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明净阅刊
◎ 莫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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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高密东北乡总共只有十几户人家,紧靠着河堤的高坡上,建造着十几栋房屋,就是所谓的“三份村”了。村名“三份”,自然有很多讲说,但本篇要讲治病求医的事,就不解释村名了。
却说我们这“三份村”里,有一个善良敦厚的农民,名叫王大成。王大成的老婆没有生养,老两口子过活。这年秋天,雨水很大,河堤决了口。田野里一片汪洋,谷子、豆子什么的,都涝死了,只有高粱,在水里擎着头,挑着一些稀疏的红米。
过了中秋节,洪水渐渐消退,露出了地皮。黑土地上,淤了一层二指厚的黄泥,这黄泥极肥,最长麦子。虽然秋季几乎绝了产,但村里人也不十分难过,因为明年春季如果不碰上风、雹、旱、涝,麦子就会大丰收。
那时候人少地多、广种薄收,种地比现在省事得多了。种麦子更简单:一个人背着麦种,倒退着在泥地里走,随手把麦种撒在脚窝里,后边跟着一个人,手持一柄二齿铁钩子,挖一点土,把麦种盖住即可。王大成和他老婆一起去洼地里种麦子。他老婆踩窝撒种,大成跟在后边抓土埋种。他老婆自然是小脚,踩出来的脚窝圆圆的,好像驴蹄印一样。大成和老婆开玩笑,说她是头小母驴;他老婆说他是头大叫驴。
两口子说笑着,心里很是愉快。然而世界上的事,总是祸福相连,悲喜交集,所谓“乐极生悲”就是这道理。大成和老婆正调笑着,忽觉脚底一阵刺痛,仿佛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庄户人家,一年总有八个月打赤脚,脚上挨下扎,是十分正常、经常发生的事情,所以大成也没在意,继续与老婆一起点种小麦。晚上洗了脚上炕,感到脚底有点痒,扳起来看看,见脚心正中有一个针鼻大的小孔,正在淌着黄水。大成让老婆弄来一点烧酒,倒在伤口上,便倒头睡了。因为白日里与老婆调笑时埋下了一些情欲的种子,夜晚又被她扳着脚涂酒吹气,吹灯之后,便亲热了一番。
临近天亮时,大成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把一条脚伸到灶下,点火燃着,煮得锅里的绿豆汤翻滚浪头。醒来后,感到一条腿滚烫,忙叫老婆打火点灯,借着灯光一看,那条腿已肿到膝盖,肿得明光光的,好像皮肉里充满气,充满了汁液。
天亮之后,不能下地了,老婆要去“黑天愁村”搬先生,大成说:“我自己慢慢悠逛着去吧。”“黑天愁”距“三份”三里路,三里路的两边,都是一个连一个的水洼子。大成的腿不痛,只是肿胀得有些不便,一拖一拖地挪到“黑天愁”,见到先生。先生名叫陈抱缺,专习中医外科,用药狠,手段野,有人送他外号“野先生”。
大成去时,“野先生”还在睡觉。大成坐在门口,抽着烟袋等候,一直等到日上三竿,“野先生”起床,大成进去,说请先生给瞧瞧腿。“野先生”皱皱眉头,伸出三个指头搭了搭大成的脉,说:“家去吧,让你老婆弄点好吃的给你吃,把送老的衣裳也准备准备。”
大成问:“先生的意思是说我不中了?”“野先生”说:“活不过三天了。”大成一听,心里很有些难过,但既然先生这么说了,也只好回家等死。当下辞别了先生,长吁短叹地往家里走。看到道路两边一汪汪的绿水和水中嫩黄的浮萍,鲜红的水荇,心里不由地一阵难受,眼中滚出了一些大泪珠子,心想与其病发而死,不如跳进水汪子淹死算了。边想着边走到水汪子边。水汪子边上有一些及膝高的野草,他一脚踏下去,忽听到下边几声尖叫,同时那伤脚上、腿上感到麻酥酥一阵,低头一看,原来踩中了两只正交尾的刺猬。
大成腿上被刺猬毛扎破的地方,哗哗地淌出黄水来。腿淌着黄水,堵闷的心里,立时轻松了许多。于是也就不想死了。他把腿伸到水里泡着,一直等到黄水流尽了,才上了路回家。回家睡了一夜,早晨起来一看,腿上的肿完全消了。三天之后,健康如初的大成去见“野先生”,走在路上想了一肚子俏皮话儿,想羞羞他。一进门,“野先生”劈口便问:“你怎么还没死?”
