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集馨的官场笔记：送礼这件小事

道光二十五年冬天，西安城里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

张集馨坐在粮道衙门的书房里，面前摆着一份清单，看得头皮发麻。

这份清单上列的不是粮食账目，不是军饷开支，是他年底必须给京城大小官员送出去的“炭敬”。

每年腊月，他都要派家人专程进京送礼。这是晚清官场雷打不动的规矩：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

名字起得雅致，说白了就是夏天的降温费、冬天的取暖费。官员之间只说“敬”，不说“送”，因为这叫“孝敬”，不是交易。

但张集馨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就是交易，是他保住乌纱帽的保命钱。

今年这笔炭敬，是他刚还清几笔高利贷之后，东拼西凑挤出来的。前年赴福建任上借的晋商贷款，对方拿着借据上门催讨。年终各种开销浩繁，他几乎是咬着牙，才凑齐了这笔钱。

炭敬刚送走，他的岳父黄怀谷又派人来了。

老爷子派家人金四到西安，索要健骡若干头，干尖元狐皮筒若干件，说是要送给山西的上司。张集馨一眼就看穿了，这不过是岳父要钱的借口。

今年春天他出京时，刚送给岳父三百两白银做“别敬”，才过了几个月，又来索要贵重东西。张集馨心里不痛快，但也不能彻底翻脸。

毕竟当年穷时岳父也帮了不少忙。

明年是岳父六十大寿，想了许久，他拿出三百两银子做寿礼，交给金四带回山西，老爷子索要的东西，一概没有从命。

这是张集馨送礼生涯里，极少数的“不送”。

绝大多数时候，他不敢不送，一分都不敢少。

在陕西粮道任上两年多，张集馨总结出了一套完整的送礼价目表。给谁送、什么时候送、送多少、送什么，每一项都有精确到两的标准。

这套标准不是他定的，是历任粮道一代代传下来的官场铁律。不按标准送，就是坏了规矩。坏了规矩的人，在晚清官场寸步难行。

我们来看看这张晚清官场的送礼价目表，每一笔都触目惊心：

陕西巡抚：全省最高行政长官，分四季致送，每季白银一千三百两，一年四季就是五千二百两。这还只是四季常例。春节、端午、中秋“三节”，巡抚和夫人生日“两寿”，还要另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一年下来，光送给巡抚的现银，就“年逾万两”。

陕甘总督：管着数省军政的最高长官，按三节致送，每节白银一千两，一年三千两。表礼、水礼各八色，门包杂费另算。总督衙门在兰州，每次送礼，张集馨都要派专人专程跑几百公里送到兰州，半分都不能耽误。

西安将军：驻防八旗的最高长官，三节两寿每次送银八百两，外加表礼四色、水礼八色。

副都统：两位，每次各送银二百两，水礼四色。

八旗协领：八员，每员每次送银二十两，上白米四石。

除此之外，将军和都统还会把家人、亲信推荐到粮库任职，或是在粮道衙门挂个名。这些人平时不用来上班，按季领干薪。不给不行——放粮的时候，只要将军稍有不满，八旗兵就会仗势滋事，粮道衙门直接寸步难行。

光这些固定送礼的开销，一年就要几万两银子。

但这还只是“固定支出”。真正烧钱的，是西安迎来送往的流水席。

西安地处西北交通要道。从西藏、新疆、甘肃、四川进京，或是从京城返回这些地方，西安是必经之地。

凡是过境的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由粮道全权接待。这个规矩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就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噩梦。

官客到境，粮道要跟着将军、巡抚在官厅迎接。等官员们回了官署，粮道立刻派人去问清官客的称呼，由幕僚写好拜帖，送到各衙门核对无误后，再送到官客住的公馆。紧接着就是张灯结彩，请戏班，备宴席。

每次接待，必须请两个戏班。上等酒席五桌，中等酒席十四桌。上席必须上燕窝和烤乳猪，中席必须上鱼翅和海参。

戏和酒宴，无论冬夏，都要持续到三更天才结束。主人把官客送上车，依次作揖道别。然后粮道要派人拿着各位主人的名帖，到公馆“道乏”，再派人拿着自己的名帖，到各位上司的官署“道乏”。

第二天，官客启程，粮道还要跟着大员们到城西恭送，再根据对方官职高低，馈赠盘缠路费。

每次宴会，连戏价、备赏、酒席杂支，总在二百两银子以上，路费还不算在内。

张集馨在年谱里写：“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大宴会每个月都有，小应酬天天不断。

逢年过节，粮道还得宴请将军、都统、巡抚、司道府县各级官员，酒宴之外必须听戏。满营协领、绿营参将游击，春秋两季各请一次。

如果十天半月没有官员过境，粮道就得主动请布政使、按察使、盐道到官署小聚听戏——“不如此不足以联情谊”。

一年下来，花在招待和送礼上的费用，加上冰敬、炭敬，总计五万两银子左右。这还不包括各种临时来打秋风的人。

而张集馨每年的合法灰色收入，只有六万两。扣除这些开销和私人用度，几乎没有结余。

京城里都传说，陕西粮道一年可以收入三四十万两银子。张集馨在年谱里无奈地写：“不知其中底蕴也。”

