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年修水渠，干40天回家麦子已收好码齐。母亲指邻村方向没说话

一九七六年的夏天，热得邪乎。

我清楚地记得动身那天是七月十二号，农历六月十六。娘头天晚上给我烙了六张饼，用笼布包好，塞进那个打着补丁的军绿色帆布包里。饼是白面掺了玉米面的，娘在灶台前弯着腰，烙一张就往饼摞上码一张，烙到第三张的时候，我听见她吸了一下鼻子，声音很小，被油锅的滋滋声盖过了大半。我想问她怎么了，但没问出口。那时候我二十一岁，嘴笨得像棉裤腰，心里有话也说不出来。

“志远，到了工地上，听指挥，别跟人闹别扭。”娘把包递给我的时候，手指头在帆布包带子上绕了两圈才松开，像是不舍得松手似的。

“嗯。”

“水壶带了吗？”

“带了。”

“草帽呢？”

“带了。”

“鞋多带一双，磨破了有的换。”

“娘，我都带了。”

她站在门口，逆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看到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出了毛边，领口的扣子还是去年我帮她缀上的，用的是缝麻袋的粗线，歪歪扭扭的，但她一直没拆了重缝。

我背着包走出院子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娘还站在那儿，手扶着门框，像一棵长在门口的老树。院子里那棵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像一件碎花的衣裳。东边的天刚亮，朝霞把半个天都染红了，娘的身影在那片红色里显得又瘦又小。

村口已经聚了十几个人，都是公社派去修水渠的。公社干部老周拿着花名册点名，念到我名字的时候，我应了一声，他把笔在舌尖上舔了舔，在我名字后面打了个勾。

“志远，你娘就你一个，走了家里活怎么办？”同村的刘大有蹲在地上抽烟，烟锅子里的火星一闪一闪的。

“队长说了，队里帮着照顾。”我说。

刘大有“嗯”了一声，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没再说什么。他比我大十几岁，儿子都会打酱油了，家里有婆娘操持，不像我，一走四十天，家里就剩下娘一个人。

拖拉机是公社唯一的一台，东方红-28，车斗里铺了一层麦草，我们十几个人爬上去，挨着个儿坐下。拖拉机发动的时候，柴油机的黑烟喷了我一脸，呛得我直咳嗽。车斗在土路上颠得像筛糠，我的屁股被颠得生疼，但没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知道，能坐拖拉机去工地，已经是公社能给出的最好的待遇了。

车开出村口的时候，我站起来往后看了一眼。娘还站在门口，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灰扑扑的小点，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槐树还在，房子还在，烟囱里冒出的炊烟还在，但娘的身影看不见了。

我在心里说：娘，四十天我就回来。

水渠工地在离我们村四十多里外的凤凰山下。说是山，其实就是个大土包，但凤凰山下那片地年年旱，种下去的庄稼一到夏天就蔫头耷脑的，收成全靠老天爷的心情。公社下了死命令，今年必须把水渠修通，把凤凰山水库的水引过来，解决下游六个生产队的灌溉问题。

我们到的时候，工地上已经搭好了一排草棚，用竹竿和芦苇席子搭的，顶上盖了一层油毡，漏风漏雨但不漏太阳。草棚里打了一溜地铺，铺的是麦草，麦草上面铺一张苇席，苇席上面就是人了。我被分在第三排第五个铺位，左边是老赵头，右边是隔壁公社的一个小伙子，姓孙，名字我忘了，只记得他睡觉打呼噜，打得跟拉风箱似的，第一晚我翻来覆去烙了一宿饼，第二天顶着俩黑眼圈上了工地。

水渠全长十二里地，要从凤凰山水库的出水口一路挖到下游的杨家湾。工程分为三段，我们公社负责中间那四里，是全线最难的一段，全是石头，一镐下去火星子直冒，震得虎口发麻。我的活是打炮眼，三磅锤，一天要打十几个，锤柄握久了，手心里全是血泡，血泡磨破了，结成茧，茧磨破了，再结新茧。到第十天的时候，我的两只手已经不像手了，像两块烧焦的树皮。