大成把腿伸给“野先生”看着,说:“我回到家就等着死,等了三天也不死,特意来找先生问问。”
“野先生”说:“天下真有这么巧的事?”
大成问:“什么事?”
“野先生”说:“你的脚是被正在交尾的刺猬咬死的那条雄蛇的刺扎了,夜里你又沾了女人,一股淫毒攻进了心肾;治这病除非能找到一对正交尾的刺猬,用雄刺猬的刺扎出你腿上的黄水,然后再把腿放在浮萍水荇水里泡半个时辰,这才有救。”
大成愕然,说先生真是神医,便把那天下午的遭遇说了一遍。
“野先生”道:“这是你命不该绝,要知道刺猬都是春天交尾啊。”
父亲说,像陈抱缺这样的医生,其实是做宰相的材料,只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牵扯着,做不成宰相,便改道习了医。这种人都是圣人,参透了天地万物变化的道理,读遍了古今圣贤文章,几百年间也出不了几个。这样的人最后都像功德圆满的大和尚一样,无疾而终,看起来是死了,其实是成了仙。
父亲说陈抱缺一辈子没有结婚,晚年时下巴上长着一把白胡子,面孔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每天早晨,他都到井台上去挑水。那时候的年轻人还讲究忠孝仁义,知道尊敬老人,见他打水吃力,便帮他把水从井里提上来,他也不阻拦,也不道谢,只等那帮他提水的人走了,便搬倒水桶,把水倒回井里去,然后自己打水上来,挑水回家。
父亲说越到现代,好医生越少,尤其到了眼下,这几年,好医生就更少了。日本鬼子来之前,还有几个好医生,虽然比不上陈抱缺,但比现在的医生还是要强,算不上神医,算良医。
父亲说我的爷爷三十几岁时,得过一次恶症候,那病要是生在现在,花上五千块,也要落下残疾。
父亲说有一天爷爷正在厢房里弯着腰刨木头,我的三叔跟我的二叔嬉闹,把一块木头弄倒,正砸在我爷爷的尾骨上,痛得他就地蹦了一个高,出了一身冷汗。当天夜里,腿痛得就上不到炕上去了。后来,痛疼集中到右腿上,看看那条腿,也不红,也不肿,但奇痛难挨,日夜呻唤。
我的大爷爷也是一个乡村医生,开了无数的药方,抓药煎给我爷爷吃,但痛疼日甚。大爷爷托人把一位懂点外科的李一把搬来,李摸了摸脉,说是“走马黄”,让抓一只黄鸡来,放在爷爷的病腿上。李说如果是“走马黄”,那黄鸡便卧在腿上不动,如果不是“走马黄”,它便会跑走。抓来一只黄鸡,放在爷爷病腿上,果然咕咕地叫着,静卧不动。直卧了一个时辰。李说这鸡已经把毒吸走了。李又用蝎子、蜈蚣、蜂窝等毒物,制成一种黑色的大药丸子。此药名叫“攥药”,由患者双手攥住。他说此药的功效是逼走包围心脏的毒液。
爷爷腿上卧过黄鸡,手里攥过药丸,但病情却日渐沉重,眼见着就不中了。大爷爷眼含着泪吩咐我奶奶为我爷爷准备后事。这时,一个人称“五乱子”的土匪来了。这“五乱子”横行高密东北乡,无人不怕他。他因曾得到过我爷爷的恩惠,听到我爷爷病重,特来看望。
父亲说“五乱子”是个有决断的人,他看了爷爷的病,说:“怎么不去请‘大咬人’呢?”
大爷爷说:“‘大咬人’难请,他不治经别人的手治过的病。”
“五乱子”说:“我去请吧。”
父亲说“五乱子”转身就走了,第二天就用一乘四人轿把“大咬人”抬来了——“大咬人”出诊必坐四人轿。父亲说“大咬人”是个高大肥胖的老头子,身穿黑色山茧绸裤褂,头戴一顶红绒子小帽。钻出轿来,先要大烟抽。“五乱子”吩咐人弄来烟枪、豆油灯,搓了几个泡烧上,让他过足了瘾。
抽完了烟,过足了瘾,“大咬人”红光满面。“五乱子”一掀衣襟,抽出一支匣枪——腰里还有一支——甩手一枪,把房檐下一只正在结网的蜘蛛打飞了。然后他用青烟袅袅的枪筒子戳着“大咬人”的太阳穴,说:“‘大咬人’,要坐轿,我雇了轿;要抽大烟,我借来了灯;要钱吗,我也替你准备好了。这位管二,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仔细着点治。——你咬人,能咬动枪筒子吗?”
