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直面性别与信仰的课，被拍成了最动人的纪录片

本文转自：良介文化世界电影节

出品：良介文化

策划：

监制：戴君良

策展：Jeanne Chang

统筹：钟荔俪

技术部：王钰鑫、边思婕

翻译：凌文丽

嘉宾：康宁、

伊娃·奈伊斯藤（荷兰）、

彼得·穆萨·范马伦（荷兰）

文稿整理：龚雪麒

排版：桂华梓

校对： 平瑶彩

《我坦白说》海报

| 展映影片 |

《我坦白说》

（Honestly / Ik zeg je eerlijk）

影片字幕：中英文

影片时长：25分钟

语言：荷兰语

2025年第71届奥伯豪森国际短片电影节

青年评审团大奖

| 影片简介 |

彼得·范马伦是性少数群体的一员，后皈依伊斯兰教。他为中小学学生开设有关性与宗教多样性的互动课程。在不加评判、轻松幽默的课堂氛围中，他尝试引导学生讨论一些敏感话题。当他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时，学生们会作何反应？《我坦白说》关注的是在课堂中，如何安全、开放地讨论被视为禁忌的话题。

| 嘉宾介绍 |

康宁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艺术学院媒体艺术硕士、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硕士。世界电影节平台国际合作总监。

伊娃·奈伊斯藤（荷兰）

伊娃·奈伊斯藤（Eva Nijsten）1990年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是一名自由纪录片和电视制作人。她于2011年毕业于布雷达圣约斯特艺术与设计学院（St. Joost School of Art & Design）视听设计专业。此后，她为荷兰公共广播机构创作、开发并执导了面向儿童和成人的电影及电视节目。在她的首部作品《How to be a Saint》（2017）中，她记录了出租车司机马塞尔的生活——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成为圣尼古拉斯”。这部影片不仅展现了圣尼古拉斯传统更深层的意义，也揭示了这一荷兰传统的荒诞之处。她的青年纪录片《Holy Moly》（2019）曾在多个重要电影节放映，并在2020年Cinekid电影节上获得荷兰最佳短纪录片提名。在这两部纪录片中，Eva以幽默的方式展现了她对传统的兴趣，同时也表达了她对人文传统的矛盾心理。

彼得·穆萨·范马伦（荷兰）

彼得·穆萨·范马伦（Peter [Musa] van Maaren）是《我坦白说》的核心人物，拥有多元文化背景的教育实践者。

+访谈摘录

康宁：《我坦白说》（Ik zeg je eerlijk / Honestly）是一部纪录片，更确切地说是一部人物纪录片。今天导演伊娃·奈伊斯藤（Eva Nijsten）和纪录片的核心人物彼得·穆萨·范马伦（Peter Musa van Maaren）两位主创都参加了本次映后交流。导演是否可以谈谈，和穆萨老师是在怎样的机缘巧合之下认识了彼此，进而决定制作这样一部纪录片？

Eva Nijsten：我和穆萨是在我制作另一部纪录片《圣·尼古拉斯是真实存在的》（Sinterklaas Bestaat / How to Be a Saint）时认识的。在荷兰，圣·尼古拉斯的形象和圣诞老人类似。穆萨随即和我谈到了他自己写的书，书名翻译过来就是《我的老师是同性恋》（My Teacher is Gay）。关于这本书，我们聊了很多，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在这之后，我也去参加了很多他和学生一起上的研讨课。这些都让我由衷认为，他就是我想拍的纪录片主角。

Peter Musa van Maaren：在我看来，伊娃拍摄纪录片这件事很棒。我和她说我在学校和课堂上做的事情时，她非常感兴趣，说如果这些事情都是真的话，她想要跟拍我一年，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她是一名纪录片导演。当时我就一口答应了，也根本没想过最后会如何呈现这一切。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大多数观众可能都有相似的疑问。首先，这部影片算纪录片吗？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看到研讨会上有一名学生的脸进行了模糊处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处理呢？是因为与学校和学生达成了共识吗？或者是其他原因？导演是否可以谈谈？

Eva Nijsten：在拍摄这部影片时，我们肯定要和学校的管理层与通讯事务部都进行了大量的沟通，也要征求所有孩子和家长的同意。孩子同意了，我们才会拍摄；不想露脸但也想参与研讨的孩子，我们就会让他们坐在摄像头后面，这样就拍不到他们了。

