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首例“性侵认定工伤”案当事人崔丽丽：在漫长的“留薪期”里修补人生

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李沐子 于诗奇

2026年4月22日，天津的春末夏初，空气里浮动着燥热。

潮新闻记者再次见到了国内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件新闻当事人崔丽丽和她的丈夫张毅（此前报道）。4月23日下午2点，她的停工留薪期等工伤待遇劳动争议案将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八里台人民法庭再次开庭审理。

两年半前，作为公司销售总监的崔丽丽赴杭州出差，商务宴请后醉酒，遭公司实控人王某性侵。王某因强奸罪被判四年。仅十余天后，她被公司强制开除。

从此，她踏上了工伤认定维权之路。去年，崔丽丽的工伤认定判决生效，并由此引发的劳动争议案，在2025年9月23日第一次开庭，未当庭宣判。

从去年开庭到再次开庭，这七个月里，她拿到了十级精神伤残鉴定，也遭遇了持续四个月的网络暴力。

在记者记忆中，去年的崔丽丽是为争取工伤认定而披挂上阵的“女战士”。而此刻，再次站在镜头前的她，更像一个在漫长战壕中疲惫不堪、却依然坚信胜利就在前方的前行者。

从职场伤害到网络暴力，她一直在用法律武器，从废墟中重建自己。

开庭前一天，潮新闻记者专访崔丽丽。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未完结”的战争

庭前采访这天，崔丽丽穿了一件白色长袖衬衫，袖口挽到手肘处，露出纤细的小臂，下身是一条利落的深色长裤，脑后梳着一根短马尾。为了这次采访，她特意化了淡妆，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有些气色。但粉底遮不住她眼下那两团深黑色的阴影，那是长期失眠留下的痕迹。

“昨晚又没怎么睡。”她轻声说，声线里透着一股好似被砂纸打磨过的粗糙感。

对于劳动争议案的再次开庭，她告诉记者，自己已完成对所有证据的重新梳理，并将每项诉请与对应的证据进行了严格匹配，“这些工作今天（22日）上午都已经完成了。”

除了证据材料外，崔丽丽说自己也在心理上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天终于来了，那就要以最好的状态去应对它。”

对于这次开庭，她也提到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变化：伤残鉴定、赔偿诉求以及诉讼策略的调整。

随着2025年12月17日，崔丽丽的伤残鉴定尘埃落定，被正式认定为十级精神伤残，这为工伤待遇提供了明确依据。不过，在面对这本职工工伤伤残证，她却十分矛盾，“如果我只是骨折，可能一段时间就好了，但精神创伤的恢复，远没那么容易。”如今，她仍需定期接受心理治疗，同时需要服用情绪类药物。采访这天，她仍随身携带劳拉（西泮片，主要用于抗焦虑、镇静、催眠及缓解肌肉痉挛）。

崔丽丽的职工工伤伤残证。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另外，关于赔偿诉求方面，也从仲裁阶段的113万元，到劳动争议案一审恢复至160余万元，再到此次一审再次开庭追加至250余万元。崔丽丽告诉记者，此次开庭赔偿诉求主要按照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工资、未休年假工资等工资组成外，还包括医疗费以及三个一次性工伤待遇（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一次性医疗补助金和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企业单方解除导致我社保断缴，直接影响了我向工伤保险基金申报待遇。条例写得很清楚，企业未缴或未足额缴纳，员工有权向企业主张赔付。”

崔丽丽不断强调，在她看来赔偿诉求里面大部分都是她的停工留薪期工资。事发前，她的年薪为120多万元，其中包括固定工资60万元、销售提成60余万元。根据崔丽丽提供的一份详细赔偿诉求清单显示，三个一次性和医疗费共计16.8万元，另外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13万元。

