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张集馨的《道咸宦海见闻录》,看到一件特别离谱的事,给我看傻了。
道光二十二年,一个在鸦片战争里丢了城池、被皇帝革职的总督,从福建回广东老家。搬家队伍超过3000人,吃了400多桌酒席,差点把一个县吃垮。
这人叫颜伯焘,前闽浙总督。
闽浙总督是个什么官?放在今天,差不多是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
管福建、浙江两个省,从一品大员,大清九个最高级封疆大吏之一,两个省毫无疑问的一把手。
说他是闽浙两省的“土皇帝”,一点不夸张。
这个职位上坐过的人,全是晚清扛把子——林则徐、邓廷桢、左宗棠,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是能进历史课本的人物。颜伯焘能坐到这个位置上,本身就不是等闲之辈。
他出身官宦世家,祖父颜希深官至云南巡抚,父亲颜检做过直隶总督、漕运总督,祖孙三代都是封疆大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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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是嘉庆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正经的天子门生。据说在云南巡抚任上,是他亲自改建滇池石闸,让大片农田得到灌溉,当地百姓感激得很。
《清史稿》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娴习吏治,所至有声”——所到之处都留下了好名声。
如果只看这些履历,你会觉得,这人妥妥的是个大清好干部,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可你再看他在张集馨日记里的真实样子,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战事刚起那会儿,他是朝野上下最硬的主战派。跟英夷讲和?他嗤之以鼻。就一个字:剿。痛剿!剿灭为止。
为表决心,他把福建全省的大炮全拖到厦门入海口,沿海岸线一字排开。大炮轻的几百斤,重的几千斤,几十个壮汉才拉得动。
手下人提醒他,炮台修在城墙外头,不给大炮造炮车,一炮放完兵丁根本不敢出城装药。
颜伯焘哈哈大笑,拍着胸脯撂下一句话:“一炮就可灭贼,哪里还用再装火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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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信。觉得凭这几百门炮,英军的船来一艘沉一艘。
英军军舰开过来了。厦门守军刚看见船帆影子,手忙脚乱把炮弹全打出去,连英舰的边都没挨着。
英军炮架在船身两侧,每边四十门,两艘军舰一前一后轮番轰。前面的放完四十炮掉头就走,后面跟上再放四十炮。
没一会儿,海边的石头炮台全塌了。
守军一哄而散。
颜伯焘也跟着跑。跑得急了,连衣服裤子都跑丢了,一路狂奔到同安县才敢停下来喘气。
厦门丢了。
道光帝气得脸都青了。一道圣旨下来,革职,滚回广东老家闭门思过。
革职归革职。颜伯焘的排场,半点没减。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颜伯焘的回乡队伍要过境漳州。
这件事,还是张集馨后来从龙溪县蒋县令嘴里亲耳听到的。张集馨当时刚到漳州任汀漳龙道,蒋县令跟他诉苦,把整件事从头到尾倒了个干净。
三月初一。颜伯焘人还没到,行李先到了。
每天扛着箱笼辎重的民夫,过境六七百人,天天如此,整整走了十多天。光运行李,就用掉六七千人次的民夫。
三月初十,正主终于到了。
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车马仆从,加起来将近三千人。队伍浩浩荡荡,把整条路堵得严严实实。龙溪县把考院和城里所有旅店全腾出来,才勉强把人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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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风酒席,一摆就是四百多桌。
颜伯焘还带了三百亲兵,说感念大帅恩德非要护送回广东。这三百人顿顿要好酒好菜,半点怠慢不得——少一道菜、酒差一点,亲兵当场就拍桌子。
颜伯焘在漳州一住好几天,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今天说夫人犯病要休养,明天说前路发大水走不了,后天又说身子乏了再歇一日。
蒋县令急得团团转,私下找张集馨诉苦:县里已经实打实花了一万多两白银——当时一个普通长工干一年也就十两银子,一万两是一个长工一千年的工钱——实在扛不住了,再住下去全县都得喝西北风。
也确实扛不住,如果按一个工人年入十万元人民币算,这就是一个亿的招待费。
张集馨给他指了条路:颜伯焘最信亲兵营的黄守备,找他。
蒋县令立刻懂了。
他摆了一桌请黄守备。几杯酒下肚,两人换帖结为异姓兄弟。临走,蒋县令塞了五十两程仪——一个长工干五年的工钱。
黄守备收了钱,拍胸脯:“老兄只管备好民夫,明天早晨他一定走。”
是不是挺眼熟,杜凤治应对两广总督瑞麟,也是用的这招。
不得不说,这招真有用。当天下午,颜伯焘就传令:明早五更准时出发,风雨无阻。
五十两银子,买通一个守备,就能让前任总督改行程。道光年间的官场,规矩是给老百姓定的,银子才是官员之间的通行证。
三月十五,队伍终于动身。
张集馨回城路上正好遇上颜伯焘的家眷队伍。他停在路边数了数:大小轿子十多乘,每乘四个轿夫,轿前卫兵牵马,旁边八名兵勇护卫。仆妇使女坐的轿子,一模一样配置。
就连府里做粗活的仆人,都坐着四人抬的肩舆。
队伍后头,民夫用竹杠抬着粗糙的黑水缸、旧木板凳——不知道千里迢迢带回广东做什么用,照样征用民夫抬着走。
蒋县令后来告诉张集馨:颜伯焘的仆役亲兵还顺路做起了物流生意,包揽客商货物,用驿站免费车马帮运,又不怕土匪抢劫。商贾求之不得,苦的是沿途州县。
龙溪县花出去的一万多两白银,没法走公账,最后靠虚报乡勇粮饷,从朝廷拨款里抠出来填上。
而此时的厦门,刚被英军洗劫过,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漳州城外天天能听到英军炮声,老百姓不知道哪天炮弹就落到自家屋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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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是封疆大吏,正史上的名臣。
祖孙三代封疆大吏,正史评价“娴习吏治,所至有声”。刻过官箴碑,写过“公生明,廉生威”。
可你再看他在张集馨日记里的样子——战争前后稀里糊涂,打了败仗丢裤子逃跑,革职回乡带三千人搬家,仆役亲兵用驿站车马搞物流创收。
从刻碑到革职,不过十六七年。一个人怎么就判若两人了?
就是这么一群人管理着这个国家。
换谁看了都得说一句:大清不亡,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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