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文化”视域下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更新路径研究——以永兴县板梁古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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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湘南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对其景观基因谱系结构、形成演进规律及有机更新利用进行探索，有助于推进传统村落研究和乡村振兴实践。基于“地理—文化”复合视域，以永兴县板梁古村为实证案例地，构建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提出景观基因工程概念原理、分类编辑机制及活化更新路径。研究发现：①湘南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受地理与文化要素及人地关系的全方位深刻影响，其识别体系包含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基因、宏中微观空间尺度及多个维度。②板梁古村具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营建智慧，村庄布局展现高度的整体性和宗族性，民居建筑受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因素作用形成自身地域特点，公共空间包含多种类型并呈现丰富的空间层次，社会文化呈现儒学与宗族文化景观及湘南传统农耕特色。③新地理与文化语境下，基于景观基因工程及触媒理论，系统研判村落基因现存问题与需求，依据不同情境构建分类编辑及表达机制，有助于对聚落基因及空间文脉的科学传承和有机更新。④板梁古村应基于完整性和安全性开展景观基因修复，兼顾协调性和功能性实施景观基因剪切，顺应时代性和在地性进行景观基因植入，融合具象性与灵活性进行景观基因复制显化，从而促进村落保护、活化与振兴。

关键词：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方法；基因编辑；活化更新；湘南；板梁古村

1 引言

传统村落作为特定地域人居活动与自然环境融合的历史文化结晶，往往蕴含能表达人类文明和空间文脉的遗传基因，是乡土味道、乡村风貌和乡愁的重要载体。在开放社会背景下，传统村落需摆脱原有闭塞环境，通过更新发展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新需要。然而在此进程中，相关主体在利益分散格局下进行的无序发展以及过度商业化开发，可能导致文化基因谱系混乱或断裂等问题，不利于村落文化的有序传承和可持续发展。欧美发达国家较早出现传统村落危机问题，其他发展中国家亦不同程度存在。如何推进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促进乡村治理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世界性命题。面向乡村振兴和乡村现代化，实现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共赢，是新发展阶段中国需要重点关注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需要深刻理解和系统把握传统村落遗传密码，促进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及地方治理协同进步，在“村落空间—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互动演化中，实现聚落空间的活态传承和有机更新。

近年来传统村落研究关注点主要包括村落功能演变、乡村文化遗产保护、文化景观特征与机理等，研究对象涉及传统民居、建筑群体以及村落整体，其中借鉴生物基因概念发展的景观基因理论逐渐成为国内传统村落研究的热点，并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国外学者首先将基因概念引入聚落研究，1942年Taylor利用基因遗传学分析方法研究城乡聚落空间形态特征，为村落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模式。20世纪末Richard等首次提出了文化基因的概念，以其表示文化传播的基本单位，开创了文化基因研究先河，同时诸多学者逐渐将基因概念运用到城乡规划研究中。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探索，在深入分析中国传统村落意象特征基础上，结合文化基因理论提出景观基因概念和理论，之后结合多门学科进一步提出景观基因组图谱概念，认为区域所有景观基因组与景观基因的集合，是聚落文化景观意象的图示表达。

景观是自然环境要素与人文社会要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地域性景象表现，景观基因指某个地域不断发展中所传承的“基本单元”，即代代传承且区别于其他文化景观的因子，是对文化景观本质内涵的解构和对景观空间意象特征的符号抽象与表达，对于探索聚落景观基本特征及文化作用机制有重要价值。景观基因可依据重要性、要素构成、表现形式及尺度等进行分类，相关方法结合运用能显著提升分类效果及适用性。景观基因识别主要是运用内在唯一性、外在唯一性、局部唯一性和整体优势性等原则，提取景观元素、图案、结构及含义，从二维平面和三维立面刻画景观基因的外在特征、视觉形式和内在结构特征。基因识别是基因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基础，识别方法有多种，其中特征解构方法得到普遍重视，但主要依靠视觉与感知，强调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主要采用文本提取、资料分析、深度观察及信息挖掘等方法。随着人口流动、产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社会观念转变，传统村落景观及其遗传特质不断发生演变，最终可能引发基因变异，即传统村落基因在世代“遗传”过程中，其排列顺序发生了改变。景观基因变异包含空间变异和文化变异、主动变异和被动变异、有利变异和不利变异等多种类型，全面科学研判基因变异类型、机制及效应，对于基因合理修复和有机更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中国知网（CNKI）主题词检索统计分析，截至2025年10月景观基因及相关期刊论文共计957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371篇，大部分为2020年以来发表，涉及诸多学科领域，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村域尺度景观基因识别与提取、景观基因信息链与乡村旅游发展、景观基因变异机制及修复传承和景观基因图谱构建方法技术等。