每天天不亮就上工，一直干到天黑看不见才收工。中午吃饭的时候最舒服，能坐在树荫底下歇半个小时，啃两个杂粮馒头，喝一壶凉水，有时候伙房会煮一锅菜汤，没有油，就是水煮白菜帮子，撒一把盐，但那个热乎劲儿能从嗓子眼一直暖到心窝里。

干活的时候，大家都不怎么说话。不是不想说，是没力气说。几百斤的石头要人抬，几米深的沟要人挖，几十斤的锤子要人抡，一天下来，人都快散架了，哪还有力气说话。偶尔有人哼两句小曲，也是哼给自己听的，调子跑得没边，但没人笑话，因为所有人都一样，累到连笑话别人的力气都没有了。

晚上收工后是我最怕的时候。不是因为累，是因为闲。白天干活的时候，脑子是满的，全是石头、土方、锤子、钎子，没有空隙想别的。但一到晚上，躺在麦草地铺上，眼睛瞪着草棚顶上的油毡，脑子就开始不听话了。

我会想娘。

想她一个人在家，水缸里的水有人帮着挑吗？柴火有人帮着劈吗？她的腰疼病犯了有人给她揉吗？晚上睡觉的时候，门窗关严实了吗？下雨天屋顶还漏不漏？院子里的菜地浇没浇水？那几只老母鸡喂没喂？

想着想着，就睡不着了。翻个身，再翻个身，把身下的麦草压得咯吱咯吱响。老赵头被我吵醒了，嘟囔了一句“志远你烙饼呢”，翻过身又睡了。小孙的呼噜声在草棚里回荡，一声接一声，像远处的闷雷。

第二十天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

信是同村的张铁军捎来的，他刚从村里来工地上工，从怀里掏出一个叠得四四方方的纸片，纸片被汗浸湿了，边角都卷了起来，上面的字迹有些模糊，但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娘的字。娘只上过两年扫盲班，认识的字不多，会写的更少，所以她的信很短，短到只有一行半。

“志远，家里都好，麦子快熟了，你别挂念。娘。”

那个“娘”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歪歪扭扭的，像是写到那里笔已经没有墨了，又像是写信的人写到自己的名字时，忽然不知道该写什么了，就把那一笔拖得很长很长，长到纸的边沿，长到像是在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回音。

我把信叠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口袋在胸口的位置，我能感觉到那张纸的边角硌着皮肤，有点疼，但我舍不得挪开。那个疼提醒我，娘在家等我，麦子熟了，我得回去收。

第二十五天的时候，出了一件事。

那天下午打炮眼，我抡锤的时候手滑了一下，锤头偏了，砸在了扶钎子的老赵头手上。老赵头“啊”了一声，把手缩回去，我看到他的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全紫了，血从指甲缝里渗出来，滴在碎石上，很快就被干燥的土地吸干了，只留下一小片暗红色的印记。

“老赵头！”我扔下锤子，蹲下去看他的手。他的手在抖，整条胳膊都在抖，但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咬着嘴唇，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

“没事没事，你继续。”他把手缩回去，在裤子上擦了擦，血蹭在灰色的卡其布裤子上，洇开一小片，像一朵开在灰土里的花。

“不行，你得去卫生所看看。”我去拉他的胳膊。

“看什么看，”他把我的手拨开，声音有点急，“你砸一下就要去卫生所，全工地两百多号人，卫生所那个赤脚医生看得过来吗？再说了，不就是砸了一下嘛，又不耽误干活。”

他重新蹲下去，左手把钎子扶正，右手在钎子上拍了拍，示意我继续。我看着他左手食指和中指上那两个紫黑色的指甲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慌。

“老赵头，我……”

“砸呀！”他瞪了我一眼，那双眼睛不大，但很亮，亮得像两盏灯，“志远，我跟你说，这水渠今年修不通，下游六个队的地还是浇不上水，庄稼还是旱死，咱们就还得吃返销粮。你娘一个人在家，吃返销粮能吃饱吗？你舍得让你娘饿肚子？”