隐私安全肯定是我们的首要考量因素。所以，即使有些孩子在研讨会结束之后，后悔自己在镜头前说了那些话，不想露脸了，我们也会尊重孩子的意见，不会让他们出镜。还有一位家长，在我们拍摄完的次日就反悔了，我们也没让她的孩子出镜。另外一个情况是，成片向学校、家长和孩子公开放映后，大家都很开心，但有一位母亲闷闷不乐，因为她女儿在拍摄时戴了头巾。这位母亲随即要求我们删了她女儿的所有镜头，其中就包括很多特写镜头。特写镜头我们是可以换人补拍的，但也有补拍不了的广角镜头，这就只能模糊处理了。

康宁：我们注意到，这个课堂里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年级，有些孩子明显比其他孩子年长，都像是中学生模样了；也有一些看起来明显年龄更小，像是小学生。导演能否谈谈，参演这部纪录片的学生都是属于哪个年龄段的？都就读于哪个年级？

Eva Nijsten：在一年时间里，穆萨会给很多所学校开设这门研讨课，而不仅限于一所。纪录片的素材来自他在两所学校的上课过程。其中一所学校里的学生大概在14岁左右，我们拍摄了几门不同课程的上课过程；另一些课堂场景是在一所小学里拍摄的，学生大概在9岁左右。

Peter Musa van Maaren：在周末开设的研讨课上，学生的年龄在10岁到11岁之间。

康宁：穆萨老师，我注意到您喜欢在课堂上与学生就多个不同的话题展开讨论，学生所处的年龄阶段不同，在情感和认知上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同。您能否谈谈是如何根据学生的多样化背景来选择讨论话题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面对的学生来自不同年龄段，也来自不同文化背景，还给老师上过课。我现在69岁了，什么样的学生都接触过，也了解一个话题的情感触发点在哪里。

首先，我会通过游戏的方式向学生介绍我自己，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会注意是否会发生问而不答的现象，依此判断这个课堂是否能带给学生畅所欲言的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在纪录片的开头，我们对所有话题保持敞开的态度，不论是文化的还是宗教的，与多样性相关的抑或是性别议题。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体验，因为是用游戏的方式来给学生讲故事，学生会在你的故事里找到他们自己。所以你会在影片里看到他们放声大笑，他们大吃一惊，这些都是他们将自己代入故事的方式，我也因此获知他们对某些话题的态度，可以看出接受与不接受之间的差异。了解话题和言语的情感触发点非常重要。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下面这个问题也是观众提出的。两位主创能否谈谈，课堂上的问题是你们共同决定的，还是都来自于穆萨老师的课程设计？

Peter Musa van Maaren：是来自于我构思五年的课程设计，有针对年龄较小的孩子设计的，也有给青少年和成人设计的。

之前我和伊娃去了一所大学聊这部纪录片。在和来自西兰省（位于荷兰西南部，别称“海之省”）的学生讨论的时候，他们想更深入地探讨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影片里的问题都太温和友好了，他们更想直面一些学生生活里尖锐的严肃议题，比如孤独感和自杀倾向，这些是他们想讨论的内容，讨论这些能让他们更了解彼此。

我和伊娃在做课堂游戏时也沿用了那个思路，但我后来意识到，话题触及得越深，对我们自己来说也越有冲击力，越难以面对。所以到最后我特别累，因为哪怕是面对自杀这样的沉重话题，都要保证所有人都要处在一个安全无虞的讨论氛围中。

康宁：穆萨老师刚刚提到，是您主动提出要跟拍他一年来制作一部纪录片。导演是否可以谈谈，除了亲自跟课之外，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您还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Eva Nijsten：首先，我花了很多心思琢磨影片的视觉风格。最开始我们只使用一台摄像机拍摄，但最终的拍摄效果未达我自己的预期。因为对我来说，这部影片本质上就是围绕建立联结和深度参与对话这两点展开的。可如果只用一台摄像机，就只能拍一位讲者或听众，但是我既想拍穆萨，也想同时捕捉孩子们的反应。

所以我后来改用双机位拍摄。当时学生围成一圈坐着，一台摄像机主要对准穆萨，另一台则负责拍正在发言和倾听的学生。这部影片的视觉风格，其实是在拍摄过程中慢慢打磨出来的。