传统村落格局与基因图谱形成及演化机制较为复杂，是各种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部分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探讨。自然与地理视角，程俊杰等揭示传统村落格局形态规律及空间基因特征，梳理聚落空间形态与自然要素的内在联系。董艳平等基于河流、驿道等线性要素作用识别解析传统村落的空间基因。李伯华等识别提取上甘棠村风貌景观基因并建立基因信息链。社会文化视角，杜森和秦雨认为村落空间形态是村落生产生活与自然资源之间依附互扰过程形成的宏观形态格局。张高军等研究发现东秦岭传统村落历史演化受外族群迁入、匪寇侵扰、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影响。王苏宇等研究表明徽州传统村落作为徽文化的载体，宗族思想、程朱理学及徽商社会经济发展等主导其景观衍变方向。丁晓焰和李志英借鉴生物学“碱基理论”探究景观基因变异的诱发机制，认为造成变异的主要诱因包含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费雪艳等基于空间商品化视角探讨传统渔村文化景观基因变异过程，发现其变异是内部、外部主体和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为机理探索提供良好基础，但大多关注单一议题或采用专门观察分析视角，对“人”的因素重视不够，研究视域较为局限，学科融合与方法集成较为薄弱，综合性与系统性有待加强，同时实际操作层面缺乏统一量纲与要素限定下的空间基因提取范式。另外，既有研究针对特定典型区域的传统村落解析仍显不足，主要聚焦于村庄风貌保护，景观研究的开放性和动态性不够，面向新时代村落发展建设的讨论较为欠缺，与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契合度不高。

从传统村落的形成过程观察研究，各地聚落景观特征差异主要是由于各地区气候、地形环境、生活习俗、民族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的不同所致，即可宏观地归结于地理环境、文化类型及传播这两大因素的影响。中国传统聚落景观是中国区域文化与区域环境的综合体，应避免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等观点，进行全面系统性解构和阐析。因此，本文结合前述分析，将地理与文化视角进行有机结合，提出“地理—文化”视域（Geo-Cultural Perspective）复合研究框架。本框架尝试采用跨学科综合视角，强调地理环境与地域文化的共同影响，以更好地阐释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生成与演化机制，是对传统文化地理学构架的进一步拓展和创新。湘南地区是中亚热带与南亚热带的过渡地带，历史上地处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文化廊道，自古以来孕育了众多具有鲜明地域特征的传统村落，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这些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挑战。本文基于“地理—文化”复合视域，构建传统村落基因识别体系与活化更新理论框架，并选取湘南永兴县板梁古村开展典型案例实证研究，通过景观基因识别与编辑有机衔接，促进传统村落空间文脉的延续与更新，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新思路，也为深化中国景观基因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路径。

2 “地理—文化”视域下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更新框架

2.1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

景观基因作为传统村落的基本遗传因子，对其进行科学识别有助于深入解析传统村落的内在结构与特征，同时对景观基因进行编辑也能影响景观的传承与发展。本文基于“地理—文化”视域，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更新理论与方法框架。具体而言，在现代遗产保护理论、景观基因工程理论和触媒理论指导下，基于地理、文化及交互视域，综合多个维度和尺度，开展传统村落景观特征解析、景观基因识别与图谱构建。在此基础上，进行基因“地理—文化”聚类分析和问题归类及成因剖析，最后据此开展景观基因分类编辑与表达，进而实现基因保护传承与活化更新，促进乡村全面振兴（图1）。该框架主要包括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景观基因编辑原理机制2个层面3个方面，其中，“地理—文化”视域是逻辑主线，识别理论框架和编辑原理机制有机衔接，分别阐释基因图谱构建和活化更新的科学基础，指标体系是基因识别及图谱构建的具体操作方案。

