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前北约秘书长兼英国国防大臣罗伯逊勋爵曾声称，英国无法在维持庞大福利预算的同时实现有效国防。作为2025年英国战略防务评估的牵头人，罗伯逊警告称，投资不足正使英国的安全陷入“危险境地”。
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极具说服力。据估算，2026至2027财年，国防支出在英国政府总管理支出中仅占6.5%，而社会保障支出则高达28%。
目前，英国的预算赤字正进一步加剧公共债务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受中东冲突引发的经济连锁反应影响，英国受到的冲击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重。为了实现到2027年将国防支出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2.5%的目标，英国政府已在寻求削减其他部门的开支。
将国防与福利简单地视为“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实际上混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公共支出。
国防支出属于“最终”公共支出，用于支付军队薪酬以及采购武器装备。这部分资金一旦投入，便无法挪作他用，且在政府支出时会直接消耗掉一部分国民产出。
相比之下，福利预算主要由“转移支付”构成，旨在家庭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部分转移支付基于需求评估，另一些则取决于过往的国民保险缴纳情况。这些支出本质上并不涉及商品或服务的交换，而是将资金交由接收方自行支配。这种机制允许市场价格引导资源配置，且部分资金最终会通过债务偿还或税收回流至政府手中。
鉴于英国政府目前处于赤字状态，福利支出确实与其他公共需求存在竞争关系。但需要指出的是，受助者收入的增加，很大程度上会被政府从富裕家庭征收的税款所抵消。
从理论上讲，一个国家可以将福利预算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100%，即通过税收收回所有生产所得，再全额发放给家庭。尽管这会严重损害经济效率，正如1989年以前欧洲部分国家体制国家所经历的那样，但从经济运作层面看，这种模式依然可行。
反观国防预算，即便提升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也会引发严重的政治与经济压力。这是因为国防支出必须与医疗、教育、治安等同样关乎国家生存与安全的其他“最终支出”争夺有限资源。
英国及其他拥有庞大福利体系的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均致力于确保福利支出对产出的贡献至少与其对需求的影响持平。目前的转移支付设计日益倾向于鼓励人们保持经济活跃，引导劳动力转向生产率更高的新型岗位。这种将额外收入与额外生产相匹配的机制，即便在政府通过“印钞”资助部分转移支付的情况下，也能将通胀风险控制在较低水平。
相比之下，增加国防支出带来的通胀风险则更大。支付更多的武器采购和军事训练费用会创造新的收入和消费需求，但同时，它也会将劳动力和原材料从民用生产部门抽调至那些本意即为“永不使用”的军事硬件生产中。
若如许多倡导者所言，国防支出能通过刺激投资和技术创新被其他行业采纳，那么它或许也能像消费一样促进生产。曼哈顿计划就是一个典型的“使命导向型”军事支出案例，它显著加速了新技术和组织模式的诞生。
相关研究证实，在军事支出大幅增长后，创新和经济增长确实会出现回升。但这些研究多聚焦于美国，并将增长归因于研发投入的增加。分析人士指出，如果将更多资金投入到与战争准备无关的研发领域，或许同样能有效刺激增长，从而让国防与福利支出变得更加“负担得起”。
当然，如果有效的威慑能够避免代价高昂的战争，从而保护民用生产免受毁灭性打击，那么国防支出更可被视为一种高效的生产性投资。
投资军事硬件与社会保障之间仍存在显著区别。福利支出虽然因受经济环境、收入及就业趋势影响而难以精准预测，但当转移支付帮助人们恢复健康、习得新技能并重返工作岗位，或者保障退休人员免于贫困时，政府往往能获得快速的投资回报，并降低长期成本。
相比之下，增加士兵人数和装备投入虽在短期内易于管控，但却使政府背负了长期的维护与升级成本。若缺乏这些投入，军事作战能力很快就会丧失。英国历史上不乏因成本超支和项目延误导致坦克与舰船无法投入使用的先例。这正是为什么一个注重成本效益的财政部门，最终总会选择“黄油”而非“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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