我没说话，拎起了锤子。

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我的手没有再滑过一次。不是因为技术变好了，是因为老赵头那句话像一根钉子，钉在了我的脑子里，扎得我生疼，疼得我不敢再犯一次错。

第三十天的时候，小孙走了。

不是逃跑，是接到了家里的信，说他媳妇生了，是个闺女，要他回去看看。小孙把信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高兴还是不高兴，嘴唇动了好几次，最后只说了一句：“我得回去。”

公社干部老周不同意，说工期紧，人手不够，谁都不许走。小孙蹲在草棚门口，把那张信纸摊在膝盖上，看了又看，眼泪一颗一颗地砸在纸上，把墨迹洇得更模糊了。

老周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给小孙。

“走吧，三天，就三天，超了一天扣你工分。”

小孙把五块钱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指节发白。他站起来，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大步流星地走了。

他的背影在土路上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被扬起的尘土吞没了。我站在草棚门口，看着他消失的方向，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出的滋味。那个方向不是他家的方向，是西边，太阳落山的方向。他走错了。或者他没走错，他只是不想让我们看到他哭。

第三十五天的时候，水渠终于挖通了最后一段。

那天下午，凤凰山水库的水顺着新挖的渠道奔涌而下的时候，工地上响起了一片欢呼声。有人把草帽扔上了天，有人抱着石头哭，有人跪在渠沿上用手捧起那混浊的水往脸上泼。十二里地，四十天的工期，两百多号人，一千多方土石，终于在今天画上了句号。

我没有欢呼，也没有哭。我蹲在渠沿上，把手伸进水里，水凉凉的，从我的指缝间流过，带走了手心里那些老茧上粘的泥土和血痂。我低头看着水面上自己的倒影，那个人瘦了，黑了，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两鬓的头发被太阳晒成了枯草的颜色，嘴唇上裂了好几道口子，结着暗红色的血痂。

我对着水里的那个人笑了一下，那个人也对我笑了一下，笑得很难看，像个鬼。

但我心里想的不是这个。我心里想的是：麦子熟了，我得回去收了。

第四十天，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不像来的时候坐拖拉机，回去全靠两条腿。四十多里地，我走了将近六个小时。不是因为走不动，是因为腿不听使唤。在工地上干了四十天，每天不是蹲着就是站着，膝盖早就肿了，脚后跟也裂了口子，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

但我没停。不是不想停，是不敢停。我怕我一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动了。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我终于看到了村口那棵老槐树。老槐树还是那棵老槐树，比我走的时候叶子更密了，树冠像一把撑开的巨伞，把半个村口都罩在阴影里。树下的石碾子还在，碾盘上的纹路被磨得光溜溜的，在夕阳下泛着暗红色的光。

我在老槐树下站了一会儿，喘匀了气，然后把草帽摘下来，扇了扇风，重新戴上，朝家的方向走去。

从村口到我家，要经过一条窄窄的巷子，巷子两边是各家的院墙，墙头上长满了狗尾巴草，在晚风里摇摇晃晃的。巷子不长，也就两百来步，但我觉得那两百步我走了一辈子。

院门是开着的。

不是虚掩着，是大敞着，像是一直在等什么人回来。

我站在院门口，往里看了一眼。

然后我愣住了。

院子正当中，整整齐齐地码着一排麦捆，捆得结结实实，麦穗朝上，一个挨一个，码得像一面墙。麦秆在夕阳下泛着金黄色的光，那种黄不是普通的黄，是那种被太阳晒透了、被汗水泡透了、被手指头一根一根捋过的黄，黄得发亮，黄得耀眼，黄得让人想哭。

麦捆旁边，放着一把镰刀，刀刃磨得锃亮，在夕阳下闪着寒光。刀把上缠着一圈一圈的布条，布条已经被汗水浸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灰扑扑的，但缠得很紧，每一圈都严丝合缝，像是缠布条的人怕刀把磨手，特意缠了一层又一层。