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是传统聚落研究的科学依据和逻辑起点。传统村落发育及景观基因生成是地理与文化两方面要素长时期共同作用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演化的结果，亦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演变发展。①地理视域：地理环境是传统村落景观形成的地域背景和主要影响因子，包含自然地理和人文—经济地理。其中自然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的生存本底，涉及气候、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流域）、自然资源、建筑材料等诸多因素，对乡村聚落空间形态与景观基因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安全防灾的系统性适应和生存资源的可持续获得。中国传统聚落大多注重“坐北朝南”“靠山面水”“负阴抱阳”“藏风聚气”等风水格局，以及天井采光、通风透气、自然排水等微观布局，就是对自然条件的积极适应，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哲学智慧。同时，中国幅员辽阔，地貌类型多样，传统村落基因受到三向地带性与自然地理界面的重要影响。人文—经济地理因素包含交通地理、经济区位及周边联系等多个方面。传统聚落自诞生之初便非孤立存在，综合区位条件、交通可达性等共同构成其获取社会经济资源“流”的关键禀赋，并决定资源的集聚能级。此种“流”的动态过程，最终对聚落的规模、布局、功能及景观基因产生深刻影响。②文化视域：文化是影响聚落景观形成的内在驱动要素，包含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及交织融合。地理环境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但文化仍然拥有独立于地理的属性，本文尝试拓展传统文化地理学视角，将文化作为专门的分析维度。文化是传统聚落形成与发展的灵魂，塑造了聚落的空间形态、社会组织和内在基因。中国传统村落普遍尊崇儒释道及多元融合的精神信仰，受到农耕文化的显著影响，突出宗族文化的核心地位，呈现“田（生产）—宅（生活）”共生的空间结构和以祠堂为核心的建设布局，进而体现在建筑设施与装饰、社会习俗、节庆礼仪、传统技艺及地域产品等诸多方面。同时，由于地方文化的差异，中国各地传统村落也具有不同的地域风格和地方特色，譬如山墙造型从北往南表现出由规整厚重向生动活泼的造型变化，传统村落特色肌理则是地方文化主导下社会组织与空间结构在图形关系上的投射。③“地理—文化”复合视域：地理与文化交互作用复杂，一方面，特定地理环境可能孕育某种地域文化，地域文化是特定地域环境下特定人群所具有的思维理念、行为模式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文化基因在跨区域传播过程中，受沿线自然、经济、社会等要素的影响，会发生一定程度改变以适应当地环境。中国地理环境地域分异显著，地方文化丰富多样，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受到地理与文化要素的共同塑造。以在地性强的营建方式、工艺与技术为例，它们不仅体现了对地域气候、地形和材料等环境条件的智慧适应，也深刻蕴含着传统哲学、民族及宗教等精神文化寓意。

2.2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指标体系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应协调村庄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保持村庄完整性、真实性和延续性，保护聚落风貌景观、传统格局和传统建筑，发展乡村特色产业，为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加强农耕文化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开展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推进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探索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建设模式。面向乡村振兴总目标，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应遵循规律，注重整体，因地制宜，彰显特色。

景观基因的系统识别是村落景观保护的重要科学基础。本文在景观基因识别理论框架建构的基础上，基于地理与文化复合视域，主要遵循“四唯一”原则，综合参考特征解构提取、文本提取、深度观察及信息挖掘等方法，进行识别指标体系构建与分析，深化聚落中人居、社会和环境等各层级各类型遗传因子的表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地理与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内化作用于村落建设布局、建筑风貌等显性空间与思想观念、信仰习俗等隐性条件。为便于辨识和表述，经过梳理将景观基因归为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两大类，其中显性基因是以相对固定、可见形态出现的遗传因子，依据空间尺度主要包含环境特征、布局特征、建筑特征和公共空间，隐性基因是以隐含或动态形式存在的遗传因子，主要包括文化信仰和社会特征，共21项指标（表1）。相较于已有文献成果，本文识别指标体系强化了观察分析视角的综合性，强调了公共空间与特色产业等因素在传统村落建构演进中的重要性，拓展充实了显性和隐性基因内涵。

2.3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编辑原理与机制

2.3.1 景观基因工程原理传统村落是在漫长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的人文聚落，作为基本遗传因子的景观基因，从村庄选址诞生至今，始终伴随贯穿其中，其与生物基因存在一定共性，通过编码表达聚落的内核特征，具有遗传稳定性，同时通过“变异”与“选择”，实现对新的人文-自然环境的适应，进而通过“复制”与“表达”，实现空间文脉的传承和发展。在此过程中，既要注重关乎村落特色的基因保护与延续问题，也应关注历史演进语境下基因变异与重组等现象。尽管景观基因演化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由于受城乡要素流动与现代化进程冲击及乡村治理滞后等影响，传统村落除了出现一般“乡村病”，还面临一系列非自然衰败问题和空间异化、空间失活与文化失真等潜在危机，亟需采取合理干预和科学拯救行动。在此背景下，“拯救修复与活化利用”开始成为国家提升乡村建设与治理水平的重点，也逐步成为传统村落研究的热点。景观基因修复概念认为应基于景观基因完整性来开发和保护传统聚落。李晓颖和张赟乐以苏南水乡聚落为例，针对不同景观基因变异类型提出相应的修复传承策略。段进等提出在特色村镇的保护与改造中，认知方法应实现从“要素—类型”到“地区—基因”的在地性转变。赵万民等建立“三态融合”的形态基因保护与更新方法。李伯华等提出应构建新旧景观和谐相融、基因修复与传承于一体的有机更新模式。

