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基建模仿中国，250项目难敌中国一工程

2024年底，越南海防市一家本土零部件供应商接到了一笔来自三星的订单，要求他们生产一批手机摄像头的金属支架。这家企业投了几百万美元升级设备，折腾了三个月，良品率始终上不去。最后三星把这笔订单转给了一家从深圳搬过去的中国供应商，人家一个月就量产了。

这浓缩了越南工业化40年来最根本的一个困境，可以把工厂搬来，可以把订单搬来，但搬不来能力。

1986年，越共六大提出＂革新开放＂的时候，中国已经在深圳画了那个圈整整六年了。当时越南的学习对象很明确，就是中国。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区、建经济特区，这一套组合拳越南照搬得有模有样。

到今年刚好40年，越南的人均GDP翻了几十倍，从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赤贫国家变成了全球制造业版图上一个不可忽视的节点。三星每年在越南生产超过一亿部智能手机，占三星全球产量的一半以上；英特尔在胡志明市投了超过15亿美元建封测厂；苹果的供应链这两年也在加速向越南倾斜，AirPods的主要产地已经从中国转到了越南。

表面上看，越南这份作业抄得不错。但如果你把试卷翻到背面去看——越南自己的本土企业在哪里？它的核心技术在哪里？它在全球价值链中到底站在什么位置？

经济学里管这个叫＂FDI陷阱＂，简单讲就是，一个国家如果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来驱动经济增长，短期内GDP数字会很好看，就业也有保障，外汇储备也在涨。

但时间一长，会发现一个非常危险的结构性问题，外资企业拿走了利润链条上最肥的那块肉，品牌、专利、核心零部件和全球渠道，留给东道国的只有组装环节那一点薄得可怜的加工费。

更麻烦的是，外资的大量涌入会在要素市场上挤压本土企业的生存空间——工业用地被外资园区占了，熟练工人被外企用更高的工资挖走了，银行的信贷资源也更愿意贷给风险更低的外资项目。越南的本土中小企业就是在这种夹缝中艰难求生的。

越南计划投资部自己有一个数据，2023年越南注册的私营企业里，资本金超过100亿越南盾（约40万美元）的只占不到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越南本土企业连一个便利店的启动资金规模都不到，你指望这些企业去搞研发、去和三星竞争？这是天方夜谭。

那中国早年不也是靠引进外资起步的吗？没错，但中国做对了一件越南到今天都没学会的事——＂以市场换技术＂，而且是真换到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产业搞合资的时候，虽然一开始也被人嘲笑＂用自家市场给外国品牌打工＂，但中国政府始终留了一手。合资企业必须50:50，中方必须占一半股权；外方必须向合资企业转让一定的技术；更关键的是，中国在合资体系之外，同时允许甚至鼓励自主品牌的存在和发展。吉利、奇瑞、比亚迪，都是在合资品牌的阴影下倔强长起来的。

等到新能源汽车这个弯道出现，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本土企业一下子就冲了出去。比亚迪2024年全年卖出超过427万辆车，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冠军，靠的可不是什么天上掉馅饼，而是王传福从1995年就开始在电池领域一毛钱一毛钱地磨技术。

越南对外资几乎是无条件地张开怀抱——100%外资独资可以，税收减免10年15年可以，土地租金优惠可以。但有一个问题：给了这么多优惠条件，换回来的是什么？答案是就业岗位和出口数字。仅此而已。

三星在越南投了将近200亿美元，但三星在越南的研发中心规模小得可怜，核心的芯片设计、屏幕技术、软件系统开发，全部留在韩国水原和华城的总部。越南工人在流水线上组装手机赚的是计件工资，三星拿走的是每部手机里几百美元的品牌溢价和技术利润。这笔账，越南亏大了。

有意思的是，越南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越南其实有一个做得还算不错的本土企业——Viettel，越南军队电信集团。这家企业是越南国防部下属的国有企业，从通信起家，现在业务覆盖十几个国家，在非洲和东南亚的电信市场上还有相当的存在感。