我蹲下来，拿起那把镰刀，刀把上缠的布条摸在手里，粗糙而温热，像一只握了很多年、握出了老茧的手。我把镰刀翻过来，看到刀背上有几道细细的划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刮过，又像是有人用指甲在上面刻过什么字，但刻得太浅，已经看不清了。

院子的角落里，那几只老母鸡还在，正低头啄食地上的麦粒，偶尔抬起头来，歪着脑袋看我一眼，又继续啄。鸡窝旁边放着一个豁了口的瓷盆，盆里还有半盆水，水面漂着一片槐树的叶子。

水缸是满的。

我走过去，掀开水缸的盖子，看到里面的水清亮亮的，映着天边的晚霞，像一缸碎金子。水瓢搁在水缸沿上，瓢底还滴着水，一滴一滴的，落在缸边的青砖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印记。

柴火也劈好了，整整齐齐地码在灶房门口，粗的在下，细的在上，最上面还压了一块石头，怕被风吹倒。劈柴的斧头插在木墩上，斧刃上沾着新鲜的木屑，散发着松木特有的清香。

一切都在。

一切都好好的。

可娘呢？

我转过身，看到娘站在堂屋门口。

她就那么站着，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垂在身侧，穿着一件我没见过的蓝布褂子——不对，不是没见过，是眼熟。那件褂子是她去年冬天缝的，用的是攒了好几年的布票买的一块蓝布，本来说是要给我做件新衣裳的，后来布不够了，就给自己做了件褂子。做好的那天她试穿了一下，站在那面缺了角的镜子前左看右看，问我好不好看，我说好看，她就笑了，笑得很高兴，像个得了新衣裳的小丫头。

那件褂子她一直舍不得穿，叠得整整齐齐压在箱底，说是要留着过年穿。可现在才七月，离过年还早着呢，她怎么穿上了？

娘老了。

不是那种慢慢变老的老，是那种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忽然之间的老。她的头发比我走的时候白了许多，不是全白，是那种花白，白的多黑的少，像下了一层薄霜。脸上的皱纹也深了，额头上的，眼角的，嘴角的，一道道像刀刻的一样，刻得又深又密。

但她看着我的眼神没变，还是那种软软的、暖暖的、像三月的阳光一样的眼神。

“娘。”我叫了一声。

娘没说话。她看着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从头发看到脚后跟，从脸看到手上的疤，看得仔仔细细，像要把我这四十天所有的变化都看进眼里，记在心里。

然后她笑了。

那个笑容很轻很轻，轻到像一片羽毛落在水面上，还没来得及看清，就已经化开了。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她嘴角上扬的弧度，看到她眼角那些皱纹挤在一起的样子，看到她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里面几颗已经开始松动的牙。

她抬起手，朝邻村的方向指了一下。

就一下。

没有声音，没有解释，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就是抬起手，伸出手指，指向那个方向，停了两秒钟，然后放下。

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那是邻村。

是许家庄。

是英子的家。

英子。

这两个字从我心里冒出来的时候，我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每一个毛孔都在颤抖。

英子。

许家庄的英子。

梳着两条大辫子的英子。

笑起来有两个酒窝的英子。

会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偷偷看我的英子。

会在赶集的时候假装不经意地从我家门口走过的英子。

会在我娘腰疼的时候悄悄送一瓶药酒过来的英子。

那个英子。

我的英子。

我忽然明白了。

麦子不是自己长腿跑进院子的，镰刀不是自己磨的，水缸不是自己满的，柴火不是自己劈的。是有人替我在做这些事，在我走了四十天的每一个清晨和黄昏，在太阳还没出来的凌晨，在星星已经挂满天的深夜，有一个人，扛着镰刀，走进我家那几亩麦田，弯着腰，一把一把地割，一把一把地捆，一把一把地扛，一把一把地码。

四十天。

一千二百亩麦田。

一个人。

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做到的。我不知道她那双比我还小的手是怎样握住镰刀的，不知道她那个比我还要单薄的身体是怎样扛起麦捆的，不知道她那双比我还要短的腿是怎样在地垄间来回走了一趟又一趟的。