基因工程（Genetic Engineering）又称基因拼接技术和DNA重组技术，是以分子遗传学为理论基础，将不同来源的基因按预先设计的蓝图，在体外构建重组DNA分子，然后导入活细胞，以改变生物原有的遗传特性。具体而言，是基于生物性状表达即蛋白质功能需求，设计预期蛋白质结构和推测脱氧核苷酸序列，选择外源供体基因和重组DNA，进而导入受体并表达出新的性状。基因工程包括外源DNA、载体分子、工具酶和受体细胞等要素和基因剪切、复制、重组与表达调控等环节。传统村落是建构在人地共生基础上的乡村人居有机生命体，也会经历出生、成长、衰亡或更新的历程，在此过程中，景观基因发挥根本性作用。本文借鉴基因工程原理和方法，结合传统村落“地理—文化”实际，提出景观基因工程概念，即根据传统村落发展阶段特征和需求，明确景观核心要素及架构脉络，研判景观基因存在的问题及成因，进而找准基因工程环节、方向与措施，对景观遗传因子进行科学合理修复、剪切、复制、重组和更新，优化构建适应时代发展的景观基因组，促进村落特色景观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表2）。景观基因工程是科学的系统工程，应主要遵循三方面原则：①尊重传统村落发展客观规律，避免不必要的主观设计和人为干预。②实行差异化精准调控，根据实际需要选择相应的景观基因工程环节和工具。③坚持村民主体地位与多方协同配合，充分体现在地性和可行性，确保村落保护与更新效果。

2.3.2 景观基因分类编辑与表达机制基因编辑是一项基因工程前沿关键技术，能在基因组特定位置进行定点精确操作，实现对DNA序列的删除、插入、修改或替换。本文基于“地理—文化”视角，研判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现状特征、问题及演进需求，进而依据景观基因工程与触媒理论，遵循自组织性、完整性、开放性及延续性原则，对村落基因进行分类编辑与表达。其中触媒理论是指策略性地引进新的元素，在激活原有元素的同时，通过局部改造而非本质性的改变来带动周围元素的发展，生成触媒“链式反应”，促使构造实现“持续与渐进的改革”。论文在梳理既有研究基础上，将理论创新与实践需要相结合，系统提出景观基因修复、剪切、植入和复制表达等四种方法：①景观基因修复。生物基因修复是修复有缺陷的基因，将基因中突变的碱基序列加以纠正，使其能够正常地表达生物性状。景观基因修复则是修复破损衰败的村落地理与文化基因，包括地理环境要素及格局、历史文化遗存等方面，从而保护和延续村落人居环境，彰显地域文化特色。②景观基因剪切。指针对现代化浪潮下传统村落发展中产生的非协调侵入变异，即破坏村落传统风貌的景观因子，通过整改切除的方式将其从聚落中移除。③景观基因植入。生物基因植入指将外源基因与原有基因进行重组后导入受体细胞，进而表达新的性状。景观基因植入则是基于演化视角和触媒理论，回应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时代需求，在精准拼接、和谐融合前提下植入新的基因，对原有景观基因组部分序列进行有机更新，进而实现村落地理格局和文化谱系的有序演进。④景观基因复制显化。生物基因的表达需要受体细胞。同理，传统村落中往往存在因历史原因而沉寂或未能有效表达的景观基因，如部分非物质文化基因，由于缺少表达的载体而濒临失传。景观基因显化即是将这些基因进行挖掘与重现，并为其创造适合表达的场域和空间。

3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3.1 “地理—文化”视域下湘南传统村落主要特征

湘南地处湖南南部和湘江上游，本文主要是指郴州和永州。地理方面，湘南三面环山，东、南、西面依次为罗霄山、南岭和雪峰山，地形复杂多样，山地、丘陵与山间盆地及河谷小平原相互镶嵌，气候湿热，雨量丰富，水系发达，湘江及其支流贯穿其中。同时该地区毗邻广东、广西和江西，历史上属于中原与岭南沟通联系的主要通道，交通区位独特，战略地位突出。文化方面，由于湘南地处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过渡和交汇地带，历史以来有着大量外来人口迁入和流动，当地社会在主要受儒家理学文化和湘楚文化、湖湘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赣文化、客家文化、南粤文化及当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湘南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该文化普遍崇尚“耕读”，浪漫主义与入世精神兼具，崇文尚礼与经世济用融合。在此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下，诞生了不少历史悠久的传统村落，其数量多、分布广，多为宗族聚落，约占湖南省传统村落总数的26.5%。同时，该地区近代受到的外来破坏和干扰较少，大部分村落景观风貌保存较好，具有较高的学术及应用研究价值。

湘南传统村落选址上多背山面水、伴田而居，体现追求人与自然环境有机融合、和谐共处的风水思想。在整体形态方面，具有较强的空间秩序感，大致可分为团状、带状与指状。村庄建筑平面的周正，厅堂与厢房的秩序排列，以及以祠堂为中心的空间布局结构，彰显了重视家族凝聚力的宗法礼制观念。同时注重文化浸染、艺术细节和人居环境品质，体现了当地居民的精神向往和美好追求。总体而言，湘南传统村落具有独特的地域景观特征，其融自然山水与多元文化于一体，往往呈现防御性与宗族性强、封闭内敛与开放融合并存等特点，是中国传统村落富有特色的典型地域活态样本。然而，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变迁，这一珍贵遗产亦面临保护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挑战。