当然，重要准备工作还包括寻找愿意参与拍摄的学校——其实这才是最主要的工作。

康宁：您谈到最主要核心的工作是找愿意拍摄的学校。导演能否谈谈，在说服学校批准进入班级拍摄的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困难？面对这么多学生，会不会很不容易？

Eva Nijsten：是的，当时真的很艰难，因为刚好在疫情期间，大家都在隔离。而且解封之后，学校对外来人员进校非常谨慎。再加上影片要谈的话题也挺敏感的，所以有些学校就担心影响不好，弄得他们很难堪。但最后，我们还是找到了愿意合作的学校，他们认为影片要传达的信息真的很重要，所以想参与进来。只不过，找到这些学校确实花了很长时间。

我们当时确实在好几所学校拍摄过，但是那些素材都没用上。一方面是因为，那个时候还在用单机位拍摄；另一方面是，有一所学校的孩子文化背景高度相似，这导致他们之间的对话不够尖锐深刻，没那么强的碰撞感。所以我们花了很久才找到合适的学校。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影片中有很多非常有分量的即兴镜头，捕捉到了虽然不算激烈、但气氛非常紧张非常有冲突感的瞬间。两位主创能否谈谈，你们事先是否有做过任何排练或准备吗？这些镜头都是如何拍摄到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如果对这些学生的背景，比如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了解的话，就能知道游戏如何开展。跟具有不同背景的学生打交道，就会产生很多不一样的火花，出现很多不同的回答方式。比如和穆斯林的学生打交道，整个对话就是诚实且真诚的，因为穆斯林教义认为撒谎是不正确的。而且在课堂的进行过程中，我们不会批判而是通过询问求证，如问学生“是怎么成为一名穆斯林的”，学生回答说“我天生就是穆斯林”。这样的方式既能体现对不同文化和宗教信仰的尊重，也能让探讨更加深入。

Eva Nijsten：我们没有事先进行排练，穆萨的研讨课的特点就是即兴性。课程进行到后半段，有很多学生都忘记了摄像头的存在，我们这些摄影记录的人完全没有对课程造成搅扰，学生的回答和反应是自然流露的结果。

康宁：这部影片将电影艺术中静默观察式的拍摄手法与纪录片更侧重互动访谈式的风格融为一体。有意思的是，这种参与感是由影片主角穆萨本人来完成的，这就好比我们在课堂上格外偏爱互动性强的老师一样。观众会感觉整部纪录片里有一位引领者，也就是核心主导者——由他来抛出话题，引导观众去观察、去接触不同的学生，像领航一样带着大家往前走，就像一位船长。

导演能否谈谈，您在是如何看待并塑造自己在这部影片中的导演角色的？在整个拍摄、剪辑的全过程中，您的视角是什么？又以怎样的方式介入创作？对于整部作品、以及您所观察到的一切，您最核心的理解是怎样的？

Eva Nijsten：剪辑是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真正的困难所在，因为我们拍摄的时间不长。我也和了解学生的老师谈过，想知道哪些学生适合参与拍摄，哪些学生喜欢和穆萨交流，以此来决定每个学生的座位，哪些学生佩戴麦克风。

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不希望整部影片看起来只是单纯的课程记录，所以需要加入别的场景；我也不希望影片的面向过窄，即仅仅关注同性恋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或者穆萨谈过的其他话题。师生在课堂上讨论了很多话题，比如爱、亲密关系和吻。在剪辑时，我把不同的主题分门别类，再按照从轻松到严肃的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重点是，这部影片不应该是两极分化的，也不应成为批判某一宗教的工具，否则就会和我们的初心背道而驰。我还是想强调一下，我们这部影片想传达的，是对话和联结的重要性，是沟通的方式，而非局限于同性恋或宗教的讨论。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整部影片的叙事节奏很棒，一开始的引入提问就很精彩，就算是轻松的话题也叙述得有声有色，很让人惊叹。上课伊始，穆萨老师用性别中立的称谓来称呼学生，课程的开场形式就是很开放的。穆萨老师能否谈谈，您为何会选择这样的形式作为课堂的开场和结尾？