我只知道，此刻，站在堂屋门口的娘，用手给我指了一个方向。

那个方向，是许家庄。

是英子。

我转身就跑。

腿疼，脚疼，膝盖疼，哪儿都疼。但我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比在工地上扛石头快，比在山路上挑水快，比我二十一岁生命里的任何一次奔跑都要快。

巷子，老槐树，村口，田埂，小河，石桥。

我跑过了一切。

跑到许家庄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村庄在暮色里像一幅水墨画，灰瓦白墙，炊烟袅袅，狗叫声此起彼伏，有人家在院子里说话，声音被晚风吹得断断续续的。

英子家的院门关着。

我站在门口，喘得像个风箱，汗从额头上往下淌，淌进眼睛里，蜇得生疼。我用手背擦了一下，手背上的泥蹭在眼皮上，更疼了。

我抬起手，想敲门，手举到半空中，又放下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英子，麦子是你收的吗？

这不是废话吗。

英子，你为什么要帮我？

这不是更废话吗。

英子，你手上有血泡吗？腰疼不疼？累不累？四十天，一千二百亩，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这些话在我心里翻来覆去地滚了无数遍，滚得又烫又疼，但到了嘴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的手举起来，又放下，举起来，又放下，像一只不知道该落在哪里的鸟。

就在这时，门开了。

不是从里面开的，是从外面开的。一个身影从巷子那头走过来，手里提着一个篮子，篮子上盖着一块蓝布，蓝布的一角被风吹起来，露出里面几个黄澄澄的玉米。

是英子。

她穿着一件碎花褂子，袖子卷到手肘，露出两截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胳膊。头发不是梳着两条大辫子，是扎成一根马尾，扎得很低，垂在脑后，发梢微微卷着，像是刚洗过头没多久。她的脸上有汗，额前的碎发被汗水粘在皮肤上，一缕一缕的，像秋天被雨打湿的稻茬。

她看到我的时候，脚步停了一下。

就那么一下。

然后她继续往前走，走到我面前，站定，抬起头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天上的星星，像河里的水光，像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水果糖的糖纸，在阳光下折射出五彩斑斓的颜色。

“回来了？”她说。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像冬天早晨的霜，薄薄的，脆脆的，一碰就碎，但碎之前会发出很好听的声音。

“嗯。”我说。

“水渠修通了？”

“通了。”

“那就好。”

她低下头，看着手里的篮子，手指在篮子的提手上摩挲了两下，像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晚风吹过来，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更乱了，她伸手拢了一下，指尖从鬓角划过，那个动作很轻很慢，像电影里的慢镜头。

“英子。”我叫她。

她抬起头。

“麦子……是你收的？”

她没说话。

“水缸里的水，是你挑的？”

她没说话。

“柴火，是你劈的？”

她还是没说话。

但她笑了。

那个笑容跟她指路的时候不一样，跟她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不一样，跟她从我门口走过的时候不一样。那个笑容里有汗水的咸味，有麦芒扎进皮肤时的刺痛，有四十天日日夜夜弯腰割麦时腰骨的酸胀，有挑水时肩膀上磨出的血泡，有劈柴时虎口震裂的伤口。

那个笑容里，有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所做的一切。

我的眼泪掉了下来。

没有声音，没有预兆，就那么忽然地、毫无防备地、像决堤的洪水一样，从眼眶里涌了出来。我站在那里，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满手的老茧，满身的伤疤，在工地上抡了四十天锤子的硬汉，站在一个扎着马尾辫、穿着碎花褂子、手里提着一篮子玉米的姑娘面前，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英子没有劝我别哭，没有给我递手绢，没有说任何安慰的话。她就站在那里，看着我哭，眼睛里也有泪光在闪，但她没有让它们掉下来。她把篮子放在地上，从篮子里拿出一个玉米，剥开外面的绿皮，露出里面金黄色的玉米粒，一颗一颗的，饱满得像珍珠。

她把玉米递给我。

“饿了吧？”她说，“煮玉米，刚出锅的，还热乎着。”

