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社会，能让阅读成为日常？｜商周专栏

图源：Unsplash / Clay Banks

撰文 | 商周

复活节在柏林小住，周六上午步行前往位于动物园附近的古董旧货市场，途中经过一个公路桥下的涵洞。与外面明亮的阳光相比，涵洞中显得昏暗得很。走到里面，才注意到有一个在那里过夜的人。

他所带的物件很简单：铺在地上当床垫的是可以卷起来的泡沫板，陈旧的睡袋看上去有些臃肿；头这边是一把撑开的雨伞，勉强构成了一个相对私密的空间，脚那头有一个简单的拉杆箱，上面还放着一个白色的手提袋。

桥下涵洞中的读书人（摄影：商周）

在德国，这样露宿街头的人哪个城市都有。这些人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有陷入经济困境的穷人，还有暂时没有找到住处的外来者。他们一般都是男性，在简单的行李旁，经常会有空了的啤酒瓶，以及用来要钱的纸杯，里面装着几个零散的硬币。

但这位露宿者让我感到惊讶，不是因为他旁边没有酒瓶和纸杯，而是他穿着羽绒服半躺在那里看书。我不由得停了下来，此时已经是上午十点，不少人来来往往，他却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待着。

一本好书，能把人带入另外一个世界。

这个在满是涂鸦的背景中的画面，让我受到了感动。我思考着如何以某种可以接受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于是有了这张从背后拍下、隐去他个人信息的照片。

其实，我是不应该感到惊讶的，因为阅读在德国是一件比较普遍的事情。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对中德两国——我所生活和熟悉的两个地方——的阅读情况做一个比较。

以公共图书馆为例。根据德国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数据，德国在2022年拥有约8854个公共图书馆，基本上每万人即拥有一座（1）。而在中国，截至2023年，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为3246个，约每40万人拥有一座（2）。两者在密度上的差距，是一个数量级的不同。

一般来说，中国的图书馆相对集中且规模较大，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用图书馆的密度来衡量国民阅读的情况，人均借阅量才是一个更接近真实阅读行为的指标。

2022年，德国公共图书馆全年借出书籍约2.9亿册，折合人均约3.5册（3）；而中国在2023年的公共图书馆外借总量约为7.8亿册，人均约0.5册（4）。也就是说，在这一更能代表图书馆阅读的指标上，德国依然是中国的6倍以上。

如果说图书馆反映的是公共文化供给，那么图书市场则更多体现个人选择。

过去十年间，德国图书市场年销售额基本稳定在90亿至100亿欧元之间（5），按平均书价18欧元估算，人均每年购买图书约6册。而在中国，2024年图书零售市场规模约为1129亿元人民币，如果按30元每册的价格来估算，对应的人均购书量在2至3册之间（4）。

以上说的是实体书，电子书阅读的情况则稍有不同。

根据德国书商和出版商协会的报告，德国人的电子书人均年阅读量为2.75册（5）。根据第21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的结果，中国成年国民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52册（6）。

但总体来看，无论是公共借阅还是个人购买，德国读者的年阅读量仍然显著高于中国。

然而，比起“读多少”，或许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人们在读什么？

从这一点来看，中德之间的差异同样直观：根据德国书商与出版商协会的数据，2024年德国图书市场中，占比最高的是虚构文学（36.6%），其次为青少年读物（18.1%）、人文社科（11.7%）、教育类书籍（11.7%）以及非虚构文学（11%）（7）。同样是在2024年，在中国总销售的1129亿元码洋的图书零售市场中，占比前五名的则是少儿类（28.2%）、教辅类（25.3%）、文学（8.9%）、学术文化（7.8%）和心理自助（3.66%）（8）。

这种差异并不难在现实中得到印证，只要走进两国的书店就能马上感觉出来。在德国的书店里，虚构与非虚构文学类书籍是主流，而在中国，大多数书店中占据主要位置的则是少儿读物和辅导教材。

根据阅读量和书籍构成的数据，如果仅考察成年人的阅读情况，那么中德两国的差距会更加明显。这一点，我个人在中德两国的生活中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在德国，书籍也是亲朋好友间常送的礼物，在火车上安静地看书是一种常态；而在中国，尤其是在居住着大部分人口的县城，成年人读书则并不是一件常见的事情。