Peter Musa van Maaren：首先是为了更好地让学生理解，其次课堂的主题是性别。如果和学生打招呼时只说“男孩女孩们”，那么就会忽略那些拥有非传统性别认同的学生，还会潜意识让他们忽略二元性别之外的多样性。在荷兰，很多人都在讨论性别认同这个议题。仅仅是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和称谓，就可以从学生的脸上看到很不一样的反应。我一直都想把所有人都容纳进来，一个人都不能落下，不仅是男生女生，还有无性别或其他拥有多元性别的学生。荷兰和欧美国家的很多地方，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性别认同的探讨。

康宁：我个人喜欢这一部分：您提到有人把你当成女孩、当成女性，孩子们会感觉疑惑，但是他们也试图在理解这种想法背后的原因。影片里的氛围时而非常紧张，时而又特别幽默。穆萨老师能否谈谈，面对这类情况，你是如何做到从容沉稳地回应，同时又保持思考周全、表达清晰的？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们有老师工会。他们在杂志上用了整整五页的篇幅，报道了一所学校发生的事。那所学校里有很多非常难沟通的穆斯林学生。工会当时觉得，这堂课肯定会问题百出。邀请我去的那所学校，当时也觉得会出大麻烦。就连负责拍摄记录的人，也预判现场气氛会非常充满敌意。但事实是，只要你给别人机会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们也会愿意听你的故事。

在我们做采访的那所学校里，有一个男生，他一直要求我承认：《古兰经》里禁止同性恋。我回答他：《古兰经》里写的是，婚前的一切性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他又追问，坚持要我说出“《古兰经》禁止同性恋”。我依旧平静地回答：《古兰经》里写的是，婚前的一切性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当他第三次这么追问时，现场两个来自伊拉克的穆斯林男生直接对他说：“你闭嘴吧。我们都听明白了，你根本没在听。婚前的一切行为都是被禁止的。”你只要这样温和地回应，只要表现出你了解他们的文化、了解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会感受到尊重。这一点至关重要。

我去过很多国家，了解很多种文化，我甚至知道他们社会最底层的那些东西，知道他们用来骂同性恋的所有脏话。当他们说出那些脏话时，气氛就会充满攻击性。但我说出那些词的时候，他们反而会笑。就像穆萨这个名字，在第五页里有个对应的说法。我有时候会故意用这些词，来判断他们来自哪里。当我把那些脏话写在白板上，整个小组都笑了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们来自摩洛哥，他们来自苏里南，他们在用自己的语言。即便用的是脏话，这也能打开话题，让大家可以在充满尊重的前提下坦诚交流。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我们注意到在穆萨老师和学生讨论的过程中，伊娃有安排片刻停顿，之后影片又回归了静默观察式的风格。在这片刻停顿的过程中，镜头转而拍摄整个教室的环境。影片里还有很多很有意思的镜头，比如墙面、课桌和窗户的场景，其中一些镜头还带有相当直白、略带暗示性的视觉隐喻，与人际关系、性取向等主题紧密关联。导演能否谈谈，您是如何构思出这样的剪辑节奏与镜头设计的？

Eva Nijsten：这个构思是在剪辑的较后期出现的。影片里多是教室里的讨论镜头，因此我想再多一些反思镜头。一开始我们尝试的是空教室的镜头和无人时学校走廊的推拉镜头，但是这些镜头太泛泛了。我们想让这部电影不仅仅与某一特定学生群体有关，还应与全荷兰的学校和学生建立关联。

早些时候我们参观学校时，我看到了书桌上的学生绘画作品，很喜欢画上那些反映孩子思绪的线条。举例来说，虽然有些孩子嘴上闭口不谈性，但是笔下画出来的都是男性生殖器。我觉得这一点挺有趣的，绘画能揭示人脑中的真实所想。

Peter Musa van Maaren：没错，伊娃，尽管这些片段很短，但在我去过的所有国家都产生了巨大反响——这部影片在七个国家的电影节展映过。每场放映都坐满了年轻学生。影片里那些初恋的情愫、心动的瞬间，都非常纯真青涩。但到了第二部分，画风一转，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涂鸦，场景也因此带有性暗示，观众每次看到这里都会哄堂大笑。我经常会拿这个举例，比如在德国的时候，我就说：“今天很高兴，在座的都是德国学生。德国一向非常整洁、非常守规矩。我知道你们不会干（涂鸦）这种事，真是太好了。”话音一落，全场爆笑。