关于诉讼策略的调整，此次开庭，崔丽丽将不再坚持“必须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是变更诉请为：主张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至其伤残等级鉴定结论出来的时间，“若公司拒绝或无法履行，则索赔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回顾从工伤认定到劳动争议的两年多历程，崔丽丽总结了两个“最大教训”。一是关于精神类工伤：必须去人社局指定的医院。“我早期在普通三甲医院的精神心理科治疗了半年，结果人社局告知我，那不是工伤保险机构指定的精神卫生医院，需要转诊到天津的三家精神卫生中心医院。”

这意味着她前面六七个月的治疗时间被耽误了，一切从头再来。

另外，她也提到在停工留薪期满前，建议根据当地政策选择是否要申请伤残鉴定。“一旦申请伤残鉴定，意味着你对你的停工留薪期的主张已经放弃了，这里会有误区。”因此，崔丽丽一直强调，遭受工伤，要第一时间跟社保部门沟通，“工作人员比我们更懂规定。”

这条工伤维权的路，在崔丽丽的描述里，她几乎是摸着石头过河，“很迷茫，感觉没有前路可循。”但她说：“正因为难，才需要有人去做。如果因为难就放弃，可能崔丽丽今天早就不会坐在这里了。”

“喉咙里像堵了一团棉花”

过去七个月，崔丽丽在推进伤残鉴定和劳动争议案的同时，还经历了一场持续四个多月的网络暴力。

2025年9月23日开庭后不久，暴风雨般涌来的攻击让她措手不及。她本打算回老家陪许久未见的母亲过中秋，最终只能取消行程，还叮嘱母亲不要出门。“那些人在网络上，但你感觉他们无处不在。”几万条私信，全是谩骂，集中在去年9月底到10月。

但即便现在，崔丽丽的手机后台依然能收到恶评。她向记者展示了这些评论，“论不要脸，全国就服你”“仙人跳恶心不要脸”等带有人身攻击，甚至侮辱性词汇的话，几乎充斥在她的手机里。“没接受心理治疗脱敏前，我几乎无法直面这些。”

在谈及伤痛时，崔丽丽依然忍不住落泪。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最让她痛苦的不是被骂本身，而是一种巨大的落差。性侵发生后将近一年，她沉默、消失，被自责和愤怒裹挟。后来，她看到检方的公开报道，发现那些从未谋面的陌生人都在为她喊冤。她说：“网络救了我，我才决定站出来。”可如今，同样是在网上，她成了靶子。“为什么熬了两年，结果是这样的？”

网暴最严重时，她完全自闭，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文字像声音一样在空中飘，往她身体里钻。一天晚上，她吞下6片劳拉（平时一次仅服用1片），“想狠狠睡一觉，或者体验一下死亡的感觉。”是丈夫把她摇醒，打了他自己一巴掌：“你真死了，对得起所有帮你的人吗？”

那一刻，她想起那些从未见过却一直在帮她的人。她告诉自己：不能倒下。

采访中，每当谈起网暴，崔丽丽的声音就变得低沉、沙哑，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她试图清喉咙，声音还是又轻又碎。崩溃哭泣时，记者握住她的手，手心里是潮湿的，全是汗。“这是躯体化。”她说，“当一个人被扼住喉咙，就是这种感觉。”

丈夫张毅坐在旁边，眼神一直没有离开她。网暴最凶时，他做了一个决定：让她彻底断网。“你的任务就是治疗、锻炼。其他的，我来。”

崔丽丽向记者展示手机里的恶评 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从2025年10月底到次年1月底，整整两个月，他把自己关在阁楼书房。两台电脑、三部手机、一个硬盘，左边抖音评论区，右边微博私信截图，手机里滚动着AI生成的造谣视频。他一遍遍看那些辱骂、造谣、带节奏的内容，一条条截图、整理、做成证据链。

“那段时间，我能感觉到他非常消沉。”崔丽丽说。

记者问张毅最愤怒的是什么。他说：“是那些有专业身份人的网暴。”据他们统计，参与网暴的实名认证律师约11人，百万粉丝级博主近10人，加上心理领域博主，一共二十多人。