3.2 研究案例地概况与特征

本文研究案例地为湘南地区板梁村，该村位于湖南省郴州市永兴县高亭乡（图2），始建于元朝至正十八年（1358年），至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全村同姓同宗，聚族而居，属汉高祖刘邦后裔，现有户籍人口2，300余人，其中古村内实际居住人口仅100余人。整个古村占地约2.34km2，巷道62条，总建筑面积约0.27km2，至今仍保存300多栋连片的明清古民居，其建造工艺精湛、风格统一、形制规整，村庄整体景观风貌呈现高度的有序性和宗族性。板梁古村于2010年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11年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成为首批中国传统村落，是湘南地区保存较好的典型传统聚落。

板梁古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期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推动居民聚族而居、引导村庄传承发展的是民族意志、宗族信仰与实际需要，以此形成的景观基因往往只需要承载相应意义便能稳定遗传，如村落布局、建筑装饰、传统节日均与村民紧密联系，满足其生产生活与精神文化需求，得到村民自主修复、代代传承。随着社会变革与开放发展，古村居民不断接收现代化观念，原本倚靠血缘关系、宗族权威所维系的社会共同体逐渐演变成更注重利益关系的社会联结，从而在新的时代需求下衍生出新的遗传因子及文化景观符号。

3.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作者团队对湘南传统聚落、乡村发展与规划有着长期观察和研究，本研究在景观基因识别与活化更新理论框架建构基础上，重点以永兴县板梁古村为案例地，采用文本分析、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数据资料和开展分析，质性与量化研究相结合。

（1）文本分析法：通过研读传统村落、景观（空间）基因、基因工程等文献和湘南地区传统聚落及案例地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系统梳理归纳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发展脉络、方法技术及分析视角，为论文理论方法框架建构提供启示和借鉴。

（2）实地调研法：论文作者近年来先后两次对板梁古村进行了现场调研，采取参与式观察方法和无人机与相机拍摄等记录方式，实地考察了解村落地理区位、地形地貌、山水格局、空间肌理、功能布局、主要建筑、历史文化及经济社会特征，同时收集地形图、村落保护与发展现状、相关规划与政策文件等基础数据资料。社会特征的部分图片通过网络收集。

（3）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听取当地干部群众及专业人士对该村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意见建议。同时，重点结合研究主题，对古村住户进行随机抽样调查和深度访谈，内容主要包括家庭年龄结构、住房条件满意度、环境整治和村民诉求等方面。由于古村绝大部分人口已迁出，本文有效深度访谈问卷共25份（户）。通过对调研数据资料的整理分析，深入解析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特征，厘清其问题与需求，进而构建更新活化路径。

4 研究结果与分析

4.1 景观基因识别结果及解析

4.1.1 环境与布局特征基因识别湘南传统村落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多以“天人合一”观念为纽带，在风水与布局选址上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要体现在趋利避害、安全防灾、便于耕作与生活等方面。板梁古村东靠象山，西临溪河，整体山清水秀、负阴抱阳、藏风聚气。村庄面向田野，空间开阔，在拥有充足日照的同时，促使居民日常生活与农耕生产有机融合。在风水上，村庄周围山体层次丰富，左右青龙白虎相拥、前有案山相对，呈祥和融融之气。板梁古村水系景观包括三个部分，即上中下祠堂前的月塘、半包围在古村西部的水渠即板溪、穿插在村庄内部与外围的网格水道与水井，与居民日常生产生活密切关联，同时满足村民的灌溉、防火、洗涤等用水需求，充分体现了师法自然、人水共生的营建智慧（图3、图4和图5）。

村庄的布局特征主要指外部整体形象和内部空间结构，表现为村庄的平面形式以及交通组织。板梁古村营建布置于山水之间，体现与地理条件的良好耦合，是“低影响人居建设”的经典范本，同时作为湘南代表性宗族聚落，是典型的“一聚一族”村庄，在空间布局上展现出高度的宗族性和整体性。①外部形态上，板梁古村顺应地形逐水延伸，呈带状分布。②整体布局上，古村民居自南向北，以三个祠堂为中心，分成三个房系，即分别围绕下祠润公厅、中祠茂公厅、上祠贤公厅，形成下、中、上“三片”格局。③交通组织上，板梁古村采用湘南传统村落中普遍运用的横巷组织方式，内部道路沿着建筑横平竖直均匀分布，未突出主干道路，大多数为“四方四正”式布局，配有若干斜道穿插其中（图4）。