父亲说“大咬人”给吓得脸色煞白,连声说:“差不了,差不了。”
“大咬人”弯下腰察看爷爷的病情,看了一会,说:“这是个贴骨恶疽,再拖几天,我就治不了了。”
“五乱子”说:“你有把握?”
“大咬人”说:“有把握。”
父亲说“大咬人”用手指戳着爷爷的腿说:“里边都是脓血,要排脓。”
“五乱子”说:“你放心干吧!”
“大咬人”吩咐人找来一根铁条,磨成一个尖,又吩咐人剪来一把空的麦秆草。然后,他挽挽袖子,用铁条往爷爷的腿上插孔,插一个孔,戳进一根麦秆去。绿色的恶臭脓血哗哗地流出来,父亲说爷爷的大腿根处流出的脓血最多,足有一铜盆。排完了脓血,爷爷的腿细得吓人,一根骨头包着皮,那些肉都烂成脓血了。
排完了脓血,“大咬人”开了一个药方,都是桔梗、连翘之类的极普通的药。“大咬人”说:“吃三副药就好了。”
“五乱子”问:“你要多少大洋?”
“大咬人”说:“为朋友的恩人治病,我分文不取。”
“五乱子”说:“好,这才像个良医。不给你钱了,给你点黑货吧!”
父亲说“五乱子”从腰里掏出拳头那么大一块大烟土。这块烟土,起码值五十块大头钱。
“大咬人”接了烟土,说:“都叫我‘大咬人’,我咬谁了?我小名叫‘狗子’,就说我‘咬人’。”
“五乱子”笑着说:“你真是条好狗!”
父亲说爷爷吃了“大咬人”三副药,腿不痛了。又将息了几个月,便能下地行走;半年后,便恢复如初,挑着几百斤重的担子健步如飞了。
父亲说,“大咬人”的外科其实还不行,远远比不上陈抱缺。陈抱缺能帮人挪病,譬如生在要害的恶疮,吃他一副药,便挪到了无关紧要的部位上。
父亲说,大凡有真本事的人,都是性情中人,有他们古道热肠的时候,也有他们见死不救的时候。越是医术高的人,越信命,越能超脱尘俗。所以,陈抱缺那样的医生,是得了道的神仙,是吕洞宾、铁拐李一路的。像“大咬人”这样的,要想成仙,还要经过不知多少年的苦修苦练才能成。而一般的医生,大不过诊脉能分出浮、沉、迟、数,用药能辨别寒、热、温、凉而已,至于阴阳五行,营卫气血、经络穴道上的道理,百分之百的是参悟不透了。
大 风
学校里放了暑假,我匆匆忙忙地收拾收拾,便乘上火车,赶回故乡去。路上,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前些天家里来信说,我八十六岁的爷爷去世了。寒假我在家时,老人家还很硬朗,耳不聋眼不花,想不到仅仅半年多工夫,他竟溘然逝去了。
爷爷是个干瘦的小老头儿,肤色黝黑,眼白是灰色,人极慈祥,对我很疼爱。我很小时,父亲就病故了,本来已经“交权”的爷爷,重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率领着母亲和我,度过了艰难的岁月。爷爷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庄稼人,推车打担、使锄耍镰都是好手。经他的手干出的活儿和旁人明显的两样。初夏五月天,麦子黄熟了,全队的男劳力都提着镰刀下了地。爷爷割出的麦茬又矮又齐,捆出来的麦个中,中间卡,两头奓,麦穗儿齐齐的,连一个倒穗也没有。生产队的马车把几十个人割出的麦个拉到场里,娘儿们铡场时,能从小山一样的麦个垛里把爷爷的活儿挑出来。
“瞧啊,这又是‘蹦蹦’爷的活儿!” 娘儿们怀里抱的麦个子一定是紧腰齐头奓根子,像宣传画上经常画着的那个扎着头巾的小媳妇怀里抱的麦个子一样好看,她们才这样喊。
“除了‘蹦蹦’爷谁也干不出这手活儿。”娘儿们把麦子往铡刀下一送,按铡的娘儿们一手叉腰,单手握着铡刀柄,手腕一抖,屁股一翘,大奶子像小白兔一样跳了两下,“嚓”,麦个子拦腰切断,根是根,穗是穗。要是碰上埋汰主儿捆的麦个子,娘儿们就搜罗着最生动形象的话儿骂,按铡的娘儿们双手按铡刀,奶子颠得像要插翅飞走,才能把麦个子铡断。而麦根部分里往往还夹带麦穗。
干什么都要干好,干什么都要专心,不能干着东想着西,这是爷爷的准则。爷爷使用的工具是全村最顺手的工具。他的锄镰镢锹都是擦得亮亮的,半点锈迹也没有。他不抽烟,干活干累了,就蹲下来,或是找块碎瓦片,或是拢把干草,擦磨那闪亮的工具……
