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娘带弟兄仨赶庙会，一算命先生盯着我娘：你家老四我知道在哪

一九七九年，农历三月三，蟠龙山的庙会。

那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大场面。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卖糖葫芦的、捏面人的、耍猴的、唱戏的，把山路两旁挤得水泄不通。糖葫芦的竹靶子上插满了红彤彤的山楂串，在初春的阳光下像一串串红玛瑙，亮得晃眼。捏面人的老头的摊子前围了一圈孩子，他手里的面团三揉两捏就变出一个孙悟空，金箍棒细得像根针，孩子们的眼睛都直了。耍猴的那只老猴子穿了一件红背心，翻跟头、作揖、骑自行车，逗得人群一阵一阵地哄笑。戏台子是临时搭的，木板颤颤巍巍的，台上的人在唱豫剧，台下的人磕着瓜子扯着闲篇，谁也不嫌谁吵。

娘走在前面，我跟着她，后面是大弟、二弟。那年我十三岁，大弟十岁，二弟七岁。弟兄仨像一串蚂蚱，一个挨一个，谁也不敢撒手，怕被人潮冲散了。

娘穿着一件藏蓝色的卡其布褂子，领口磨得发白了，袖口打了两个补丁，补丁是浅灰色的，比褂子本身的颜色浅了好几度，在人群里格外扎眼。她的头发在脑后绾了一个髻，用黑色的发夹别着，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被三月的春风吹得飘来飘去，像细柳条。她一只手拉着二弟，另一只手挎着一个竹篮子，篮子里装着几包点心，用油纸包着，麻绳扎着，是准备去庙里上供用的。白皮酥，上面点了红点，红点是用食用色素点的，手指碰一下就会染上颜色。

娘走路很快，步子又急又碎，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她每年都要来赶这个庙会，风雨无阻，雷打不动。我不知道她求的是什么，她从来不说。每次从庙里出来，她的眼睛都是红的，像刚哭过，但她会很快地用手背擦一下，然后若无其事地说：“走，给你们买糖葫芦。”

那天的蟠龙山，香火旺得像着了火。

大雄宝殿前的香炉里插满了香，青烟缭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空气里弥漫着檀香和蜡烛燃烧的气味，混着人身上的汗味和泥土的腥气，又呛又闷。有人在蒲团上磕头，额头碰地，咚咚地响。娘没有挤进去，她站在殿外的台阶下，把篮子里的点心取出来，交给专门收供品的和尚，然后双手合十，闭着眼睛，嘴唇微微翕动，念了很长很长一段话。

我站在她身后，手里攥着大弟的手，大弟攥着二弟的手。二弟太小了，站了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扭来扭去，像一条被捏住了尾巴的泥鳅。娘的眼睛一直闭着，她的侧脸在香火的烟雾里忽明忽暗，像一尊会呼吸的塑像。她没有看我们，但她的手伸过来，准确地按在二弟的头顶上，轻轻地压了压，那意思是——别闹。

二弟安静了。

我顺着娘的目光往殿里看，越过层层叠叠的人头，看到了一尊金身佛像。很高很大，从殿顶垂下来，半张脸藏在阴影里，只露出一只微垂的眼睛，那眼睛在香烟缭绕中似闭非闭，好像看着你，又好像什么都没看。

我不知道娘在跟那尊佛说什么。她的嘴唇动了很久，眉毛一会儿皱一会儿松，像是打不完的结。我那时候以为她在为我爹祈福。我爹去年摔断了腿，在床上躺了大半年，刚能下地走路，走得一瘸一拐的，右腿使不上劲，像一根没上紧的螺丝。村里人都说我爹这腿怕是废了，但娘不信，她说庙里的菩萨灵，求了就好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每年三月三来这个庙，跪在那尊大佛前念那么久，不完全是为了我爹。

从寺院出来，人群比来时更密了。太阳偏西了，斜斜地照在山路上，把人的影子拉得老长。娘在卖糖葫芦的摊子前给我们一人买了一串，又在一个卖布头的小摊前停下来，挑了几块碎布头，准备回去给我爹做鞋。她挑得很仔细，把每一块布头都翻来覆去地看，摸质地，看颜色，比尺寸，跟卖布的老头讨价还价，最后挑了三块，一块灰的，一块蓝的，一块黑的，用一块旧手帕包好，塞进竹篮里。

