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虽结束五代乱世，定下四大国策，却亲手埋大宋 168 年国运

赵匡胤虽然结束五代乱世，恢复华夏文明的秩序，建立的宋朝开创了古代中国经济文化的顶峰，但一生功绩却很难与汉武帝、唐太宗相媲美，不仅是在于它是一个军事积弱的“弱宋”，却在于建国初的四大国策，犹如四颗“定时炸弹”，最终酝酿了靖康之耻的亡国悲剧。

因此，后人有观点认为，北宋享国 168 年而亡，根子不在徽宗、不在蔡京、不在金兵，却在赵匡胤。现在，本文就分析赵匡胤建国初期的四大国策，如何成为北宋享国运168年的隐患。

一、重文轻武：自废武功，埋下军事孱弱的隐患

赵匡胤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之后，生怕手下武将也效仿他篡夺自己皇位。于是，他在建隆二年（961年），赵匡胤设宴款待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

在这一场酒宴上，赵匡胤经过一番推心置腹，终于劝说众将纷纷愿意以富贵换兵权，史称“杯酒释兵权”。

虽然赵匡胤用温柔和平夺权的方式，成功避免了武将叛乱的风险，彻底解决了唐末以来武将跋扈、藩镇割据的痼疾，实现了内部稳定。但是，却是严重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

现在，看看赵匡胤制定的重文轻武政策，如何自废武功：

1强干弱枝：

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杜绝唐末五代地方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于是，他将精锐部队集中在中央禁军，地方军队的兵力相对薄弱。简单来说，精兵驻京，边防弱旅充数。

虽然这种强干弱枝的军事布局，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和加强皇权，却使得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往往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2 “更戍法”

北宋一开国，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实行“更戍法”。简单来说，就是频繁调动士兵，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虽然能防止武将拥兵自重，军队称为武将的“私家军”，杜绝藩镇和地方军阀出现，却严重削弱了军队战斗力。

3 三衙分权：

为了削弱武将的权力，赵匡胤实行三衙分权，也就是统兵权、调兵权分离，打仗互相掣肘，严重制约了武将军事才华之发挥。

二、纵容文官集团：贪腐制度化，内耗不断拖垮朝政

除了打压和削弱武将权力之外，赵匡胤还重文轻武，从唐末重武的极端走向了重文的极端，养活了臃肿的文官集团，纵容文官集团失控，贪腐制度化。

赵匡胤从立国开始，为了巩固统治，就集体拉拢文官集团，推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理念。

他的理念本身也没错，这一切是为了纠正唐末五代的弊端。但是，他重文轻武，纵容文官集团膨胀和失控，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如赵匡胤立下祖训：不杀士大夫。之后，为了让文官集团压制武将，北宋从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始，就是科举扩招，实行“恩荫”制度，高官子弟可直接入仕，导致官僚队伍恶性膨胀。

如宋真宗时期官员约1万人，到宋仁宗时已达2万余人，翻了一番。北宋给予这些膨胀的文官集团很高的待遇，如垄断话语权，高薪养廉，贪腐合法化。

但是这些膨胀的文官系统，却走向了失控。如对文官集团的高薪养廉，却养出了巨贪，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文官垄断话语权，结党营私、党同伐异，从庆历党争到新旧党争，内耗不断。官员们忙于争权夺利，治国理政反而成了次要，加剧了国家的内耗。如苏轼因“乌台诗案”险些丧命，正是文官集团内部倾轧、勾心斗角的缩影。

如《水浒传》里高俅、蔡京等贪官横行霸道，并非艺术夸张，却是北宋官场腐败常态的反映。最典型就是林冲，被贪官逼得无路可走，忍无可忍，最后只能是逼上梁山。

在军事上，文人监军，外行指挥内行。这也使武将报国无门，文官贪腐无阻，国家机器从根烂掉。贪污腐败的横行、军事孱弱的“弱宋”，决定了北宋在靖康之耻中亡国。

三、不抑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社会矛盾激化

历史上很多封建王朝从立国开始，都深知土地兼并的危害性，如贫富悬殊、激化社会矛盾、特权阶层形成，以及社会不公。所以，很多王朝开国皇帝建国初都实施“均田制”、查清土地、打击地主豪强。