之后我们就会展开讨论：抛开所有宗教和文化差异，这些小小的涂鸦其实反映的是学生们在校园里的真实生活，其实每个人都这么做过。我会接着问：“你们有没有在厕所墙上写过东西？”然后话题就越来越深入，大家聊的其实就是如何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一点刺激。

康宁：导演您曾表示，这部影片并非只想被看作一堂课的简单实录。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正如刚才谈到的，影片围绕爱慕、情感、亲吻、亲密关系等内容展开，在叙事上从轻松的片段逐步过渡到更严肃的讨论，再走向更具张力的时刻。

导演能否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谈谈，对纪录片创作中主观性与客观性的角色与平衡的看法？在拍摄这部作品、处理这类题材时，您是否会反思整部创作？这部作品里，哪些部分来自你的想象与个人视角，哪些部分更偏向真实的记录本身？

Eva Nijsten：就我个人而言，拍摄纪录片最重要的一点是：片中的人物在看完影片后，能够从中认出真实的自己。当然，我会借助这些人物去讲述一段故事，但对我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与这个故事产生共鸣，感觉自己被看见、被理解——这一点对我的纪录片创作至关重要。

每部片子的情况都不一样。在这部作品里，我和穆萨深入聊过我拍这部电影的初衷。这部片子里所有内容都是完全真实的纪实，我没有任何设计或摆拍。但在我其他的影片里，我常常会进行一些编排，每部片子都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设计不摆拍这种处理方式，给创作者留有的空间其实很大。

对我来说，（是否绝对客观）其实没那么重要。我从不会宣称纪录片里呈现的一切就是完整的现实。这当然是我想要展现的故事，只不过用的是真实的人物，而创作本身永远都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之前上过很多次电视，但都只是在提问环节里讲述自己的故事。而在我和伊娃的这次合作中，我拥有了完全的自由。我可以按照我平时的方式去教学，伊娃再把所有瞬间都记录下来，剪辑成片。

但我也发现，以往的电视节目里，有些剪辑方式并不合我心意，甚至对文化少数群体、宗教少数群体并不友好。可当我看到这部纪录片时，我觉得它非常完整、非常真实，呈现出了我和学生之间真实的联结。

我从1977年开始教书，是发自内心地热爱教师这份职业，也真心喜爱学生。而这些，伊娃都在影片里完完整整地拍出来了，她记录了我教学的样子，那些轻松的瞬间，还有面对尖锐难题时的状态。影片展现的，就是一名教师最真实的日常：努力去引导、去教育面前的每一个人。一开始我其实很紧张，但看完之后，我真的特别欣慰、特别开心。

《我坦白说》片头

康宁：这部影片最让我感兴趣的，其实不是主题内容，而是片名设计、片头片尾的配色。我真的特别着迷你选用的这些颜色，我觉得和影片气质太搭了，而且看着非常舒服，很有芭比的风格，干净利落，又带着一种童话感、卡通感，就好像邀请你走进这间教室一样。非常恰到好处，非常贴合这部电影。

关于影片的颜色，我对两位主创各有一个问题。导演能否谈谈，为什么会选择这种配色？为什么会选用粉色、白色这类色调来做片头片尾？穆萨老师在影片里也换了风格和颜色各异的衬衫，能否谈谈您的用意？

Eva Nijsten：这个问题很有趣，还没有人问过我。

不同色调的选择背后的原因都有差异。首先，我个人很喜欢粉色，但我想选一个符合LGBTQ+群体的色调，又不想沿用彩虹色，最后还是觉得粉色能够呈现这个群体的特质。

你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那就是“芭比风格”，这个联想很有趣。我有时候也会觉得，穆萨这个人有点像《爱丽丝梦游仙境》里的爱丽丝，像是这片“仙境”里的那个芭比。

Peter Musa van Maaren：我想起一件我特别喜欢的事。荷兰报纸写了一篇报道，盘点了我穿的所有衬衫，而这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同性恋男子，我很爱花朵的图案。但说实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有时候真的很难找到带花卉图案的衣服。所以我不管去哪儿，只要看到带花朵图案的衬衫，就想买下来。就算别人跟我说：“先生，这是女式衬衫。”这时我就会回一句：“我不在乎。”

