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王全国：从省委书记到大亚湾核电历史抉择

1984年底，一个65岁的老人向中央递交了一份申请。

他不是要求退休，也不是寻求照顾——他要辞掉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去深圳的一片荒地上造核电站。

这个人叫王全国，他用生命最后一段时光，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名字。

1978年的广东，工厂不是停着就是半死不活。

电，是命根子。可那时广东全省的电力装机容量只有187万千瓦，工厂一周开四天、停三天，老板等着、工人等着、省里的领导也等着。王全国那时候是广东省委书记、常务副省长，主管经济，却对缺电这件事几乎束手无策——煤炭调不来，水电建不快，什么办法都试过了，还是不够用。

1978年4月，机会来了。王全国随谷牧副总理出访西欧，走进了法国的核电站。

机器是他没见过的，规模是他想象不到的，输出的电量换算过来——两台机组就能顶上广东全省的装机量。王全国后来回忆，那次参观让他"大开眼界、很受刺激"。一个念头从此扎下根：广东要建核电站。

但回到国内，这个念头立刻撞上了现实——197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只有1.67亿美元，而建一座两台百万千瓦机组的核电站，初步估算要花将近40亿美元。差了将近三十倍。

钱从哪来？技术从哪来？人才从哪来？谁来建？怎么建？

王全国没有放弃。他开始找人谈，找香港谈，找中华电力的嘉道理家族谈，找来一套方案："借贷建设、售电还钱、合资经营"——向外借钱建电站，建成了卖电给香港还债，港方持股参与经营。

这个模式在当时看起来很大胆，甚至有人觉得是"引狼入室"，但王全国认为，这是那个年代唯一走得通的路。

1978年12月4日，邓小平亲口向法国记者宣布：中国已决定向法国购买两座核电站设备。这句话落地，等于从最高层给了项目一道护身符。

从构想到批准，走了整整五年。

1979年，粤港双方开始正式推进。同年11月，香港中华电力公司董事局主席嘉道理勋爵带队来广州，双方第一次坐下来谈合营。选址、技术路线、资金结构——一件一件往前推。

但国内的阻力，远比外部谈判复杂。

核电在当时是个高度敏感的领域，争议从没停过。有人担心安全，有人质疑引进外资的合法性，有人觉得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国务院接到广东省的方案后，召开了一场规模不小的审查会，由11个部委共248位领导和专家参加，逐条审问，逐项质询。

1981年，轮到王全国代表广东省委上台发言。

他没有回避争议，直接亮出底线："广东核电站不仅是解决了广东的电力供应问题，更重要的是可以加快我国核能利用事业的发展……培养技术人才，把国际上先进的核电技术拿来为我所用。"

说完，他在台上当场表态，要求组织解除他其他所有职务，"让我专抓这项工作，在我有生之年，把我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业核电站建设好。"那年他62岁。

这句话说出来，场面沉默了一瞬。

1982年12月1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第四次讨论广东核电问题，最终正式通过方案。大亚湾核电站，就此从一张纸上的构想，变成了真实存在的国家工程。

然而这时王全国已经不在广东了。

批准落地，王全国却先被调走了。

1982年11月，就在国务院开会讨论广东核电项目的前一个月，王全国接到命令，从广东调任湖北省委常务书记。1983年1月，正式担任湖北省委书记。

他在湖北主持省委日常工作，但心里装的，始终还是大亚湾。

1983年年底，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调整开始推进。1931年出生的关广富接替了湖北省委书记的职务，王全国改任省委副书记。这一降，从某种意义上说，给他开了一扇门。

1984年，他再次向中央写信，要求辞去省委副书记，去大亚湾搞核电。信里说："我今年65岁，但身体还好，想去深深爱着的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工作，用余生为党做最后的贡献。"

这一次，中央同意了。

1984年11月，王全国正式出任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董事长，直接领导大亚湾核电站建设。

一个65岁的老人，从省委副书记岗位主动请辞，跑去深圳的荒地盯工地——这在当时的干部系统里，是个异类举动。但王全国不在意。他只想在有生之年把那座核电站建起来。

1985年1月18日，合营合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

邓小平当天接见了嘉道理勋爵，把大亚湾项目称为"中外合资最大的一个项目"，并当场立下约定：等七年后电站建成，两个老人一起去大亚湾庆祝。

1985年1月26日，合营公司董事会正式成立，17人组成，中方12人，港方5人，王全国出任首任董事长。1987年8月7日，大亚湾核电站正式开工。

开工不到一年，从苏联传来一个消息，把所有人都炸懵了。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辐射扩散，消息传开，恐慌瞬间蔓延。香港离大亚湾不过几十公里，"反核"情绪一夜之间爆发。民间团体联合发起签名，据称最终收集到102万份签名，公开信直接送进了北京——要求立即停建大亚湾核电站。

这是整个项目最危险的时刻。

电报发出去，他夜不能眠。反复想，觉得还不够，第二天一早又起草了第二封电报，再发一遍。

中央接到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鹏立刻将情况报告给邓小平。7月10日，邓小平秘书传话：小平同志说，中央领导对建大亚湾核电站的态度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7月11日，邓小平再次明确表态：建核电站，不能改变。

这两句话，钉死了大亚湾的命运。到1986年9月下旬，那场风波逐渐平息，工地重新安静下来，混凝土继续浇注。

但麻烦并没有结束。

建设过程中，国产化的推进比预想的要难得多。王全国坚持要求外方施工时必须带中国企业一起干，为的是学技术。但能力的差距是真实的——以核岛辅助管道安装为例，中方分包商历经三年多努力，某些部位反复返工七次，依然无法达标，最终只能将合同转交外方，直接导致造价增加近1亿美元、工期拖延超过一年。

这个失败，刻进了中国核电建设者的集体记忆里。它不是丢人，是代价，是学费，是后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这条路上绕不过去的一道坎。

王全国对质量的要求从未松动。不合格，返工。不达标，重做。他自己说不出太多豪言壮语，就是盯着，盯每一道工序，盯每一个环节。

1994年2月9日，除夕。

大亚湾核电站1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李鹏在当天向正在上海的邓小平报告了这个消息。邓小平听完，请李鹏总理转达他对大亚湾的祝贺。

王全国听到这件事，沉默了很久，才说出一句话："小平同志以这种方式表达对一个企业的祝贺，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还是第一次。"

1994年5月6日，大亚湾核电站2号机组正式并网，全面建成投运。项目获得当年美国《国际电力》杂志评选的"电厂大奖"，成为全球五个获奖电站之一，也是中国唯一。所发电力，80%输往香港，20%并入广东电网。

1994年9月，王全国卸任董事长，结束了在大亚湾整整十年的工作。

那个约定里的嘉道理勋爵，已于1993年8月先行离世，没能等到庆祝的那一天。邓小平与嘉道理的"世纪之约"，成了一段无法完成的遗憾，也成了大亚湾历史中一个无法修补的空缺。

2001年8月，王全国正式离休。2015年4月16日，他在广州因病逝世，享年96岁。有关部门在评价中写道，他开创了中外国际核能合作的先河，走出了一条"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中国核电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世界核能大国奠定了坚实基础。

截至2024年2月，大亚湾核电站安全运行满30年，累计为香港供电超过3104亿度。

中广核，从那片荒地起步，已经发展为中国最大的核电运营商、全球第三大核电企业。当年花130万法郎培养出来的那批"黄金人"，如今撑起了中国核电走向世界的骨架。

一个65岁的老人，用最后一站，换来了中国核电今天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