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真的离不开俄罗斯吗？三年数据揭晓真相，能源独立已成现实！

俄宣认知战的三重虚构

在俄罗斯针对欧洲的宣传战中,有三条主要叙事线索反复出现:欧洲离不开俄罗斯能源,欧洲正因移民问题走向崩溃,欧洲对乌克兰只有口头支持而无实际援助。这三条线索构成了克里姆林宫认知战的核心架构,通过RT、Sputnik等媒体渠道,通过算法驱动的社交媒体推送,被重复了成千上万遍。

但当我们用2025至2026年的真实经济数据审视这些叙事,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图景。

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向世界兜售的故事是:欧洲的工业离不开廉价的俄罗斯天然气,德国的化工厂一旦失去俄气就要关门,波兰人会在寒冬中冻死,整个欧洲大陆将陷入"去工业化"的深渊。这个叙事有它的吸引力,因为它触及了真实的担忧——能源价格确实飙升过,2022年冬天确实有人担心供暖,某些能源密集型企业确实缩减了生产。

现实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到2025年第三季度,欧盟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额较2022年第一季度下降了89%。可以说欧洲基本只用了三年时间，基本摆脱了对俄能源的依赖，在天然气领域,俄罗斯管道气在欧盟进口中的份额从2021年的48%跌至15%。美国液化天然气的份额从24%跃升至56%,挪威成为欧盟最大的管道气供应国,占比达到25%。在石油领域,脱钩更为彻底——俄罗斯在欧盟石油进口中的份额从29%暴跌至1%。

俄罗斯试图通过"影子舰队"和第三国转运来规避制裁。2025年12月的数据显示,印度和土耳其的部分炼油厂向欧盟出口了约4.36亿欧元的成品油,这些产品很可能源自俄油。但相比制裁前每年数千亿欧元的直接贸易,这不过是杯水车薪。而且欧盟第20轮制裁方案已经针对这些漏洞引入了更严厉的船舶禁令和金融审查。

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追踪数据彻底粉碎了这一虚构。2025年,由于美国内部政局变动导致的支持中断(军事援助下降99%,财政援助下降约90%),欧洲国家显著加大了援助力度。2025年欧洲对乌军事援助较2022-2024年的年均水平增长了67%,非军事援助增长了59%。尽管总援助量因美国的退出而略有下降(约13%),但欧洲的"补位"行动维持了乌克兰前线的稳定性。

数据清晰地揭示了一个趋势:援助已从双边、零散的行为转向了以欧盟机构为主导的多边、长期机制。2025年,欧洲议会通过了900亿欧元的巨额贷款,这笔资金确保了乌克兰在未来两年的基本运行,不仅包括财政拨款,更涵盖了直接的军事采购。

关于欧洲"秘密资助俄罗斯"的指控在2025年也失去了数据支撑。虽然2024年欧盟购买俄能源的支出一度超过了对乌援助金额,但到2025年,随着能源进口的归零化和援助规模的翻倍,这一比例发生了逆转。欧洲正在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约2800亿欧元)产生的利息来为乌克兰采购武器。这种"以俄之财助乌之战"的策略极大地增强了援助的可持续性。

居民收入占GDP不到40%，必须提到50%

“年轻人每个月赚的钱，80%都花在了三座大山上，真正能用来改善日常生活的，只剩下20%。”这个数据来自《聊一波》与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的对话内容。他说的是子女教育、医疗、养老——压在无数家庭身上的新“三座大山”。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23年全国税费收入高达31万亿。有人不禁要问：基础设施已经够完善了，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更多地投向保障体系，让人们真正敢花钱、敢消费？

这不是简单的财政分配问题，而是关乎每一个普通人“获得感”的结构性难题。

钱去哪了？国民收入分配需要“动大手术”。邱晓华指出，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在GDP这块大蛋糕里，目前个人所占的份额不到40%。而国际经验表明，这个比重如果能提升到50%，老百姓的日子会明显好过很多。

