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良：深切悼念一代杰出学人郭振羽先生、李金铨先生

丙午春节刚过，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得知郭振羽（3月23日逝世）、李金铨（4月16日逝世）两位教授驾鹤西去，不胜唏嘘。

两位先生皆生于1940年代，同为华人传播学界泰斗、国际著名传播学者，笔者与他们相识二十余年，耳濡目染，获益良多，何其有幸！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在此，谨撷取若干片段，以表缅怀之情、敬仰之意，与同道一起追思两位巨擘。

一

20世纪末的中国，决意走改革开放之路，作为助力这一大业的新兴学科之一的传播学，生逢其时，蓄势待发。笔者当时任教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性节点。可喜的是，一批有志于推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海外、境外友人，包括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许多知名传播学者，纷至沓来，其中，就有郭振羽教授和李金铨教授，彼时，作为学院分管科学研究的副院长、教育部传播学研究重点基地主任的我，也就有了接待他们，开展各种交流与合作的机会。

我与郭振羽、李金铨两位老师究竟在哪一年初次相见？已记不清具体时日，大体在世纪之交。

可以确定的是，与郭老师认识在先（应是1998年），我们商谈的第一个合作项目，则是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郭老师是其创院院长）接受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派师生去访问、学习。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海外兄弟院校最早以此方式支持国内院校成长的尝试，至少是先行院校之一。

后来，双方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我数次造访狮城，受到郭老师的热情接待，并结识了汪炳华、郝晓鸣、徐小鸽等同仁好友。郭老师于1990年创办的亚洲第一本传播学期刊《亚洲传播学刊》（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还聘请笔者担任学刊编辑顾问（中国大陆传播学界首位），让我与有荣焉。

我于2006年离开复旦大学到上海交通大学工作之后，郭老师对我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和帮助。尤具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贡献是，在郭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建立了由他和帕翠斯（Patrice，美国）、帕夫利克（Pavlik，美国）、达顿（Dutton，英国）、吉见俊哉（日本）、苏钥机（香港）、汪琪（台湾）等七位海内外知名学者组成的全球传播研究院国际学术委员会，为研究院提供了富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际化发展思路，成功举办了八届全球传播论坛，包括引领中国传播学界首次走出国门到国际传播学会（ICA）平台召开专题论坛的2012年美国凤凰城会议，以及首次主办国际传播学会区域性大会的2013年上海会议，有力地促成了中国传播学的进步，显著地提升了学科的研究水准，扩大了学科的国际影响。

在这段长达12年的光阴里，郭老师不辞辛劳，出席了每一届全球传播论坛以及2013年的区域性大会，并多次发表主题演讲。我们的足迹和欢声笑语，遍及上海、美国、贵州、捷克。我与郭老师的最后一次相聚，就是2018年在捷克首都——美丽的布拉格举办的第八届全球传播论坛。那年，郭老师已届78岁，老当益壮、精神矍铄，发表了题为《东游记：亚洲传播研究的崛起》的精彩演讲，赢得全场的热烈掌声。

之后，我们原计划于2020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办的第九届全球传播论坛，因突如其来的疫情而中止，如此，就导致我见郭老师的最后一面，定格在了2018年5月底布拉格那几个春光明媚的欢快日子。

至为遗憾的是，疫情过后，我心中本有打算，择日专程赴新加坡看望郭老师，可一来杂务缠身，二来想着郭老师身体一贯健朗，迟些成行应无大碍，未料一念之差，致使终身抱憾！

二

回想我与李金铨教授的见面次数，其实不多，大约有四次。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应是2000年），我在复旦大学附近的一家餐厅招待李老师。他当时穿一件色彩鲜艳（黄白相间）的花格子短袖衬衣，气宇轩昂，风度翩翩，我们一见如故，相谈甚欢。

后来的三次面晤，都是我们在香港出席学术会议期间的邂逅，尽管时间不长，彼此都很高兴。在疫情即将肆虐前的2020年1月——距今竟已六年，我应邀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浸会大学共同举办的“中华传播研究的传承与创新”学术研讨会，原以为能见到预定与会发表主题演讲的李老师，心中很是期待，可惜，他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赴会。

与郭老师相比，我与李老师之间的交流，除了会面、信件与邮件来往之外，更多的是通过阅读他的论著、关注他的信息，从中获益。李老师的大作《传播纵横》（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后，他特意托人赠送了一本给我，我旋将其列为案头必读文献，不时披阅，常读常新。

学养深厚、学贯中西的李老师，文字真诚而优美，令我深为折服。他的许多论述，中肯精辟，发人深省。例如，他对不良学风的批评：“一味好高骛远，不肯深入一门，表面上好像东南西北什么都懂，其实只能浅尝辄止，囫囵吞枣，或泛滥无归，文章即使写得再花花绿绿，除了拾掇‘此人说，彼人说’以外，实无所见。......现代学术不光为了培养以引经据典为炫耀的‘活动书架’，也要倾听可能发展出创造力的内在声音。”（摘自《传播纵横》20页）又如，他对敬畏学术的自省：“像我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在退休前夕更体会到‘学问实难’的道理，纵使穷尽毕生之力，欲获得点滴寸进，也未必有太大的把握。......想到庄子说的‘如鼹鼠饮河，不过满腹’，不禁唏嘘、悚然而汗颜。在浩瀚的学海面前，怎能不谦卑？”（摘自同书616页）当我读到这些妙语警句，会心一笑之际，仿佛觉得李老师就坐在我的对面，颔首浅酌，笑而不语。

在李老师的众多业绩中，他创办的“多闻雅集”（即香港城市大学大陆青年传播学者到访项目）活动，尤其令人钦佩。从2004年起的十多年里，以他为首的城大传播研究中心承担了对大陆二百多位青年才俊的扎实而有效的学术训练，这是中国传播学界一个出色的“无形学院”范例，枝繁叶茂，影响深远。

2014年，李老师荣获国际传播学会（ICA）费雪（Aubrey Fisher）导师奖，成为首位华人传播学者得主，可谓实至名归。十年之后的2024年，本人忝列李老师之后，成为该奖项的第二位华人得主、第一位大陆得主，反躬自问，在笔者大半辈子的学术道路上，作为华人传播学者楷模的李金铨教授，其著述和成就对我无疑有积极而显著的示范作用，于此，也体现出了一种薪火相继、生生不息的学术传承吧！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两位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对传播学，尤其是中国和亚洲传播学的卓越贡献，及其优秀品质、人格魅力，已然名垂青史，光照后人，必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为学术繁荣和人类福祉不懈努力，勇往直前！

书于沪上明珠苑

2026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