4.1.2 建筑与公共空间基因识别湘南传统村落建筑受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宗族制度及家庭结构等共同作用，在不断适应外部环境与文化变迁中形成独特的地域建筑特点。湘南地区因山多地少，夏热冬冷，多雨潮湿，建筑设计营造需兼顾考虑通风、保温和排水除湿等需求，同时板梁古村是刘氏世族后裔聚落，尊崇儒家思想和宗族礼法，上述因素均对古村建筑基因形成演化产生重要影响。板梁古村建筑特征基因可以从建筑的平面、立面与屋顶、装饰、材料与结构等方面识别提取。①古村建筑平面形制以“厢堂式”为基本构成单元，平面形状多为矩形，以天井为核心，组织建筑的采光、通风与排水及居民的生活作息。②村庄民居建筑主要以硬山顶覆盖，因此聚落内建筑立面主要以高耸的封火山墙形式表现。③传统村落建筑大多采用砖混结构，而位于湘南地区的板梁古村，为适应当地多雨潮湿的气候条件，其传统民居形成了独特的建造体系：整体采用穿斗式木构架承重结构，外墙仅作为围护结构存在（图6）。

湘南传统村落大多以中国“礼”的思想来指导营建，在空间上具有较强的序列性。板梁古村公共空间主要包括特色公共建筑、开敞空间与街巷空间（图7），不仅是人居环境的重要物质载体，更是人地关系与社会关系的集中投射。基因特征体现为：①特色公共建筑：包括上中下三个祠堂、望夫楼、箭楼、回龙茶轩、古钱庄、松风私塾与龙泉古庙等。祠堂作为宗族权力的象征，建筑形制庄重，是聚落的核心公共空间，承担祭祀、议事、庆典等功能。同时，板梁作为当年金陵古驿道和重要商贾集镇，其诸多公共建筑是古村交通地理与经济区位的空间投影，体现古村与周边及外界地区的多方面密切联系，蕴含和承载丰富的历史叙事。②开敞空间：包括河塘水系、广场等。三个大型广场分别位于上村、中村和下村祠堂前方，且均与月塘水体紧密相联，呈现“祠堂—广场—池塘”空间序列，在村民日常生活交往和节庆演出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体现传统风水观念和对自然资源环境的复合利用与适应。③街巷空间：具有连续性、曲折性和符号性。板梁古村房屋高低错落，但街巷空间未有明显的跳跃和突变，而是通过青石板路、“官道”和收缩、放大及转折空间实现有机过渡和衔接，并与其他公共空间配合互动形成丰富的空间层次。

4.1.3 文化信仰与社会特征基因识别板梁古村文化信仰特征基因提取主要从文化思想、宗族信仰、传统技艺几个方面进行。①文化思想主要以湘楚文化与湖湘文化为背景，呈现“忠、孝、仁、勇、义、礼”儒家理学文化景观以及经世致用、心忧天下的担当精神。②古村宗族文化是湘南传统乡土社会的典型缩影，不仅投射在建筑布局向心性和有序性等物质空间方面，还体现在族群组织、祭祀和信仰体系等精神文化层面。重视族谱修撰与世系传承，供奉“神明”，以崇拜敬重的方式调适人地关系。③民间工艺类型丰富多样，包括木雕技艺、彩绘堆塑技艺、楹联书写技艺等，具有鲜明的湘南地域文化特色。

板梁古村社会特征基因是地理与文化要素对当地居民生活影响的重要体现。板梁人世世代代崇文重礼，一些特定社会习俗被传承保留下来，且具有较为浓厚的仪式氛围。村庄在节庆日举行相应传统民俗活动，包括舞神狮、倒灯、古乐曲等，其中，源于周朝“三礼”之《礼仪》的周礼古宴为当地重大活动必遵的综合性民俗礼仪，融礼仪、乐曲、美食为一体，包含接客、宴客、送客3个环节，隆重喜庆，程序严谨，最具古风特色。古村地处湘南低山丘陵和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特色产业以传统水稻种植及竹笋干、剁椒藠头、枫树叶虫茶等农副加工特产为主，注重精耕细作和对当地自然条件的充分适应与利用。

4.1.4 板梁古村景观基因综合识别结果通过识别构建板梁古村基因图谱，发现其深刻反映了该村六百多年昌吉安定景观，是维系村庄物质与文化传承、影响居民生活与生产的核心要素。同时古村景观基因贯穿于当地物质载体和意识形态，成为浓缩湘南历史文化信息的重要遗传密码。板梁古村在聚落选址与空间布局上遵循“天人合一”理念和宗族礼制规则，封闭性与开放性相结合，在建筑模式上与湘南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传统农耕形态及生活方式相吻合。公共空间类型多样且形成丰富层次，文化信仰与社会习俗地域特色明显，彰显古村在历史时空尺度中的活力与张力。该村景观基因从宏观、中观到微观，无论显性与隐性，均与当地“地理-文化”语境高度有机契合，体现地理与文化要素及人地关系对景观基因的全面融入和深刻影响（表3）。