我带着很悒郁的心情跨进家门,母亲在家。母亲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多年的操心劳神使她的面貌比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母亲说,爷爷没得什么病,去世前一天还推着小车到东北洼转了一圈,割回了一棵草。母亲从一本我扔在家里的杂志里把那株草翻出来,小心地捏着,给我看,“他两手捧回这棵草来,对我说,‘星儿他娘,你看看,这是棵什么草?’说着,人兴头得了不得。夜里,听到他屋里响了一声,起来过去一看,人已经不行了……老人临死没遭一点罪,这也是前世修的。”母亲款款地说着,“只是没能侍候他,心里愧得慌。他出了一辈子的力,不容易啊……”
我眼窝酸酸地听着母亲的话,想起了很多往事——
我家房后有一条弯弯曲曲的胶河,沿着高高的窄窄的河堤向东北方向走七里左右路,就到了一片方圆数千亩的荒草甸子。每年夏天,爷爷都去那儿割草。离我们村二十里有部队一个马场,每年冬季都收购干青草喂马,价钱视草的质量而定。我爷爷的镰刀磨得快,割草技术高,割下来的草干净,不拖泥带水。晒草时又摊得薄,翻得勤,干草都是很新鲜的淡绿色,像植物标本一样鲜活,爷爷的干草向来卖最高的价钱。我至今还留恋在干草堆里打滚的快乐——尤其是秋天,夜晚凉凉爽爽,天上的颜色是墨绿,星星像宝石一样闪闪烁烁,松软的干草堆暖暖和和,干青草散发出沁人心脾的甜香味……
最早跟爷爷去荒草甸子割草,是刚过了七岁生日不久的一天。
我们动身很早,河堤上没有行人。堤顶也就是一条灰白的小路,路的两边长满了野草,行人的脚压迫得它们很瑟缩,但依然是生气勃勃的。河上有雾,雾很重,但不均匀,一块白,一块灰,有时像炊烟,有时又像落下来的云朵。看不见河水,河水在雾下无声无息地流淌,间或有泼剌的响声,也许是因为鱼儿在水里动作吧。爷爷和我都不说话。爷爷的步子轻悄悄的,走得不紧不慢,听不到脚步声。小车轮子沙沙地响。有时候,车上没收拾干净的一根草梗会落在辐条之间,草梗轻轻地拨弄着车辐条,发出很细微的“劈劈劈劈,叮叮叮叮”的响声。我有时把脸朝着前方(爷爷用小车推着我),看着河堤两边的景致。高梁田、玉米田、谷子田。雾淡了些,仍然高高低低地缠绕着田野和田野里的庄稼。丝线流苏般的玉米缨儿,刀剑般的玉米叶儿,刚秀出的高梁穗儿,很结实的谷子尾巴,都在雾中时隐时现。很远,很近。清楚又模糊。河堤上的绿草叶儿上挂着亮晶晶的露水珠儿,在微微颤抖着,对我打着招呼。车子过去,露珠便落下来,河堤上留下很明显的痕迹,草的颜色也加深了。
雾越来越淡薄。河水露出了脸儿,是银白色的,仿佛不流动。灰蓝的天空也慢慢地明亮起来,东方渐渐发红,云彩边儿是粉红色的。太阳从挂满露珠的田野边缘上升起来,一点一点的。先是血一样红,没有光线,不耀眼。云彩也红得像鸡冠子。
天变得像水一样,无色,透明。后来太阳一下子弹出来,还是没有光线,也不耀眼,很大的椭圆形。这时候能看到它很快地往上爬,爬着爬着,像拉了一下开关似的,万道红光突然射出来,照亮了天,照亮了地,天地间顿时十分辉煌,草叶子的露珠像珍珠一样闪烁着。河面上躺着一根金色的光柱,一个拉长了的太阳。我们走到哪儿,光柱就退到哪儿。田野里还是很寂静,爷爷漫不经心地哼起歌子来。
一匹马踏破了铁甲连环一杆枪杀败了天下好汉
曲调很古老。节拍很缓慢。歌声悲壮苍凉。坦荡荡的旷野上缓慢地爬行着爷爷的歌声,空气因歌声而起伏,没散尽的雾也在动。
一碗酒消解了三代的冤情一文钱难住了盖世的英雄
从爷爷唱出第一个音节时,我就把头拧回来,面对着爷爷,双眼紧盯着他。他的头秃了,秃顶的地方又光滑又亮,连一丝细皱纹也没有。瘦得没有腮的脸是木木的,没有表情。眼睛是茫然的,但茫然的眼睛中间还有两个很亮的光点,我紧盯着这两个光点,似乎感到温暖。我想,他大概把我、把他自己、把车子、把这还没苏醒的田野全忘却了吧?他的走路、推车、歌唱都与他无关吧?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像很远很远的树上有一个啄木鸟在凿树洞……