张集馨送礼生涯中，最恐怖的一笔开销，是“别敬”。

1845年，他被任命为陕西粮道时，在北京一次性送出了一万七千两的别敬。这笔钱全是借的——向广东洋行借九千两，向山西钱庄借五千两，向亲友借三千两，利息从九厘到二分不等。

两年后，1847年，他调任四川按察使，进京述职，又送了一万五千两的别敬。

又过了两年，1849年，他从四川按察使升任贵州布政使，进京谢恩，再送一万一千两。

1850年，他从甘肃布政使调任河南布政使，进京面圣，又送了一万二三千两。

短短五年时间，光别敬一项，就送了五万五千多两白银。换算成今天的人民币，足足5500万。

这些钱，几乎全是他借来的。每到一个新职位，他要先还上一任留下的债，再借新的债，去送下一任的别敬。永远在借钱、送礼、还债的循环里，根本出不来。

张集馨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贪官。他在多地任职，官声相当不错。山西巡抚申启贤在年终密考时极力称赞他的操守，道光皇帝召见他时也亲口说：“闻汝操守甚好。”

但就是这样一个公认的清官，在送礼这件事上，一分钱都不能少，也不敢少。

因为送礼不是腐败，是晚清官场的生存制度。

晚清的京官，俸禄低到离谱。一品大员的年薪不过一百八十两，七品知县只有四十五两。光靠俸禄，连体面的生活都维持不了，更不要说养家糊口、打点官场。

京官怎么活？靠外官养。

张集馨在年谱里一针见血地写道：“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谓之‘别敬’。冰敬、炭敬，无岁不然。”

地方官手里有各种灰色收入组成的“陋规”。这些陋规虽然不是法定收入，但也不完全是贪污受贿的黑钱——它是地方官利用行政、财政系统的规则漏洞，设立的收费项目，人称“无形之加赋，有形之勒索”。

外官靠陋规活着，京官靠外官的孝敬活着。炭敬、冰敬、别敬，就是这套体系的核心运转管道。

而京官手里，握着外官的生死大权。年终密考、大计考核、升迁推荐、弹劾举报——你的乌纱帽，全程都攥在人家手里。你敢不送？

张集馨在年谱里写得一针见血：“名为联络情谊，实则贿赂公行，而外官亦藉此为进阶之梯，牢不可破。”

名字叫联络感情，其实就是公开的贿赂。而地方官还要靠这个当晋升的台阶，这套规矩，牢不可破。

他什么都知道。但他什么都不敢不做。

道光皇帝知不知道这套体系？

知道。

道光十六年，张集馨第一次外放山西朔平知府时，皇帝亲自召见他，说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话：“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汝操守学问，朕早知之……慎无自暴自弃。”

——你是我特地破格提拔的，没人推荐你。你的操守学问我早就知道，好好干，不要自暴自弃。

道光比谁都清楚地方官场有多黑。他希望张集馨能去做一股清流。

但十年后，当张集馨坐到天下第一肥缺的位置上时，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了清流。他只能随波逐流。借钱，送礼，还债，再借钱，再送礼，再还债。永远困在这个循环里，出不来。

林则徐也困在这个循环里。道光二十六年，他从新疆流放地起复，出任陕西巡抚。这位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面对这套送礼规则，同样无能为力。

至于他如何在清官的操守和陋规的泥潭中挣扎——这是我们第三篇要讲的故事。

同治四年，六十六岁的张集馨被弹劾革职，永不叙用。三十年的宦海生涯，就此终结。

他回到老家，把自己这辈子的官场笔记，整理成了一部年谱，取名《椒云年谱》。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官场三十年亲历的所有事情：

借了多少钱，送了多少礼，给谁送过，送了多少，几时送的，利息多少——每一笔都写得清清楚楚。

收了多少陋规他也记，但没送钱时记得那么全。

他没打算出版。里面写的全是真人真事，许多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代还活着。

张集馨死后，这部年谱流落民间，辗转多人之手，最终在1981年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改名为《道咸宦海见闻录》。

翻开这本书，你会看到晚清官场最真实的样子：官员们天天忙着迎来送往、请客听戏、送礼收礼。他们不是不想做事，是根本没有时间做事。

他们不是不知道这套体系有问题，是根本不敢不按这套体系活。

张集馨在书里写：“终岁为人作嫁，脂膏已竭，亲朋僮仆孰知恩？”

——一年到头给别人做嫁衣，油水都被榨干了。亲戚朋友、身边的仆人，有谁知道你的难处会感恩？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送礼这件小事，困住了晚清每一个官员。好人坏人，清官贪官，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