我接过玉米，玉米是温热的，带着一股清甜的香气。我咬了一口，玉米粒在嘴里爆开，汁水甜得发腻，烫得我舌头生疼，但我顾不上，一口接一口地吃，吃得狼吞虎咽，吃得满嘴都是金黄色的玉米渣。

英子看着我吃，笑了。

这一次，她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我们俩就那样站在暮色里，一个吃着玉米，一个流着眼泪，谁都没有说话。天边的晚霞从绯红变成绛紫，从绛紫变成灰蓝，最后变成一片深不见底的墨色。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像有人在黑色的幕布上扎了一个一个的小洞，光从洞的那一边漏过来，落在这个黄土夯成的村庄上空，落在英子家的院门前，落在我和她的身上。

“英子。”我说。

“嗯。”

“我娘指了你的方向。”

她愣了一下，然后脸红了。那个红从脖子根一直蔓延到耳朵尖，在暮色里看不太清楚，但我感觉到了，因为她的呼吸忽然变快了，胸口一起一伏的，像被风吹皱的湖水。

“她……她说什么了？”英子的声音很小，小到像蚊子哼哼。

“她什么都没说，就指了指。”

英子低下头，用脚尖在地上画圈，画了一圈又一圈，地上的土被她画出了一个浅浅的圆。

“那……你自己呢？”她问，声音更小了，“你自己，知道那个方向是什么意思吗？”

我把手里啃了一半的玉米放下，看着她。

二十一岁的我，嘴笨得像棉裤腰，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但在那一刻，在满天的星光下，在英子家门前那棵老榆树的树影里，在七月的晚风送来的麦秸和青草的香气里，我忽然觉得，有些话不用说得太明白。

我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比我预想的还要粗糙。掌心全是老茧，硬的，像砂纸。虎口上有一道很深的裂口，结了痂，痂是暗红色的，像一条蜈蚣趴在她白白的手掌上。指根处有几个血泡，有的已经破了，干了的血粘在皮肤上，黑乎乎的，像煤灰。

这是四十天割麦子磨出来的手。

这是一千二百亩麦田换来的手。

这是为我磨出来的手。

我把她的手举到嘴边，低下头，嘴唇轻轻贴在她掌心的老茧上。

英子的身体颤了一下，像被风吹过的麦田，从近到远，一层一层地荡漾开去。

“英子，”我说，“我回来了。”

她没有抽回手，也没有说话。但我感觉到她的手指慢慢合拢了，轻轻地、慢慢地、一根一根地合拢，把我的手握住了，握得很紧很紧，像握着一件这辈子都不想再松开的东西。

远处的村庄亮起了灯，一盏两盏，三盏五盏，星星点点地亮起来，像天上的星星掉在了地上。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被晚风吹得断断续续的，听不太清喊的是什么，但那个调子是温暖的，是让人想家的。

可我已经在家了。

英子的手在我手心里，温热而粗糙，那些老茧硌着我的皮肤，生疼，但我不舍得松开。那个疼提醒我，有些人，有些事，有些麦田，有些四十天，有些说不出口的话和做不完的活，都是真的。

天彻底黑了。

满天的星斗，密密麻麻的，像有人在天上撒了一把碎银子。银河从东边横到西边，白茫茫的一片，像一条流在天上的河。

英子抬起头看了一会儿星星，然后低下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

“志远，”她说，声音轻轻的，像怕惊动天上的星星，“你娘指的方向，你走对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把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远处的田埂上，不知道谁家的收音机里放着一首歌，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但那个旋律在晚风里飘着，像一条看不见的丝带，把这个村庄和那个村庄，把这个夜晚和那个白天，把这双手和那双手，紧紧地、永远地、缠在了一起。

天上的星星看着我们。

地上的麦茬在月光下泛着银白色的光，一片连着一片，一直延伸到天边，像另一条银河。

我想起老赵头的话：你舍得让你娘饿肚子吗？

我不舍得。

我也不舍得让英子再一个人弯着腰，在四十天的烈日下，一把一把地割那些本该我来割的麦子。

“英子，”我说，“明年麦子熟了，我来收。”

英子笑了。

这一次，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