转身的时候，一个算命先生拦住了她。

那个算命先生坐在路边的石阶上，面前铺着一块灰布，布上画着八卦图，墨迹已经褪色了，有些地方模糊不清。八卦图旁边摆着签筒、铜钱、一摞黄纸，还有一只缺了口的粗瓷碗，碗里放着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他穿着一件灰白色的长衫，领口松垮垮的，露出里面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旧棉袄。头发花白，乱蓬蓬地支棱着，像一窝被风吹散的枯草。眼睛很亮，不是年轻人那种明亮的亮，是那种被岁月打磨过的、像旧铜器一样包了浆的亮。

“大嫂，”他说，眼睛直直地盯着我娘，“留步。”

娘没理他，拉着二弟的手往前走。在庙会上遇到算命先生搭话，十个里头九个半是为了骗钱，这是常理。我也常听村里人这么说，所以跟着就要走。

算命先生又说了一句话。

“你家老四，我知道在哪。”

娘停下来了。

不是慢慢停下来，是像被什么东西钉在了原地，整个人一动不动，连呼吸都好像停了。她的那只挎着竹篮的手，指节慢慢收紧了，竹篮的提手被她攥得咯吱响。她的另一只手还拉着二弟，但那只手的力气忽然变得很大，大到二弟的手被攥疼了，咧着嘴喊了一声“娘”。

她没有应。

她就那样站着，背对着算命先生，像一棵被雷劈过的树，外表看着没事，里面已经烧焦了。阳光从西边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投在地上，很长很长，像一道深深的裂缝。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你家老四”是什么意思。我们家只有弟兄三个，我是老大，下面是大弟、二弟。哪来的老四？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还有一个小弟弟或者小妹妹。

但我看到了娘的表情。

她转过身来的时候，脸上的颜色像被人抽走了，白得发灰。她的嘴唇在发抖，不是冷的那种抖，是一种更深层的、从身体最里面往外涌的、怎么都压不住的抖。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算命先生，看着他花白的头发、亮得不像话的眼睛、面前那块褪了色的八卦图。

我那时候不懂，所谓的“老四”，是一段被埋藏了十一年的、从来没有人提起过的、我娘这辈子最疼的秘密。

算命先生指了指旁边的石阶，做了个请坐的手势。石阶被太阳晒了一整天，还是温的，坐上去不凉，但那个温度在初春的傍晚很快就散了。娘坐下来了，竹篮放在脚边，她的手还在发抖，但她把二弟搂在怀里，把大弟拉到身侧，让我站在她身后，像一只展开翅膀的老母鸡，把三只小鸡护在身体周围。

算命先生看着娘，看了很久。

他没有看卦象，没有看手相，没有看生辰八字。他只是看着娘的脸，像在看一本被翻了很多遍、边角都卷起来了、有些页已经缺损了的旧书。他的目光不是那种打量人的、评估人的、算计人的目光，而是一种更深沉的、像一口老井一样的目光，你看不到底，但你知道底下有水。

“大嫂，”他说，“你丢孩子那年，是猴年，戊申年。秋天，八月。那年的雨特别多，下了整整一个多月，河水涨了三次，河滩上的花生全烂在地里，一季的收成都没了。”

我娘没有说话。

算命先生继续说：“那孩子是男孩，生下来的时候六斤二两，哭声很大，从你家门口能传到村口。右耳朵后面有一颗痣，跟小米粒一样大，青黑色的。这孩子不是什么算命算出来的，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怀了十个月，一口一口的米汤养大的，没有一天不在你心里。”

我大弟在后面问了一句：“娘，他说啥？”娘没有回答。她的脸上有泪珠滚下来，不是一颗一颗地掉，是一道一道地淌，像屋檐下的雨水，不紧不慢的，但不停。她的泪淌过颧骨，淌过嘴角，淌过下巴，滴在怀里二弟的头发上。二弟抬起头，伸出手摸了她的脸一下，她笑了一下，但笑得比哭还让人难受。

我站在娘身后，从她的肩头看到算命先生，他的手从袖子里伸出来，干枯的，指节粗大，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泥垢。他用那只手从签筒里抽出一支签，看了一眼，放在娘面前。签上写的什么我看不清。

