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别山刘邓大军明明没有补给线，没有退路，为何敌人就是奈何不了

其实在1947年，解放战争我党一度打得比较被动。当时敌人改变战术，集中重兵猛攻陕北和山东两大解放区。

胡宗南带着23万大军占了延安，士气很旺，扬言三个月要拿下我军。

在山东，敌人也是重兵压境，尤其华东解放区损失较大，用粟裕的话说：“山东的水都快喝干了”。

当时，我军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总体上还是被动防守。更麻烦的是都在我们的解放区打，解放区不仅越打越小，而且解放区资源消耗以及损耗大呀！这样下去迟早会撑不住。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教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决定，就是把战火引向敌占区，打开局面，把压力给到敌方。

那就要派一支部队，不要后方，勇往直前，直插敌人的心脏地带——大别山！

大别山这个地方主席选得非常关键，它东可震撼南京，西可威胁武汉，北可逼迫郑州、洛阳，南可截断长江，只要在大别山站住脚，就会给敌人巨大的压力，从而打乱他们的排兵布阵，以此缓解我军面临的压力。

最终中央开会决定，这个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头上。

为什么是刘邓大军？原因有三:

当时是1947年8月，刘邓12万大军刚打完鲁西南那场硬仗，人困马乏，弹药奇缺，在这个情况下接到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大局当前，时间紧迫，刘邓大军没做休整。一声令下，大军分三路出发，拉开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序幕。临行前，教员致电给刘邓，大概意思就是沿途的补给只能靠他们自己解决。

为了更快的达到战略目标，这支疲惫之师，抛弃了所有重武器，就在这个没有后勤补给，身后也没有退路，就这么“孤军”杀进了敌人的腹地。蒋氏得知消息后断言：“此军已成流寇，不出三个月，必被全歼于大别山。”

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按常规军事逻辑来理解，蒋的看法也存在一定的道理。可结果呢？敌人调集了30多万大军围剿，愣是拿他们没办法。

这到底是为什么？答案要分两面看：一是敌人自己存在问题，二是我们自己也具备优势。

当时敌人兵力是我军的两三倍，装备更是天上地下，但他们有四个要命的软肋。

第一，派系内斗，人心不齐。

蒋氏和负责前线指挥的白崇禧，根本不是一条心。白崇禧是桂系的大佬，和蒋氏的中央军斗了几十年。蒋让他坐镇九江“围剿”大别山，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想把他架在火上烤。打赢了，功劳是中央的；打输了，正好怪你桂系无能。

白崇禧心里跟明镜似的，他虽然卖力指挥，但绝不会把自己的桂系精锐拼光。手底下的部队，中央军阳奉阴违，桂系军只想保存实力，真正肯出死力的没几个。一支各怀鬼胎的军队，怎么可能围得住上下一心的解放军？

第二，战略误判，被人牵着鼻子走。

蒋氏始终没看懂教员这盘大棋。他以为刘邓大军“孤军深入”是犯了兵家大忌，只要他以兵力和装备优势收紧包围圈，对方早晚弹尽粮绝。所以他拼命往大别山调兵，恨不得一下子把刘邓大军“肃清”。

但他没想明白，刘邓大军的任务压根儿就不是跟他决战，而是要像一颗钉子一样钉在大别山，牢牢吸引住他的主力。蒋投入的兵力越多，就越是被钉死在原地，而解放军在其他战场的压力就越小。

更搞笑的是，他还一直盯着陕北的延安，以为占了座空城就是胜利，结果胡宗南20多万大军被彭老总采用“蘑菇战”牵着在黄土高坡兜圈子，一步都离不开。

第三，兵力分散，疲于奔命。

到了1947年下半年，由于敌人多面开战，在全国的兵力其实已经不够用了。东北、华北到处告急，白崇禧虽然在大别山周围摆了33个旅，但这些部队根本没法全力投入。一会儿华东野战军打豫东，13个旅得赶紧北调；一会儿陈谢兵团破坏平汉铁路，又得派兵回援。围剿的部队来来去去，形不成持续的压力。

刘邓大军就利用这个空子，敌人来了我走，敌人住下我骚扰，敌人累了我就打。30万大军看着唬人，实际上是处处设防、处处薄弱。

第四，民心尽失，寸步难行。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蒋的军队走到哪儿，抓壮丁、抢粮食，和老百姓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大别山这种人生地不熟的山区，没有群众基础，他们就成了瞎子、聋子。不知道哪里有游击队，不知道老百姓会不会给解放军送情报，连晚上行军都提心吊胆，更别说分散驻扎了。