但赵匡胤为了善待功臣，立国初就实施“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他认为贵族地主兼并土地，实际上是在“为国守财”，比起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强盗窃贼要好得多。

所以，赵匡胤就明确：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并直言：“富室连我阡陌，为国守财尔。”为了鼓励土地兼并，他放弃均田、限田，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无限占有。

然而，鼓励土地兼并政策，却导致了土地高度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大量农民失去土地成为佃农或流民。

当失去土地的流民走投无路时，为了生存只能起义，与北宋朝廷对抗。据记载，两宋农民起义达430余起，王小波、李顺、方腊、宋江接连起义，这些起义虽未造成全国大乱，却是遍地烽火、严重影响北宋社会的稳定。《水浒传》讲述不是故事，却是以文学形式，讲述北宋社会官逼民反、民众苦难生活的真相。

同时，土地兼并的存在，还导致国家税收流失。地主阶级为了逃避税收，故意隐瞒土地数量，造成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流失，为后续的财政危机埋下伏笔。可以总结，北宋繁华只属于汴梁和繁华的东南，以及官僚和地主阶层；广大农民赋税沉重、生活也是苦不堪言。

四、冗官冗兵冗费：三冗死循环，直接拖垮大宋国库

赵匡胤的前三大国策，直接催生了北宋第四大问题——“三冗”的死循环：

冗官：宋初官僚体系膨胀，官员万余名，宋仁宗时候突破2.4 万。大量冗官的存在，不仅造成行政效率低下，更是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如北宋官员俸禄已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无疑加重民众负担。

冗兵：为了防止内乱和内部稳定，宋朝实行募兵制，将流民招入军队。宋太祖时禁军20万，到仁宗时已达82万，加上地方军总计125万，养活如此多的士兵，造成北宋冗兵现象的存在。

冗兵最大弊端，就是士兵大多数是没经过军事训练，毫无战斗能力，消耗国家军饷的流民。根据记载，北宋的军费占了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七，自然掏空了北宋的国库。

冗费：由前面的冗官和冗兵，以及皇室的奢侈浪费（如宋真宗年间修建玉清昭应宫，耗费巨万），以及对辽国的岁币等造成的财政负担。如此多的开销，使得北宋财政都是入不敷出，常年赤字，这就是冗费问题的产生。

如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北宋当年收入11613万缗，可花出去的就有13186万缗，一下子就亏了1573万缗，这就是冗费拖垮北宋社会的最好例子。

由冗官、冗兵造成的冗费，使得北宋社会如同一辆超载的马车，在重压下艰难前行。为了缓解压力，北宋朝廷只能拼命向底层百姓加税，形成“朝廷越穷→加税越狠→百姓越苦→社会越乱”的恶性循环，进一步加速北宋的衰落。

五 王安石变法：无力回天的补救，印证国策隐患的不可逆

宋神宗时代，宰相王安石看透了北宋的危机：国穷、兵弱、民贫，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土地集中和官僚集团的垄断。

于是，王安石主持变法，搞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这些政策，试图能富国强兵、抑制土地兼并，挽救北宋的危局。

可是，王安石变法触动了文官官僚集团的利益，自然遭受这些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围攻，最终变法失败。

结语：

可以总结，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时候，满脑子想着都是防止内乱、维持内部稳定，却忽略了长远发展。他定下的四大国策，看似稳固了皇权，却打造了一个富而不强、繁华虚假、外强中干、外弱内腐的大宋朝管理制度。

当168年后，强大的外敌金军入侵，大宋管理制度的弊端集中爆发，最终导致了北宋“靖康之耻”灭国的悲剧。

北宋灭亡的悲剧，告诉我们任何制度设计，如果只着眼于眼前稳定，而忽视长远发展，终将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各种因素，权衡利弊得失，避免因为短视或片面而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