“这孩子没死，”算命先生说，“他还活着。在很远的地方，有人把他养大了。他过得不好，也不坏，饿不着也撑不着。他想找他亲娘，但他不知道从哪儿找起。”

他把那支签插回筒里，端起那只缺了口的粗瓷碗，喝了一口水。水从碗沿漏出来一些，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淌，滴在那块褪了色的八卦图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子。

“他是被人抱走的，”算命先生说，“不是丢的，不是送人的，是被人抱走的。那个人你认识。”

娘猛地抬起头，动作太快，脖子发出轻微的咔嚓一声。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亮得像烧红的铁，灼热的，逼人的。

“谁？”她的声音几乎是吼出来的，但那声吼不是从喉咙里发出来的，是从很深很深的地方翻上来的，带着尘土和铁锈味，像一块压在心底十一年的石头终于被撬动了一下，底下埋着的东西在那一刻见了光。

算命先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从袖子里摸出一张黄纸，展开，上面写着几行字，字迹潦草，像是用树枝在地上画的。他把那张黄纸叠了叠，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递给我娘。

“你回去看。”他说。

我娘接过那张黄纸，手指碰上去的时候，老先生的指腹粗糙得像砂纸，指节弯曲处有厚厚的黄茧，大概是他常年握笔写字磨出来的。

“大嫂，”算命先生说，“我再送你一句话。有些路，不是不走，是时候不到。有些账，不是不算，是账主子还没到。你等的那个人，她会自己来。”

说完这话，算命先生站起来，把灰布收了，签筒、铜钱、黄纸、粗瓷碗，一样一样地塞进一个灰扑扑的布袋里，扎紧口子，搭在肩上。他的动作很慢，不急不忙的，像一个人在做一件做了无数遍的事情，熟练到不需要思考，但每一次都认真，不敷衍，不马虎。

他把布袋搭在肩上，朝山下走。

走了几步，他回过头，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特别。不像是看一个陌生人的眼神，也不像是看一个算命先生看顾客的眼神。那眼神里有一种类似“确认”的东西，像是他在我脸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影子，那个人他认识，又像是不太确定的回忆。

然后他转身走了。夕阳照在他灰白色的长衫上，把他的背影染成了淡金色。他走得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下山的石阶一级一级的，他踩得很准，没有踩空过。布袋在他肩上随着走路的节奏一下一下地晃着，像一只疲倦的鸟在扇动翅膀，飞不高，飞不远，但一直在飞。

他走了以后，娘在山路的石阶上坐了很久。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条从山顶垂到山脚的黑色河流，静静地流淌在山路上。

她把那张折叠的黄纸攥在手心里，攥得很紧，手指的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像冬天冻僵了的树枝。她没有打开看，没有看上面写了什么，就那样攥着，像攥着一条命。

大弟蹲在路边拔草，拔了一根狗尾巴草，在手里甩来甩去。二弟已经困了，靠在娘怀里打盹，口水流出来，把娘褂子的前襟洇湿了一小片，那是一片深色的、不规则的图案，像一张没画完的地图。我站在娘身后，看着夕阳一点一点地沉下去，看着天边的云从桔红变成灰紫，看着山下的村庄开始亮起零星的灯火。

“娘，”我喊了一声，“天快黑了，该回家了。”

娘站起来，把二弟背上，竹篮挎在手腕上。她没说话，拉着大弟的手，往山下走。我跟在她后面，看着她的背影，看着二弟趴在她背上睡着了，口水顺着她的肩胛骨往下淌。看着大弟被她拽着往前走，一步三回头，想挣脱她的手去追路边的蚂蚱，但没有挣脱。看着她的步伐比来时慢了很多，好像脚底下绑了什么东西，每一步都沉甸甸的，拔不出来。

下山的路很长，天很快就黑了。山路上没有什么人，只有偶尔从对面走来一两个晚归的香客，脚步声由远及近又由远，像潮水一样，来了又走了，只留下更深的寂静。

月亮从东边的山梁上升起来了，不太大，也不太亮，模模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月光照着山路，白惨惨的，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三个影子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风从山坳里吹过来，带着松脂的气味和远处村庄的狗叫声，隐隐约约的，像隔了一堵墙。