颜色是很重要的，就像伊娃的色彩选择一样，它本身就有力量。看起来似乎很边缘，但它就是会给人带来影响。

康宁：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两位主创。两位主创能否谈谈，这部影片对你们二人分别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影响到了你们的私人生活？对于穆萨老师来说，是否对您未来的教师生涯有所影响？

Eva Nijsten：对我来说，冲击力最强、最让我难忘的一刻，是我们在IDFA（International Documentary Film Festival Amsterdam的缩写，中文译为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一场校园放映活动。

当时影院里坐了两三百名学生，影片播放时，每当出现涉及恐同的内容，台下就会发出尖叫、起哄、鼓掌，现场的气氛让人非常不安。我和穆萨就坐在观众席里，心里都清楚，放映结束后还有一场问答环节。灯光亮起，我们走上台前，让孩子们提问。就是在那一刻，我真切地意识到，这部片子有多重要、有多特别。对这些孩子而言，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话题的机会。哪怕他们一开始对这个议题的态度很负面，但他们并没有离场，而是怀揣着尊重认真倾听。这让我明白，沟通平台的建立为什么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要为青少年拍摄这样的纪录片，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彼此理解、共同成长、和睦相处。

Peter Musa van Maaren：对，当时就像买彩票中了大奖一样开心。所以当我听说这部电影在很多国家放映时，我也跟着去了很多地方。每次我都特意坐在学生中间。

有一次在德国，我身边坐了很多穆斯林男生。其中一个男生一直盯着我看——因为只有我一个白人陌生人，混在这群年轻人中间。前两场放映时，很多男生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但看我们这部纪录片时，他们都坐得很认真，一直在听，看得出来他们很受触动。

之后他们邀请我下楼交流，我就跟着出去了，全场都在鼓掌。我问他们：“这部纪录片里，你们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有一个穆斯林女孩说：“作为同性恋是很难的，宗教里根本就不允许。”我就问她：“你知道Zina这个词吗？它指的是所有婚前性行为。你们不能想、不能看、不能谈论这些事。”这时在场的男生们就说：“老师，我们每个人都犯过错，我们都不是无罪的。”那个女孩想表达我们所有人婚前都应该是处子之身，但男生们直接说：“我们都不是完美无罪的。”交流结束后，我回到座位，继续以一名同性恋穆斯林的身份，坐在他们中间。他们有一大堆问题要问，男生们特别热情。而之前一直盯着我的那个男生，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散场走出影院时，他径直走向我，直视着我说：“我很佩服你，敢坐在我们这些所谓的‘敌人’中间。”这时另一个黑人男生也走过来，问我：“你还是同性恋吗？”我说是的，我依然是。他听完露出了开心的表情，然后就离开了。

对我来说，这就是全部意义。

现在我有机会去更多的地方，这真的很好。去年12月，我去了芬兰，去了拉普兰（位于芬兰最北端的行政区），在冰天雪地里和学生们交流。不知道为什么，越是那些看起来最难沟通、最强硬的男生，反而越受触动，这一点我特别喜欢。

《我坦白说》剧照

康宁：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导演。导演能否谈谈，拍摄完毕后是否有漏拍想补拍的镜头？如果有的话，是否有考虑过使用AI来重新生成这些漏掉的部分？

Eva Nijsten：这个问题很有趣。

首先，这部影片没有漏拍的镜头。其次，制作这部纪录片时，我从来没有想过使用AI。我不清楚在中国是什么情况，在荷兰，有很多关于是否应该使用AI生成画面的讨论。但是我们这部纪录片讨论的话题都很敏感。我们绝对不能让观众和被拍摄的孩子觉得，我们在编造一个不符合他们真实话语、真实感受的“虚假现实”，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在制作这样的一部纪录片时，我对使用AI的态度非常谨慎。

纪录片本身也是建构和剪辑的产物，我并不完全反对AI，是否使用AI最终还是取决于影片的类型和题材。只是这项技术还很新，我目前还想象不到自己之后会怎么用它。但十年后的世界肯定会和现在不同，谁也说不准。我同时也是儿童节目和科教节目的导演，业内也有很多相关讨论。我们公认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当孩子们看电视上的节目，比如看关于冬天或动物的节目时，他们需要能够分辨出自己看到的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尤其是涉及科学事实的内容，那就必须让观众明确知道，什么是从真实世界中来的，什么是AI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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