德国有利于阅读的环境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它也正面临和中国类似的挑战。社交媒体对注意力的分散、读者数量的减少、线下书店的生存压力，以及严肃学术出版的持续萎缩，这是整个世界共同面对的问题。

在中德两国应对这些变化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一些趋同的方案。

两国的出版行业都在主动进入数字化环境。有声书与订阅制平台不再被视为纸质书的替代品，而成为新的增长点，使阅读得以嵌入通勤、运动等碎片化时间之中。同时，实体书店也在重新定义自身的角色，从单一的销售空间转向文化活动的组织者，通过朗读会、讨论会等形式，使阅读重新获得某种“公共性”。另外，一些大型出版机构则通过教材等稳定收益板块，维持学术与思想类出版的持续存在。这种“以市场反哺学术”的机制，在两国都有不同形式的体现。

但除此之外，德国还有一些自身特有的策略。

比如德国近年来推出的“文化通票”，为年满18岁的青年一次性发放现金补贴，专门用于购买书籍和文化票务。虽然每个人只有200欧元，但它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将阅读引入青年人的日常生活。书籍类商品适用7%的优惠增值税，远低于普通商品的19%的税率，从而降低书籍的售价。

另外，德国长期实行严格的图书定价制度，新书在不同销售渠道之间价格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价格竞争，保护了线下书店——尤其是地方小书店——的生存空间，使书店这一阅读的重要基地能够尽可能向基层延伸。

也是因为严格的图书定价法，德国的新书一般没有折扣，这让书籍的价格显得相对昂贵。但这不会对想读书的穷人产生太大影响，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获得阅读资源。除了各地密集分布的公共图书馆，德国许多城镇都有免费分享的图书亭，人们可以往其中捐书，也可以从中自由获取。另外，相比新书，二手书的价格就显得非常亲民。在周末的旧货市场上，1欧元的旧书比比皆是。

一个德国小镇街头的图书交换亭（摄影：商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免费或近乎免费的书籍构成了阅读的另一种入口，使不同处境的人都更容易获得，包括陷入困境的街头露宿者。在这样的环境中，阅读就不再是资源分配的结果，而更接近一种个人选择。

比如在这个昏暗的涵洞中，阅读就只是一个人与一本书之间的关联。

那天我去逛古董旧货市场，也是和书籍有关。

我个人对书的兴趣，不仅限于阅读本身，也包括它作为物件的存在。无论是中国的线装古书，还是早期欧洲关于中国的著作，都在我的个人收藏。这些跨越时间与空间的古籍，忠实地承载着知识如何被记录与传播的历史。

比如下图中这本由德国传教士学习和批注过的《老子道德经解》，就是一段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还有这本1699年在德国出版、由法国传教士李明（Louis le Comte）撰写的《中国近事报道》，更是欧洲早期关于中国的重要文本之一。

我在德国收藏的清代《老子道德经解》和1699年德国出版的《中国近

不过，这样的“收获”在现实中非常少见。更多时候，在古董旧货市场的闲逛，不过是在各种物件之间穿行，却难以买到心仪之物。那天在动物园附近的古董旧货市场，我也是如此。兴致勃勃地逛了两个小时，最后空手而归。

回程时，我再次经过那个桥下的涵洞。那位露宿者已经离开，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仿佛他从未在那里停留过。

只是那一瞬间的画面，总是停留在我的记忆里。

参考资料：

• [1] https://www.bibliotheksverband.de/sites/default/files/2023-10/Bibliotheken%202023_englische%20Version_WEB.pdf
• [2] https://zwgk.mct.gov.cn/zfxxgkml/tjxx/202408/t20240830_954981.html
• [3] https://www.boersenverein.de/markt-daten/marktforschung/wirtschaftszahlen/branchenumsatz-und-branchenentwicklung/
• [4] https://www.chinawriter.com.cn/n1/2025/0116/c403994-40402913.html
• [5] https://www.boersenverein.de/markt-daten/marktforschung/e-books/
• [6] https://www.news.cn/politics/20240423/eda892aa310749f8ac9f8457d8d233ea/c.html
• [7] https://de.scribd.com/document/931907218/WIPK-2025-Praesentation-ENG
• [8] https://www.xinhuabookstores.cn/hang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