回到家已经快半夜了。

我爹还醒着，坐在堂屋的煤油灯下抽旱烟。他的右腿伸在另一把椅子上，膝盖上敷着一块布，布的边角有些发黑，是每天敷药的痕迹。看到我们进门，他放下烟袋，把那条腿从椅子上慢慢挪下来，扶着桌沿站起来。动作很慢，右腿像一根没有骨头的软面条，撑不住身体，全靠左腿和双手的力量。

“咋才回来？”他问。声音不大，但带着一种隐隐的焦虑。

娘把二弟放到床上，盖上被子。二弟翻了个身，手伸出来在空气中抓了一下，像是做噩梦了，又像在找什么东西，嘴里含混地喊了一声“娘”，声音很小，像小奶猫在叫唤，喊完又沉沉睡去。

娘把那张黄纸从口袋里掏出来。纸被她攥了一路，已经皱得不成样子了，边角卷曲着，纸面上有汗渍浸过的痕迹，有些字被洇开了，模糊了。她把纸放在桌上，用手掌一点一点地按平，按了很久，才把那些皱褶勉强按开。

我爹凑过来，眯着眼看那张纸。他不识字，但他知道那是一张写了字的纸，在煤油灯下，纸面上那些弯弯曲曲的笔画像一条条看不到尽头的小路，每一条都通向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

娘也没打开看。

她把那张纸按平之后，翻过来扣在桌上，用茶碗压住，像压着一只随时会飞走的蝴蝶，或者一个随时会醒来的梦。

“睡吧，”她说，“明天再看。”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我睡在东厢房，和我爹睡一张床。我爹的腿疼得厉害，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他的呻吟声很低，像风穿过破了的窗户纸，呜呜的，断断续续的，一阵一阵地飘过来。他怕吵醒我，把呻吟压在喉咙里，变成了一种含混的、像磨牙一样的声音。

我假装睡着了，闭着眼睛，听着他翻身的声音，听着墙上的挂钟嘀嗒嘀嗒地走着，听着堂屋那边娘偶尔的一声咳嗽。堂屋的灯亮了很久，后来灭了，屋里一片漆黑。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片惨白的光斑，像一面破碎的镜子，碎片散落一地，怎么都拼不回去。

第二天早上，娘把那张黄纸打开看了。

她看完以后，没有哭，没有叫，脸上的表情看不出什么异样。她把那张纸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去灶房烧火煮粥。铁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地响，她把玉米面撒进锅里，用长柄勺搅着。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在火光中明明灭灭，看起来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死水。

但她的手在抖。

她用长柄勺搅粥的时候，勺子碰着锅沿，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像一个人在打摆子，上牙磕下牙，不受控制。

我爹坐在灶房门口，抽着旱烟，看着她。他没有问她那张纸上写了什么。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村子去了县城，在县城安了家，结了婚，生了孩子。我每隔一段时间回来看看，娘老了，头发全白了，腰弯了，走路要拄拐杖，但每年三月三的庙会她还是要去。没有人拦她，也没有人能拦住她。

我爹七十三岁那年走的。走之前的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床前，他的腿已经完全不能动了，瘦得皮包骨头，像一截被虫子蛀空了的老树桩，只剩下一个空壳子。

“你娘这辈子，”他说，“不容易。”

我问我爹：“那个算命先生说的，是真的吗？我还有一个弟弟？”

我爹沉默了很久。窗外的月光透过窗户纸照进来，落在他的脸上，他的脸像是用旧报纸糊的，薄薄的，一戳就破。他的嘴唇动了好几次，像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

“你娘丢过一个孩子，”他终于说，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那年在河滩上晒花生，你娘带着他。就一转眼的工夫，孩子没了。找了一整天，没找到。你娘在河滩上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被人抬回来的。”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像在咽什么东西，咽了很久才咽下去。

“后来你娘每年都去庙里上香。不是为了我，是为了那个孩子。”

我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他看的是窗外。窗外什么都没有，只有黑沉沉的天和远处山影模糊的轮廓。

我没有告诉他那张黄纸上写了什么。我娘也没有。那张纸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不知道是被她烧了、藏了还是贴身带着了。我没有问过她。因为有些事，不问比问好，不知道比知道好，就像那个算命先生最后说的那句话——“不是不走，是时候不到。”