4.2 景观基因问题诊断及成因效应

在景观基因识别基础上，综合实地调查与访谈（图8）研判，古村景观目前衍生以下主要问题：①村落基本维持原有总体格局和形态，但传统建筑未能得到较好保护，经过漫长历史变迁日渐破败，同时出现与传统景观风格不相协调的新景观表征，30%的受访村民认为亟须加强文化景观保护。②随着时代发展，村庄内部道路与空间愈显封闭，无法适应当前社会环境，基础公服设施和居住环境亟待改善。③古村人口持续流失，绝大部分原住居民搬迁至古村外新建住宅，目前仅有100余村民留守，其中老人约占47%，小孩约占28%，空心化与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④古村旅游等产业因人才、交通等原因尚未得到有效开发，未能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近一半受访村民对当前生活状态不满意，认为应增添村庄活力、增加就业机会和收入的村民占52%。综上调查分析，随着时代进步与社会变迁，研究区内生需求不断演变发展，部分景观基因面临被遗弃、侵蚀和更替的巨大挑战。

近年来板梁古村“地理—文化”语境发生显著变化，人地关系不断解构和重构，村落原有景观基因与乡村发展新需求的契合度明显下降，遗传稳定性被打破。由于村民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等因素，村落景观基因保护传承受到不利影响，部分基因因无法满足现代化要求被移出村落更新，古村随之在某种程度上流逝和丧失景观基因的表达外壳，象征宗族信仰、地域文化的传统建筑墙体、装饰等日渐破损且缺乏修复，而代表新功能需求的现代自建房等设施粗放植入，进而导致传统村落景观杂乱无序，存物失脉。

4.3 景观基因分类编辑表达及活化更新路径

4.3.1 基于完整性和安全性的景观基因修复板梁古村景观基因修复主要通过参考史志资料、测绘资料、区域文化景观意象等方法，对传统村落破损、衰败的基因进行科学评价，在此基础上确定修复方案和重点。从原真性与整体性角度出发，板梁古村环境特征与布局特征基因保存较好，但水环境质量需要改善。建筑特征基因受损较为严重，传统民居建筑年久失修，其中部分清代建筑发生坍塌，存在诸多安全隐患。基因修复需重点改善古村景观完整性与安全性两个问题，促进可持续保护与传承。对于存在风貌破损的建筑及公共空间，可采用合适的基因构件进行及时修补，使其形象完整并恢复活力，如针对当前古村民居彩绘模糊、脱落等问题，应参考历史资料与当地文化特征进行适应性修复，使建筑立面完整，进而活化村庄空间氛围与文化气息。而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建筑，应结合当前农村危房整治改造政策与工作，综合确定景观基因修复治理方案，尽量使用原材料、传统技艺进行加固修复，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同时，维持延续原有景观基因风貌特征。古村景观基因修复不应局限于政府扶持层面，还需强化村民的在地认同与文化自信，深入挖掘景观基因的当代价值，进而引导村民共同参与并开展自主修复。

4.3.2 兼顾协调性和功能性的景观基因剪切近年来古村村民为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自发更新活动显著增加。然而，更新过程中外来景观元素的不当使用，导致新建建筑风格与传统环境严重不协调。例如，部分新增建筑屋顶采用铁棚搭盖，外立面以瓷砖贴面铺饰；同时部分原有建筑遭到无序改造，采用水泥、塑钢等建材进行所谓“修缮维护”，此举覆盖了原真历史遗存和文化记忆，导致村落景观基因消逝和文脉阻断。此类破坏性建设实为景观基因在现代化冲击下发生的消极突变，扰乱了基因的正确传承，制约了传统村落“地理—文化”景观的有序演进。为保护古村传统风貌，应采用基因剪切方法解决景观冲突和失调的问题，即通过整改手段，将破坏村落景观的外来基因元素移除。如通过与村民协商，拆除或替换与村落风貌极不协调的金属棚架、铝合金门窗、瓷砖贴面以及水泥墙体等基因构件；对于路灯、空调机箱以及各类电线等村民生活所需的现代设施，则可统一规划处理，采用遮蔽、隐匿的方式将其从传统景观风貌中“移除”，包括采用管材地埋电缆、设计本土化符号构件遮掩相关设备设施等。通过基因剪切技术，既满足村民生活需求、改善人居环境条件和保障居住安全，也确保村落传统景观风貌得以恢复和存续。

4.3.3顺应时代性和在地性的景观基因植入聚落景观基因时空谱系是“地理-文化”要素演化及人地关系变迁的投影，是历史进程中遗传密码不断传承、变异和选择的结果。随着板梁古村交通与经济区位显著改善、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以及社会文化理念革新，村落原有人地关系面临解构和重构，传统的景观基因已无法完全满足复杂的人群需求和空间需求。基于景观基因工程和触媒理论，顺应时代发展和新空间生产需要，在和谐融合前提下因地制宜适当植入新的活力基因，增强村落发展内生动力，促使景观基因更好契合新的地理与文化语境，是古村有机更新与活化利用的关键。当前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游客活动逐年增多，然而公共与旅游服务设施及空间严重不足，居民与游客满意度较低。针对上述问题，应在村落合适节点植入满足现代生活及增加游客与村落对话的功能空间，如在中心地段增设社区服务设施，在古商街增添当地特产体验点，利用闲置房屋植入餐饮、民宿及文创等功能。同时，可在物质空间中植入新旧融合的文化景观因子，如在废弃庭院、街巷及开敞空间改造中融入相关元素，塑造富有活力的特色公共空间。最后，基因植入与剪切需协同作用，通过剔除非协调性变异基因，并依据整体景观肌理注入适配基因，在维系村落景观连续性的同时驱动其有机更新与持续发展（图9）。