而解放军恰恰相反，走到哪儿都有百姓掩护、带路、送粮。同样是翻山越岭，白崇禧部在这里就是瞎子摸象，我军是如鱼得水。

敌人的失败是外因，我们自己过硬的实力才是根本。刘邓大军之所以能在绝境中活下来并反击，靠的是这四个方面。

第一，大别山的天然优势与游击经验。

大别山地处鄂豫皖三省交界，山高林密，沟壑纵横。这种地形，对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和重兵集团来说就是噩梦，但对擅长游击战的部队来说，却是天然的保护伞。

更重要的是，大别山可不是一座“陌生”的山。从红军时期起，这里就一直是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八军曾在这里打了三年游击，用千把人的队伍牵制了敌人17万正规军。

刘名榜这样的英雄更是被教员称为“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旗帜”，在这片山里战斗了二十多年。

有了这样深厚的红色根基，刘邓大军一来，就像是回了家。他们把红军前辈的游击战术用得炉火纯青，什么“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还有红二十八军当年总结的“四打四不打”（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缴获不多不打、伤亡过大不打）战术，在新的战场上继续发挥着作用。

第二，刘邓大军的韧性与指挥艺术。

地形和经验再好，也得靠人去实现。而“刘邓”这对搭档，堪称黄金组合。刘伯承是“军神”，用兵如神；邓小平政治坚定，治军严明。

在生死攸关的汝河之战，前面是敌人三个旅堵住去路，后面是三个师追兵将至。当王近山振臂高呼：“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要从这里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去！”这种“勇”不是蛮干，而是一种从骨子里迸发出的韧性。饿着肚子能行军，疾病缠身能打仗，弹药不足就用战术来凑。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纪律极其严明。一进大别山就“约法三章”：拿枪打老百姓的，抢老百姓东西的；在当地违法乱纪的，一律严惩不贷。这种铁的纪律，保证了部队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丢掉民心。这恰恰是敌人永远也做不到的。

第三，教员在陕北的“蘑菇战”。

如果说刘邓大军是插向敌人心脏的尖刀，那教员在陕北就是那个死死牵住敌人牛鼻子的人。

胡宗南占了延安后，所有人都劝教员东渡黄河，到安全的地方去。但教员偏不走，他说留在陕北，就能牵制胡宗南二三十万大军，就是对全国其他战场最大的支援。

于是，彭老总指挥西北野战军，利用陕北的沟沟壑壑和群众基础，跟胡宗南打“蘑菇战”，把敌人磨得筋疲力尽，然后瞅准机会一口吃掉。

这样一来，蒋在山东和陕北两个拳头都被人攥住了，能抽出来对付大别山的力气自然就少了很多。加上陈谢兵团、陈粟大军在外线连续破击，不断拉扯敌人的防线，使得刘邓大军并非孤军奋战，而是一盘全国联动的大棋中的关键一步。

第四，人民的力量——最深厚的靠山。

归根结底一句话：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刘邓大军没有补给线，他们的补给线就是大别山的父老乡亲。

在大别山，百姓自己都吃不饱，却把仅有的粮食、棉衣、鞋子送给解放军。金寨县一个村子就给部队捐了7000多斤大米。

当然这些我军都打了借条的，这份情都一一被记了下来。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部队当向导、送情报、照顾伤病员。为什么？因为解放军来了，是帮他们打土豪、分田地的，是真正为他们谋利益的。

更为重要的是刘邓大军纪律严明，跟群众相处非常融洽，深受群众爱戴。

一边是军民鱼水情深，另一边是将帅不和、民心尽失。这样的仗，其实从一开始，胜负的天平就已经倾斜了。

回头看这段往事，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之所以能让敌人“奈何不了”，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敌人有内斗、误判、分散、失民的问题，我们有地形、意志、战略和人民的支持。

12万大军出发，不到6万人走出大别山。代价是沉重的，但他们以局部的巨大牺牲，换来了全国战局的根本转折——解放战争从此从战略防御转向了战略进攻。

正如刘伯承所说：“东逼南京，西迫武汉，南扼长江，俯瞰中原，必然造成敌人大部队的退却，造成反攻的局面。”

这也告诉我们：决定战争胜负的，从来不只是武器和后勤，更是战略眼光、战斗意志，以及最重要的一点——人心向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