也许时候永远都不会到。

也许时候到了，她不想走了。

又过了很多年，我娘八十一岁那年，我陪她去赶庙会。她已经走不动山路了，我用轮椅推着她，顺着那条走了无数遍的石阶，一级一级地往上推。轮椅的轮子在石阶上咯噔咯噔地响，像一个人的心跳，不均匀，但还在跳。

娘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藏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得发白了，袖口打了两个补丁，补丁是浅灰色的。她的头发全白了，在阳光下像一顶银白色的帽子，风吹过来，那些白发在风中轻轻飘动，像蒲公英的种子，随时都会被风吹走。她的眼睛不大好了，眯着看人，要凑得很近才能看清楚。

山路上人还是那么多，卖糖葫芦的、捏面人的、耍猴的、唱戏的，跟十多年前一模一样，连叫卖的声音都差不多。糖葫芦的竹靶子上插满了红彤彤的山楂串，在初春的阳光下像一串串红玛瑙，亮得晃眼。捏面人的老头换了一个更年轻的，手里的面团还是三揉两捏就变出一个孙悟空，金箍棒细得像根针，围观的孩子们的眼睛还是直的。耍猴的那只老猴子已经不知道换了多少只了，此刻正穿着一件红背心，翻跟头、作揖、骑自行车，逗得人群一阵一阵地哄笑。

娘看着这些人，嘴角微微翘了一下。不算笑，但也不苦。

她在大雄宝殿前停下来，让我把她推到殿门口。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很久，掏出几块点心，用油纸包着，麻绳扎着，白皮酥，上面点了红点，红点已经褪色了，只剩下淡淡的粉色。

“帮我递进去，”她说。

我接过点心，走进殿里，交给收供品的和尚。和尚很年轻，大概二十出头，穿着一件灰色的僧袍，接过点心的时候点了点头，说了声“阿弥陀佛”。

我走出来，娘已经双手合十了。她的眼睛闭着，嘴唇微微翕动，念了很长很长一段话。风从殿门口灌进来，把她的白发吹到脸上，她没有去拢，就那么念着，像很多年前一样。她的声音很低，低到只有她自己能听见。

我不知道她跟菩萨说什么。也许还是在求我爹的腿。也许还是在求那个丢了的孩子。也许已经不求什么了，只是想说说话，说一些跟谁都没法说的话。檀香的气味从殿里飘出来，缭绕在她的白发周围，像一个淡金色的光圈，把她的脸照得很柔和。

我站在她身后，忽然想起了那个算命先生。

想起了他花白的头发、亮得不像话的眼睛、褪了色的八卦图，还有他说的那些话。每一个字，直到今天，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不是因为我的记性好，是因为那些字像钉子一样钉在我的记忆里，拔不出来。

他说“你家老四我知道在哪”。

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个“老四”是谁。后来我才知道，“老四”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名字，一段被藏起来的岁月。那个算命的，他算的不是命，是人心，是一段被河流、被时间、被无数个沉默的夜晚冲刷了无数遍的真相。他算的是有些人用了半辈子去找、又用了半辈子去忘的东西。

下了山，日头偏西了，阳光落在她脸上，暖暖的。

我推着轮椅，顺着山道慢慢往下走。轮椅的轮子在石板路上咯噔咯噔地响，她忽然开口了。

“军啊，”她喊我的小名，“你说，人死了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

我推着轮椅的手紧了一下。

“能吧，”我说，“都能见到。”

她没再说话了。下巴靠在轮椅的扶手上，眼睛半闭着，像在看远处的什么，又像什么都没看。风吹着她的白发，一缕一缕地飘着，像一面打了太久的旗，旗杆还在，旗面还在，但颜色已经看不清了。

我忽然很想问她那张黄纸上写了什么，那个算命的到底说了什么，她在庙里跪了这么多年到底在求什么。但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张了张嘴，一个字都没发出来。我给一个大姐让了下路，她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孩子手里举着一串糖葫芦，吃得满嘴都是糖稀，红艳艳的。

娘看着那个孩子，眼睛忽然亮了一下。只是那么一下，然后灭了，像一盏灯，风吹过来，火苗晃了晃，又稳住了。

“走吧，”她说，“回家。”

山道很长，下山比上山更难走。我推着轮椅，走得很慢，前面有人，我不催，就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