾是蓄意为之。她在声明中指出，本届政府正在利用芬太尼作为借口，在海外升级军事冲突，并在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未经授权的打击与芬太尼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在外国水域杀戮。“如果政府真的关心芬太尼带来的危害，他们就应该投资于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不是切断人们获取救命护理的途径。”

关于究竟什么措施能够拯救生命，实际证据所呈现的图景与行政命令所暗示的截然不同。药物过量死亡人数正在持续下降：在截至2024年9月的12个月里，这一数字降至8．7万人，为2020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这一趋势早于特朗普削减减少伤害项目的时间，反映了多年来公共卫生投资的成效，而他目前正在拆毁这些投资。

在佩雷斯·梅迪纳看来，政府的叙事框架显而易见：为病患提供治愈性药物，用战争武器对付毒贩。这种做法造成的附带损害是立竿见影且可以衡量的。“政府对公共卫生的削减正在将人们赶出医疗保健计划，掏空预防药物过量的服务，导致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被迫关闭。”

萨贝特坚称：“因此，我们将对此进行抗争。这件事还没完。”

总部位于纽约的迷幻药辅助护理组织卡迪亚的创始人迪米特里·穆吉亚尼斯和罗斯·埃伦霍恩警告称，特朗普支持了全面的税收和支出立法，而这些立法剥夺了研究证明至关重要的复元资金。

他们指出，被称为“美丽大账单”的共和党税收和预算框架，将在未来十年内从包括医疗补助和食品援助在内的联邦项目中削减超过一万亿美元。

这种矛盾是特朗普毒品政策的基石：他在某些物质上是历任总统中最宽容的，而在另一些物质上则是最倾向于军事化手段的。

作为自由意志主义医生和毒品政策分析师，辛格清晰地阐述了这种张力。他认为，特朗普将大麻重新归类为第三类并推进迷幻药研究，确实值得肯定。“但他同时也在加倍推进毒品战争——采取激进行动，比如在海上打击疑似毒贩。传统上，这些案件涉及拦截、逮捕和审判。”

辛格强调：“即使人们有罪，惩罚也应该是监禁，而不是死刑。”这种区别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辛格指出，卡特在1977年尝试的非罪化以及奥巴马的《奥格登备忘录》，都代表了联邦政府在执法层面的退让。“但与特朗普目前的举措相比，那些都显得十分有限——特朗普正式对一种药物进行了重新分类，并承认了迷幻药的医疗潜力。”

辛格提出疑问：“现在的问题是，这究竟代表了一种真正的转变，还是仅仅是一个狭隘的特例？”特朗普的举措在设计上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大麻和迷幻药被包装成病患的良药，而芬太尼依然被视为敌方战斗人员。

在4月份的签字仪式上站在特朗普身旁的乔·罗根，曾给总统发短信讨论伊博格碱——这是一种他在节目中多次提及的药物。

据罗根透露，特朗普立即回复道：“听起来很棒。你想要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吗？我们这就办。”

辛格解释了这背后的政治算计：“大麻和迷幻药现在被认为是相对无害的，而且迷幻药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联系在一起。特朗普的做法反映了这一点——他对公众抱有好感的药物更加开放，而对公众反感的药物则采取更强硬的立场。”

民调数据支持了这一分析框架。根据盖洛普的数据，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比例已从1985年的23％上升至如今的64％。

尽管这一数字较两年前的70％略有下降，但对特朗普而言，在推进大麻和迷幻药政策方面依然存在政治空间，而这种空间在硬性毒品上是截然不存在的。

辛格指出了特朗普拒绝触及的更深层次的经济逻辑。他表示，许多所谓的“硬性毒品”已经在医疗领域得到应用。可卡因属于第二类管制药物，芬太尼和其他阿片类药物每天都在作为处方药被开出。“真正的危险往往来自黑市——未知的纯度、污染和剂量。执法越严格，毒品的效力就越强。这就是为什么芬太尼甚至更强的合成毒品会层出不穷。”

辛格断言：“禁令并不能消除需求，它只会让供应变得更加危险。”当被追问特朗普的举措是否为更广泛的合法化打开了大门时，米隆给出了谨慎的评估。

他表示：“他们中没有人对毒品合法化进行过全力以赴的辩护。但重要的是执行力。特朗普没有要求审查——他直接下令执行。这是截然不同的。”

现在的问题是，大麻和迷幻药是否会成为一种概念验证。如果重新分类能够奏效，如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批准得以通过，政治逻辑就会发生转变。

支持大麻合法化的比例已从1985年的23％上升至如今的64％，这个选民群体是真实存在的。

迷幻药一旦被批准用于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将确立一个先例：第一类管制药物也可以是安全的、有效的，并且是可以被监管的。

特朗普的芬太尼政策表明，这个契机是有局限性的。他不断谈论芬太尼的邪恶、军事打击，以及将边境问题视为毒品入侵。合法化的核心逻辑——当人们能够从受监管的渠道合法获取产品时，他们会使用更安全的产品——在这里同样适用。

正如米隆所解释的：“无论是先验推理还是实际证据，都不支持合法化会导致使用量急剧增加的观点。使用过程将会变得安全得多，因为你将可以在当地的药店购买。”

自大麻合法化以来，多个州报告了显著的收益，包括逮捕人数的减少、为数千名背负大麻传票的人提供法律救济，以及数百万美元的税收被重新投资于社区。罗拉多州在2015年征收了1．35亿美元的大麻税；而纽约州预计在截至2026年3月的财年中将产生1．618亿美元的税收。

在加利福尼亚州，60％的大麻税收被用于资助青年项目，这兑现了合法化将资金重新投资于教育和公共卫生的承诺。

但特朗普拒绝将这一逻辑应用于芬太尼。这扇大门只是选择性地敞开。

辛格阐述了倡导者眼中真正的机遇：“合法化可能会减少药物过量，因为人们将能够获得受监管的、成分明确的产品。如果产品标签有误，就会有问责机制——这在黑市上是不存在的。”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大麻或迷幻药的成功，是否能为其他药物的合法化创造动力。”

真正的考验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到来。如果美国缉毒局最终确定了将大麻列为第三类管制药物的规则，并且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2027年底前批准至少一种迷幻药，那么特朗普将打开一扇前任们只停留在口头上的大门。

这究竟会引发真正的毒品政策改革，还是仅仅停留在为政治上可接受的物质开辟一个狭小的特例，将取决于接下来的发展。

但许多像佩雷斯·梅迪纳一样的人依然对现状深感担忧。“如果政府真的关心芬太尼带来的危害，他们就应该投资于行之有效的措施，而不是切断人们获取救命护理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