Viettel的营收规模在越南企业中排名前列，也有一定的自主技术研发能力，搞过5G基站的研发，也做过一些军用通信设备。但问题在于，Viettel更像是一个孤例而不是一种模式。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军方背景带来的政策资源和垄断地位，这种路径没有办法复制到消费电子、汽车、半导体这些充分竞争的领域。

范日旺这个人确实有雄心，他是越南首富，白手起家，从方便面和房地产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一头扎进了汽车制造。2017年VinFast成立，2018年就在巴黎车展上发布了两款量产车型，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业内人心里都清楚，VinFast的核心技术几乎全部来自外部采购——底盘平台买的是宝马的授权，电池用的是国轩高科和三星SDI的产品，自动驾驶方案找的是以色列Mobileye，设计请的是意大利宾尼法利纳。

VinFast干的是一个高级版的＂拼装＂活。这和早期的中国自主品牌有点像，但区别在于，中国品牌在拼装的同时拼命搞正向研发，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华为的鸿蒙系统，都是在巨额研发投入中硬磨出来的。VinFast的研发投入相对于其野心来说远远不够，而且越南本土根本找不到足够的汽车工程师来支撑一个完整的研发体系。

这就牵扯到另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才。越南的基础教育其实相当不错，在OECD组织的PISA测试中，越南15岁学生的数学和科学成绩经常能跻身全球前列，甚至超过很多发达国家。但基础教育强不代表高等教育强，更不代表你有足够的工程技术人才。

越南全国大约有240所大学，但进入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0的只有寥寥几所，而且排名靠后。越南每年培养的STEM专业毕业生数量和质量，远远无法满足一个想要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国家的需求。

更要命的是人才外流——越南最优秀的学生拿到奖学金后往往去了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学成后回国的比例并不高。2023年越南在美留学生人数超过3万，在日留学生近8万，这些人才有相当一部分选择留在了海外。对于一个急需技术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慢性失血。

相比之下，中国在人才培养上的投入是碾压式的。中国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大学生数量超过400万，这个数字比很多中等国家的全部大学生加起来都多。而且中国有一个越南不具备的巨大优势——归国潮。

从2010年代开始，大量在海外名校和顶尖企业工作过的中国人才选择回国创业或加入本土科技企业，这些人带回来的不仅是技术，还有全球化的视野和管理经验。华为的海思芯片团队、大疆的核心工程师团队里，都有大量海归。越南目前还远没有形成这样的人才回流效应。

还有一个深层的制度性问题很少被讨论，就是越南的金融体系。要培育世界级的企业，你得有一个能够为长期研发和高风险创新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系统。韩国在扶持财阀的过程中，政府直接干预银行信贷分配，把大量低息贷款定向投放给三星、现代这样的战略企业。

中国也有类似的做法——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银行、各类产业引导基金，为华为、中芯国际、京东方这些企业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关键的资金输血。中国的半导体大基金一期二期加起来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这种规模的产业投资，越南的财政完全无力承担。

越南的银行体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但这些银行的资产规模、风控能力和长期融资意愿，都远远无法支撑一个华为级别的企业从零到一的成长过程。越南的资本市场也不成熟，胡志明市证券交易所的总市值到2025年也就3000多亿美元，整个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都有限。一个本土企业要融几十亿美元去搞芯片研发，在越南的金融体系里基本找不到门路。

从宏观产业政策的层面来看，越南和中国之间最大的差距不在于＂想不想做＂，而在于＂能不能执行＂。中国搞产业升级有一个其他国家很难复制的优势，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高效政策执行体系。当中央决定要搞新能源汽车的时候，从补贴政策、牌照优惠、充电桩建设、电网改造到电池回收标准，整个政策链条能在几年之内全部落地。

地方政府之间还会形成竞争，合肥赌了蔚来，赌赢了；常州押注动力电池产业链，也做起来了。这种＂地方政府充当风险投资人＂的模式虽然也有失败案例，但整体上极大地加速了产业集聚。越南的行政体系虽然也是党政一体，但地方执行力和中央政策传导效率和中国相比差距很大。

越南的省级行政单位有63个，很多省的干部更关心的是完成短期的招商引资指标，而不是花十年时间去培育一个不一定能成功的本土科技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