一声笑颠倒了满朝文武一句话失去了半壁江山
爷爷唱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从爷爷的歌唱中感受到一种很新奇很惶惑的情绪,“小鸡儿”慢慢地翘起来,很幸福又很痛苦。我感到陡然间长大了不少,童年时代就像消逝在这条灰白的镶着野草的河堤上。爷爷用他的手臂推着我的肉体,用他的歌声推着我的灵魂,一直向前走。
“爷爷,你唱的什么?”我捕捉着爷爷唱出的最后一个尾音,一直等到它变成一种感觉消逝在茵茵绿草叶梢上时,我才迷惘地问。
“瞎唱呗,谁知道它是什么……”爷爷说。
夜宿的鸟儿从草丛中飞起来,在半空中嘹亮地叫着。田野顷刻变得生气勃勃。十几只百灵在草甸子上空盘旋着鸣啭。秃尾巴鹌鹑在草丛中“哞——哞——”地鸣叫着。爷爷停下车子,说:“孩子,下来吧。”
“到了吗?爷爷?”
“噢。” 爷爷把车子推到草地上,竖起来,脱下褂子蒙在车轱辘上,带着我向草甸子深处走去。爷爷带着我去找老茅草,老茅草含水少,干得快,牲口也爱吃。
爷爷提着一把大镰刀,我提着一柄小镰刀,在一片茅草前蹲下来。“看我怎么割。”爷爷做着示范给我看。他并不认真教我,比划了几下子就低头割他的草去了。他割草的姿势很美,动作富有节奏。我试着割了几下,很累,厌烦了,扔下镰刀,追鸟捉蚂蚱去了。草甸子里蚂蚱很多,我割草没成绩,捉蚂蚱很有成绩。中午,爷爷点起一把火,把干粮烤了烤,又烧熟了我捉的蚂蚱,蚂蚱满肚子籽儿,好香。
迷蒙中感到爷爷在推我,睁眼爬起来一看,已是半下午了。吃过蚂蚱后,爷爷支起一个凉棚让我钻进去,我睡了一大觉,草甸子里夹杂着野花香气的热风吹得我满身是汗。爷爷已经把草捆成四大捆,全背到了河堤上,小车也推上了河堤。
“星儿,快起来,天不好,得快点儿走。”爷爷对我说。
不知何时——在我睡梦中茶色的天上布满了大块的黑云,太阳已挂到西半边,光线是橘红色,很短,好像射不到草甸子就没劲了。
“要下雨吗?爷爷。”
“灰云主雨,黑云主风。”
我帮着爷爷把草装上车,小车像座小山包一样。爷爷在车前横木上拴上一根细绳子,说,“小驹,该抻抻你的懒筋了,拉车。”
爷爷弯腰上袢,把车子扶起来,我抻紧了拉绳,小车晃晃悠悠地前进了。河堤很高,坡也陡,我有点头晕。
“爷爷,您可要推好,别轱辘到河里去。”
“使劲儿拉吧,爷爷推了一辈子车,还没翻过一回呢。” 我相信爷爷说的是实话。爷爷的腿好,村里人都叫他“蹦蹦”。
大堤弯弯曲曲,像条大蛇躺在地上。我们踩着蛇背走。这时是绿色的光线照耀着我,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膝盖,也可以看到自己的肚脐。我偶尔回过头,从草捆缝隙里望望爷爷。爷爷眼泪汪汪地盯着我,我赶紧回过头,下死劲拉车。
走出里把路,黑云把太阳完全遮住了。天地之间没有了界限,一切都不发声,各种鸟儿贴着草梢飞,但不敢叫唤。我突然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回头看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河堤下的庄稼叶子忽然动起来了,但没有声音。河里也有平滑的波浪涌起,同样没有响声。很高很远的地方似乎传来了世上没有的声音,跟着这声音而来的是天地之间变成紫色,还有扑鼻的干草气息,野蒿子的苦味和野菊花幽幽的药香。
我回头看爷爷,爷爷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我的小心儿缩得很紧,不敢说话,静静地等待着。一只长长的蚂蚱蹦到我的肚皮上,两只五色的复眼仇视地瞪着我。一只拳头大的野兔在堤下的谷子地里出没着。
“爷爷!”我惊叫一声。在我们的前方,出现了一个黑色的、顶天立地的圆柱,圆柱飞速旋转着,向我们逼过来。紧接着传来沉闷如雷鸣的呼噜声。
“爷爷,那是什么?”
