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只是光

四月的中山大学，草木葱茏。在陈寅恪故居门前的白色水泥小路旁，傅锡洪老师坐在草坪边的石阶上，眼睛睁着，但目光并不聚焦于任何一点。

“今天天气挺好的。”他说。阳光落在他的肩头，他看不见，但能感觉到温暖。

傅锡洪，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副教授，福建上杭客家人，自幼左眼无光感，右眼视力仅0.04，2016年几乎完全失明，仅剩下极其微弱的光感。

他从没见过学生们的样子，但他的学生都说：“我们被你看见了。”

文昌阁下的客家少年

傅锡洪出生在福建上杭县蛟洋村。村里有一座乾隆年间修建的文昌阁，他小学时每天上学朝着文昌阁走，初中搬家后干脆从它旁边经过。那座阁楼在他心里有崇高的地位，一种说不清的使命感，潜移默化地进入了这个客家少年的意识。

客家人崇文重教。在他出生前，村里小学搬迁向社会募捐，他的父母个体户出身，不算很富裕，却捐了500元——跟村里首富捐的一样多。父母对他的学习无条件支持，但也从不干涉。

眼睛的问题从小就存在。先天性弱视，左眼完全没有视力，右眼0.04。勉强能够看书，但要用一只眼睛贴着书看，长辈开玩笑说：“你不是在看书，是在用鼻子闻书。”

虽然也敢追鸡赶鹅下河摸鱼，但上学更是困难——看不见黑板就是最大的障碍，好在小伙伴会帮他念黑板上的字，一直到今天，想起这些小伙伴，傅锡洪仍会深深感念。

到了三年级，小傅锡洪的成绩突然好起来了——有一次数学考试，他考了98分，而平时成绩好的同学最多80分。老师花了四五分钟表扬他。“那对我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傅锡洪说，“从此学习有了动力。对于一个眼睛不太好、偶尔也会被嘲笑的少年来说，有一个机会让你被看见，那是很好的激励。”

被看见——这或许是他人生的第一次。

高考：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

谁也不知道这个鼻子贴着书上学的孩子能走多远，但他一直走到了高考——那时还没有专门照顾视障考生的大字号试卷，他只能像平时一样贴着试卷慢慢看。“文科这种文字量大的试卷只能看一遍，没有时间检查。”考场对他的唯一照顾是担心天气阴暗，给他的桌上单独配了一盏台灯。

那一年，傅锡洪考了621分，福建省文科第44名，比北京大学的录取线还高了3分。

这样惊人的成绩并没有让傅锡洪高兴多久，录取阶段他问过几所好学校，招生相关人员看到他的眼睛都摇头。

幸运的是，在命运的关键时刻，傅锡洪再次被看见。

复旦招生组的董文博老师主动打来电话。傅锡洪把情况如实讲了。董老师说：“你这眼睛，就算给你抄别人的，你也抄不到，完全是自己的真才实学。你报的哲学专业不受限，按招生规定就可以录取。”这是规则意识，也是人文关怀。

“久旱逢甘霖。”傅锡洪说，“心里一块大石头落地了。那所学校，是我要去的学校。”

进入复旦那年刚好赶上学校推行通识教育的第一年，不同专业的学生混住，同一个宿舍的同学不会一起上课，他得独自面对陌生的教学楼群，每次上课要找到不同的教室，对傅锡洪来说都成了求学路上的绊脚石，就不用说其他困难了。

“所以我大一上学期成绩很差。”傅锡洪常常把这段经历讲给现在的学生听，安抚他们焦虑的心情，“学生很不容易。”

中大给了他平等的讲台

2015年博士毕业，傅锡洪想来广东。“我在上海待了七年，想来改革开放的前沿看一看。”他报了中山大学博雅学院。

面试前，他主动跟博雅学院创院院长甘阳老师讲了自己的情况——能做什么、做不到什么，老老实实。甘阳没有多说什么。面试时，半小时试讲，加上围绕博士论文的学术问答，三位面试老师没有一个人问他的眼睛。

“他们心里很清楚。”傅锡洪说。

就这样，他成了博雅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后来转为副教授。这是他人生的第三次被看见——不是怜悯，不是破格，而是一所大学对一个学者的平等接纳和充分信任。

“规则意识和人文关怀的统一。”傅锡洪这样理解他经历过的大学。从复旦到中大，他始终被这样对待。

黑暗一点一点来临

2016年，长期高强度学习、没日没夜地读书，加上炎症反复发作，他的右眼视力过了临界点，直线下降。最后那一点光也消失了——不是变成纯粹的黑暗，而是整个世界糊掉了。现在他还能感知微弱的光线，“还有温暖的感觉”。

失明后的傅锡洪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挣扎。他知道朗读软件，但那个软件只能读文本，不能操作电脑。很长一段时间，他口授内容，请学生帮他输入；或者写在纸上，对折再对折，用尺子比着从上往下写。问题接踵而至：写串行了自己不知道，笔没水了也不知道，想修改找不到位置。