4.3.4 融合具象性与灵活性的景观基因显化传统村落的保护需兼顾物质与非物质文化景观的存续。针对板梁古村的隐性文化基因，应在深入挖掘其内涵的基础上，对未充分表达的基因进行复制转译，或借助适宜载体实现显化利用。同时，基因复制与植入策略相融合，隐性基因显化与显性基因表达协同推进，以增强文化传承的整体性与系统性。具体措施包括：①在古村合适节点和场所再现板梁传统社会景象，增添历史故事展栏、文化雕塑、民俗展台等构筑物，显化表达当地传统文化习俗。②建设古村文化博物馆和村落记忆工作坊，提升村庄文化传播和交流效能，同时为典型景观基因的显化展示提供平台支撑，促进实现景观基因的正向传承。③通过“文化转译”将隐性基因符号显性化，如结合乡村振兴与青年友好实践，将传统景观符号转化为文创产品，打造地域特色文化产业；结合乡村文旅发展，将古村及湘南传统文化复制于舞台展现，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传统民俗再现与互动（表4）。通过景观基因的显化，促进古村社会文化遗传因子保护和利用，增强村落及地域情感寄托与文化认同，进而提升传统景观的经济效益和综合价值。在此过程中，须警惕基因异化风险，审慎平衡现代性冲击，确保基因表达的在地性和真实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湘南传统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的典型活态样本，有着独特且鲜明的地域景观特征，对其基本遗传因子进行科学提取、识别与分类编辑，有助于系统把握传统村落空间的文化内核、多维结构及形成演变机理，推进传统村落景观风貌保护与活化利用，为当前中国景观基因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维度。研究结果表明：①湘南传统村落区位独特，景观基因受地理与文化要素及人地关系的全方位深刻影响，其识别体系包含显性与隐性两大类基因、宏中微观空间尺度及多个维度，其中显性基因包括环境特征、布局特征、建筑特征和公共空间，隐性基因包括文化信仰和社会特征。②以板梁古村为代表的湘南传统村落，具有人地和谐共生的选址特点和师法自然的营建智慧，在村庄布局上展现出高度的整体性和宗族性。民居建筑受地理环境、宗族制度及家庭结构等因素共同作用，逐步形成具有鲜明识别性的地域特点。公共空间包括开敞公共空间、特色公共建筑与街巷空间，衍生出丰富的空间层次。社会文化包含文化思想、传统技艺、社会习俗和特色产业等方面，主要呈现儒学与宗族文化景观，具有浓厚的仪式氛围和湘南地区传统农耕特色。③新地理与文化语境下，基于“村落空间—自然环境—社会人文”互动演化，湘南传统村落既要重视反映地域特色的基因保护与延续问题，也应关注新因素驱动的基因变异与重组现象。基于景观基因工程与触媒理论，系统研判村落景观基因现存问题与发展需求，依据不同情景构建差异化的基因编辑与表达机制，有助于对聚落基因及空间文脉的科学传承和有机更新。④板梁古村景观现状存在年久破败、封闭局限、新旧失调、人口外流及活力匮乏等问题，应基于完整性和安全性开展景观基因修复，兼顾协调性和功能性实施景观基因剪切，顺应时代性和在地性进行景观基因植入，融合具象性与灵活性进行景观基因复制显化，进而有效促进古村保护、活化与振兴。

5.2 讨论

基于景观基因的保护与更新是当前乡村振兴与文脉在地性发展的关键，因此对景观基因演化规律及调控机制的基本理论研究，是解答地域传统聚落保护与发展命题的科学基础。湘南传统村落具有鲜明的典型性和地域特色，基于“地理—文化”复合视域的景观基因解析探讨有利于深化和丰富中国传统聚落整体研究。本文阐释构建了传统村落景观基因形成演进机理、识别体系与分类编辑机制，该理论框架仍需更多的探索及实证予以深化完善，特别是在识别体系量化和智慧化、分类编辑方案的精准生成等方面，应与景观基因信息链、人工智能模型等研究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人文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和建筑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有助于对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的全景式认知和深入理解。同时，国土空间规划和空间治理现代化语境下，传统聚落基因理论研究成果如何与制度供给、地方治理及市场机制协同配合，更好应用指导具体规划建设实践，亦是值得且亟待研究的前沿课题。

作者：唐常春，周楚来

来源：《地理研究》2026年第3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汪鸿琴

校对：宋柄燃

审订：王昱婷

责编：耿 曈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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