崔丽丽表示，自己已对网暴者提起刑事自诉，案由是诽谤罪和侮辱罪，证据收集完毕，法院已移送刑侦补充侦查。“如果你的犹豫会纵容他们，下次换成‘王丽丽’，她还能挺过来吗？”她说，“相信法律，同时坚定自己。”

而当网暴的高潮度过后，崔丽丽也发现，依然有网友鼓励并相信她，甚至伤残鉴定顺利有了结果，她说，“正义依然在。”

发声本身就是治愈

和崔丽丽深谈时，记者能清晰感受到她对情绪的难以自控。

自从性侵事件发生后，她一直被噩梦困扰，而噩梦也在不断变化：“一开始是害怕、惊醒；现在是很恶心，昨天就梦到自己在一池子脏水里，有苍蝇，凌晨三点就醒。”

“我还没有走出来。”她坦言，“维权案子像石头一样压在心里。案子结不了，就是头等大事。”

但令人反差的是，在她的短视频平台上，崔丽丽的形象和传统“脆弱的受害者”完全不同——她愤怒、直接。

“那是真实的我。我就是很愤怒。一个愤怒的、敢于怒吼的受害者，一样是受害者。只是性格和表达方式不同而已。”但她同时也承认自己远没有“好起来”。

当记者问“案子结束以后想做什么”时，崔丽丽给出的答案，出乎意料地温暖。

张毅有一个想法：等案子结了，一起去看看那些在最艰难时依然相信她的网友。“有好几个姐妹没见过面，她们也有各自的经历。一个患癌的姐妹，看到我振作起来，决定重新接受靶向治疗。”

她说这话时，声音里有一种久违的期待和向往。“他（丈夫）一下子把我说动了。本来我不想出去，但他说‘我们可以去看看那些支持我们的人’，我就觉得好像真的有那么一点意思。”

说起案件结束时的计划，崔丽丽难得笑了。潮新闻记者 于诗奇 摄

她还特别提到了一个小姑娘，被老师侵犯，曾在后台留言，后来崔丽丽一路见证了她成功举报老师，最终老师被判刑。“这时候你就会觉得，发声是有意义的，也是治愈的过程。”

崔丽丽不再纠结“250万能不能被支持”，也不再执着于“替劳动者发声”的宏大标签。她把意义拉回朴素的层面：“法院给你这样的判决，是告诉你，你这段时间的治疗、你不能出门的日子，是国家给予你的认可，让你去疗伤。”

但她并不拒绝“替劳动者趟路”这个说法。“不光是性侵，职场霸凌、PTSD造成的心理疾病也很普遍。我走的路，不希望任何人再走。但如果万一我能淌通，后来者不会再像我当时那样，我觉得就够了。”

她也希望，通过自己的案例，全社会能更关注精神心理健康问题。“法律对精神层面的保护太少了。”

对此，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直言，现行《工伤保险条例》和《劳动能力鉴定标准》长期以来只认身体外伤、骨折、职业病，几乎不把PTSD、抑郁、焦虑等精神伤害纳入保障范围，更没有专门针对职场性侵、职场暴力导致精神损害的明确条款。

“崔丽丽的案件，是法院和人社局第一次明确把 ‘因工外出期间遭受性侵导致的PTSD’认定为工伤，并且给出十级伤残结论，正式承认精神伤害也是伤同样值得赔偿和保护。”但付建也表示，“因果关系证明对当事人仍有很大难度，统一的可参考性标准还有待立法解决。”但崔丽丽这一案件的意义在于：法律终于看见了精神创伤的存在。

今天下午2点，崔丽丽将迎来她的劳动争议案再次开庭审理。这一次，她说，不打算再穿那件被称为“战袍”的衣服（案发时穿着的衬衣）。“它完成了它的使命。我也一直在努力跟过去告别。”

（应受访者要求，张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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