他改一篇已经写好的论文，用了9天。本来一天多就能搞定的事，变成这样：先在纸上修改，第二天学生来家里把意见打进去，他听新版本，再改，再听……循环9次。

其实2016年就有朋友介绍过盲人软件。他试听了一下，听到叽叽喳喳的声音就烦，拒绝使用。拖延了两年三个月，科研任务越来越重，实在没办法了。2018年9月21日，他终于不情不愿地打开了那个软件。

“结果一用，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他说，“我真正后悔的，是没有在两年三个月前就用上它。”

那一天，他称为自己“学术生涯的真正开始”。从此，他靠读屏软件一秒钟听十个字，一年阅读上百万字文献，批改学生作业时，连逗号句号都能听出错误。

他看见了学生

失明之后，他反而更清楚地“看见”了学生。

刚教书时，傅锡洪通过提问来确认学生在不在听。他让学生看第几页书，翻书声很小；一说要提问，翻书声就大了。“可见不提问时学生可能没认真听。”

“关键还是得提高自己的课堂吸引力。”于是他让学生写预习报告，他批改，再有针对性地讲，对学生来说，课堂变成了对自己量身定制的课程。学生接送他上下课时，他会提前看他们的作业，边走边聊。他会记住学生作业里有特色的观点，会记住他们的性格。

有一个学生本来对世界很悲观。第一次课上，傅锡洪讲儒家的仁爱，说到对物的爱，他想起沈从文《湘行散记》里的一段话：作者在船后舱观水，河底圆石、远山落日都让他感动，觉得可以这样温暖地爱着。课后那个学生写道：一只小蝴蝶落在她的手腕上，她共情到了沈从文的那份感动，“爱上了自然，爱上了人类，甚至也慢慢爱上了自己”。

傅锡洪改作业出了名的认真。好几个学期，他批改了65万字的学生作业。“就算学生没看我的批改，他也知道老师很重视他。他在这个学校不是可有可无的。”他说，“潜移默化地，他会觉得学习要对得起良心。”

2020年11月11日，正好是他来中山大学工作满5周年。那天上课结束时，他说起这件事，还没开始讲这五年做了什么，学生就报以热烈的掌声。“我觉得，这就值了。”他说。

当年那个被看见的学生，如今看见了更多人——这是傅锡洪种下的光。

他看见了自己

记者问了一个残酷的问题：如果有一个按钮，按下去就能恢复视力，你会按吗？

傅锡洪想了很久。“阳明说，过去未来的事想它干嘛？你能把握的只有当下。我把当下过好就可以了。就算眼睛不能改变，我也可以过得很好。能更专注地做科研和教学，未尝不好。所以我不见得会按那个按钮。如果真能看见了，我可能就去游山玩水，不一定做学术了。”

他研究的领域远不只宋明儒学。《红楼梦》里的人生哲理与实用智慧，心理学中关于认知与情绪的当代洞见，都被他收入自己的思考版图。他开设的“《红楼梦》与中国思想”课程，横跨文学、哲学、心理学，吸引着来自文理医工农艺各个学科的学生。朱子的冷静、阳明的温情，他一一收入自己的生命里。他凝练出的“自然生生”，是既拼搏奋进又松弛从容；他解读的“即用是体”，是在日常中看见本体的光亮。这些不是从文献到文献的推演，而是他从黑暗里摸索出来的、属于自己的答案。

从小学老师的表扬，到复旦招生组的规则与温情，再到中大给他的一方讲台——三次被看见，让他站到了这里。然后他转过身，去看见学生、看见前辈、看见自己。

从被看见，到看见——他把自己活成了那束看不见的光。

记者手记

我在没有见到他之前，就在想这会是怎样一个人。

我们沟通采访的事都是通过微信。他回复我的速度甚至比我的同事还快。我以为他会发语音——一个完全失明的人，打字总该不方便吧？不，全是文字，标点符号一个不落。

我问他为什么不学盲文。他说，盲文的书籍有限，看不了什么学术著作。所以他用耳朵听，一秒钟听10个字，跟上了我们用眼睛阅读的速度；他用盲人软件操作电脑，用技术解放了自己。

在这个信息世界，他并没有被失去功能的眼睛阻拦。他像那种在陆地上笨拙、在水里却能“飞翔”的企鹅一样，登上了能跟上自己头脑的高速列车。跟前人相比，这应是傅锡洪生在这个时代最大的幸运。

采访结束，傅锡洪站起来，学生想帮他拿书包，他笑着拒绝：“我眼睛不行，又不是手不行。”

阳光很好。他沿着那条白色的小路慢慢走，方向很准。那条路是六十多年前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批示为陈寅恪修建的——让一个失明的老人能安全地走回家。

如今，另一个失明的人走在这条路上。他也走得稳当。

文|记者 王倩
图|记者 钟振彬 方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