“风。”爷爷淡淡地说,“使劲拉车吧,孩子。”说着。他弯下了腰。
我身体前倾,双脚蹬地,把细绳拽得紧紧的。
我们钻进了风里。我听不到什么声音,只感到有两个大巴掌在使劲扇着耳门子,鼓膜嗡嗡地响。风托着我的肚子,像要把我扔出去。堤下的庄稼像接到命令的士兵,一齐倒伏下去。河里的水飞起来,红翅膀的鲤鱼像一道道闪电在空中飞。
“爷爷——!”我拼命地喊着。喊出的声音连我自己都没听到。肩头的绳子还是紧紧地绷着,这使我意识到爷爷的存在。爷爷在我就不怕,我把身体尽量伏下去,一只胳膊低下去,连结着胳膊的手死死抓住路边草墩。我觉得自己没有体重,只要一松手,就会化成风消失掉。
爷爷让我拉车,本来是象征性的事儿。那根拉车绳很细,它一下子崩断了。我扑倒在堤上。风把我推得翻斤斗。翻到河堤半腰上,我终于又伸出双手抓住了救命的草墩,把自己固定住了。我抬起头来看爷爷和车子。车子还挺在河堤上,车子后边是爷爷。爷爷双手攥着车把,脊背绷得像一张弓。他的双腿像钉子一样钉在堤上,腿上的肌肉像树根一样条条棱棱地凸起来。风把车子半干不湿的茅草揪出来,扬起来,小车在哆嗦。
我揪着野草向着爷爷跟前爬。我看到爷爷的双腿开始颤抖了,汗水从他背上流下来。
“爷爷,把车子扔掉吧!”我趴在地上喊。
爷爷倒退了一步,小车猛然往后一冲,他脚忙乱起来,连连倒退着。
“爷爷!”我惊叫着,急忙向前爬。小车倒推着爷爷从我面前滑过去。我灵机一动,耸身扑到小车上。借着这股劲,爷爷又把腰煞下去,双腿又像生了根似的定住了。我趴在车梁上,激动地望着爷爷。爷爷的脸还是木木的,一点表情也没有。
刮过去的是大风。风过后,天地间静了一小会儿。夕阳不动声色地露出来,河里通红通红,像流动着冷冷的铁水。庄稼慢慢地直腰。爷爷像一尊青铜塑像一样保持着用力的姿势。
我从车上跳下来,高呼着:“爷爷,风过去了!”爷爷眼里突然盈出了泪水。他慢慢地放下车子,费劲地直起腰。我看到他的手指都蜷曲着不能伸直了。
“爷爷,你累了吧?”
“不累,孩子。”
“这风真大。”
“唔。”风把我们车上的草全卷走了,不,还有一棵草夹在车梁的榫缝里。我把那棵草举着给爷爷看,一根普通的老茅草,也不知是红色还是绿色。
“爷爷,就剩下一棵草了。”我有点懊丧地说。
“天黑了,走吧。”爷爷说着,弯腰推起了小车。
我举着那棵草,跟着爷爷走了一会儿,就把它随手扔在堤下淡黄色的暮色中了。
“人老了,就像孩子一样,”母亲说,“大老远跑到东北洼,弄回来这么一棵草,还说,‘等星儿回来让他认认,这是棵什么草,他学问大。’你认得出吗?”母亲说着把草递给我。
我把这棵草接过来,珍重地夹在相册里。夹草的那一页,正好镶着我的比我大六岁的未婚妻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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