为什么个人感觉“挣得不少，剩得不多”？因为很大一部分收入，通过各种形式流向了税收、社保缴费和其他强制性支出。31万亿的税费收入，规模不可谓不大。邱晓华强调，必须对这个大的分配格局做政策性和制度性的调整，让个人的份额真正大起来。换句话说，不是蛋糕不够大，而是切给老百姓的那一块太小了。

没有增长，分配就是无源之水。当然，光改分配比例还不够。邱晓华认为，第二步是把蛋糕本身做大——这需要保持必要的发展速度。很多人一谈增长就想到GDP数字，但邱晓华提醒我们，合理的增长速度是改善民生的基础。如果经济停滞，哪怕分配比例再向个人倾斜，也只是在存量里打转。只有保持稳健的发展，财政收入才有空间反哺民生，企业才有能力提高工资，个人才有机会获得更多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分配，从来不是二选一，而是相辅相成。

让钱生钱：财产性收入路径必须拓宽。最容易被忽视但又极其关键的一点，是财产性收入。邱晓华提到一个惊人的数据：目前中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中，70%左右集中在房地产。而在国际成熟市场，这个比例通常只有30%左右，其余更多是股票、基金、债券等金融资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家庭的财富增长，严重依赖房价上涨。一旦楼市降温，财富效应就随之消失。

邱晓华明确表示，应当适当拓宽财产性收入的路径，让老百姓在财富效应上也能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更宽广、更便捷的投资渠道，不仅是金融市场成熟的标志，更是普通家庭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关键（聊一波财经《 邱晓华：居民收入占GDP不到40%，必须提到50%，让大家手里真有钱 》）。

经济学失败在什么地方？

美国正在蔓延一种让人焦虑的不满情绪。从通常的经济指标来看，国民生产总值在增长、严重的经济萧条并没有出现，由此而言这个时代是相当美好的。但从政治经济学的指标来看，人们对福利和负担的经济分配方式感到明显而广泛的不满与愤怒，并且有理由认为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无法解决我们的问题，由此而言这个时代又实在是很糟糕。

今天的危机不是自然界无法控制和难以避免的运行所导致的结果：我们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为造成的。我们刚刚结束了十多年来前所未有的积极主义经济政策。肯尼迪、约翰逊和尼克松政权中自信且常常傲慢的官方经济学家宣称，他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并且他们有能力控制和引导——甚至是微调——经济以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在自己的理论指导下既确定了国家的优先事项，又控制了政策工具。我们目前的困境就是他们造成的。

我们不应低估官方知识分子的权力。在过去三届政府中，一种特殊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综合理论——一直是那些担任政策顾问的经济学家的知识背景。美国经济出错的大部分问题是因为这一理论赋予经济政策的“倾向”。这一新古典综合理论不仅要为我们当前的状况负责，而且因为其设置问题的方式（存在缺陷），它也无法作为解决我们当前危机的指南。

我们感到不满的经济学根源在于，尽管我们成功地防止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并确保了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测算指标的经济增长，但在那些决定生活质量的经济维度上却不幸地失败了。

众所周知，备受吹捧的经济成功取决于新增军事支出和冒险活动，而这些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是有害的。即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但贫困在很多方面却蔓延了。最重要的是，这一体系的公平性现在受到质疑。“也许美国资本主义是有效的，但它肯定是不平等的”，这似乎成为了20世纪70年代的判断。

现在的主要经济需求不是更多而是更好。关键问题是我们的经济能力将用于什么目的，是为了谁而使用的，以及是如何使用的。巨额经济资源被用来造成浪费；当整个社区的良好住房被遗弃的时候，我们却被困在诸如“住房短缺”这样的迷思中。我们需要以平等和公平来支配效率和增长这些狭隘的经济生活目标。社会目标和人道的社会（人类社会）现在比增加私人财富更加重要。

新古典综合理论的这三个方面——对收入和目标的狭隘定义、对收入分配的技术性处理，以及对资本主义金融的抽象——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经济政策被经济理论赋予了偏见，正是这些政策导致了当前的危机。我们深感不满，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完美的主流理论的失败。美国梦已经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