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新石器时代的广西

广西地处岭南，面积23万多平方公里，西北接云南、贵州，东北邻湖南，东南与广东接壤，南临北部湾，西南与越南相连。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多山岭，中部丘陵起伏，不少地方山峦连绵，地势破碎，石山林立如笋，故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称。

广西石灰岩居多，在几亿年到几千万年以前，海底生成了广泛的石灰岩，经过地壳变动，石灰岩上升，露出了地面。如今桂林市东南郊13公里的唐家湾村附近，在500米的石灰岩上，有三层古生物礁裸出来，延续六七百米长。据科学家研究，这些生物是在泥盆纪的地层中，距今有3.5亿年左右。石灰岩受到地面水和地下水的侵蚀，形成了无数深邃的洞窟，这些岩洞是人类祖先生存的理想环境。

在人类初步形成的二三百万年间，广西终年气候温和，夏天日照长，雨水充足，河流纵横，草木茂盛。无论是山区或河谷平原，到处都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热带林海。这里生长着丰富的嫩叶鲜果和飞禽走兽，河湖里也长满着鱼虾蚌螺，最适宜于各种动物生存繁殖，像剑齿象、熊猫、犀牛、巨獏、猩猩等，在四五十万年至二三万年间，就是广西普遍生存的野生动物。据解放后普查，广西有野生动物500多种，其中列入国家保护的珍贵野生动物有40多种，约占全国的30%。另外有高等植物5000多种，是全国植物种类资源最多的省区之一。由此可知，远古的广西具有人类祖先生息繁衍的优越环境。

一、旧石器时代的广西先民

（一）旧石器时代广西古人类的分布

人与猿同属灵长目，迄今为止，我国西南地区灵长目的种属仍然很多。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广西的西南地区，现存灵长目动物有懒猴、豚尾猴、猕猴、叶猴和白颊黑长臂猴等，表明云南和广西是灵长类长期栖息发展的主要地区。目前，云南和广西发现不同时代的猿类和人类化石，都比其他地区多。1956年，我国著名古人类学家裴文中教授率领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的一个工作队到广西来，他们在南宁供销社收购的数以千计的“龙骨”化石中，发现了7枚巨猿牙齿化石，700余枚猩猩牙齿化石和数十枚“像人”牙齿化石。此外，还有其他动物如熊猫、巨獏、犀牛、猴、剑齿象、鹿、猪、牛等牙齿化石。 裴文中教授说：“广西的人类化石，到现在止，已经找到了人类发展的三个代表阶段的牙齿（按：即猿人、古人[早期智人]、新人[晚期智人]等）。 继续搜集，可能发现更多宝贵的资料。无疑地，广西将成为研究人类化石的中心”（裴文中：《广西人类化石》，载《旅行家》，1956[5]）。

1956年秋，在柳城县社冲村的楞寨山硝岩洞中出土了一件完整的“巨猿”上颌骨化石， 这是世界上首次找到的巨猿的故乡。该洞是目前世界上发现“巨猿”骨骼化石最多的地方。 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员连年在该洞中进行发掘，又采得了两个巨猿下颌骨和1000多枚牙齿，以及大量伴生动物的化石。裴文中教授把这些动物化石定名为“巨猿动物群”。此外，1956年在大新县牛睡山黑洞发现3枚巨猿牙齿，1965年在武鸣县步拉利山洞又发现12枚巨猿牙齿，1973年在巴马县弄莫山溶洞又发现了1枚巨猿牙齿。

巨猿牙比现代人牙大两三倍，有人称巨猿为“巨人”，其实是猿类中近于人类的一种，和人类同是从森林古猿发展而来的。它比北京猿人稍古。 吴汝康教授认为巨猿下颌和牙齿多数特征介于人类和猿类之间，称为“前人”的代表， 是人科系统上早期分出来的已绝灭的一个旁支。

目前广西还未发现像云南那样有森林古猿、腊玛古猿和元谋猿人一系列反映人类转变过程的化石。但广西猩猩化石的发现多于云南和广东，加上广西又具有适宜猿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相信将来会有大量猿人化石发现。

广西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出土地点明确的已有17处。 这些人类化石都是在石灰岩洞穴中发现的。从洞穴中的堆积情况看，共存的有巨獏、剑齿象、中国犀、鹿、牛、猪、熊、狼、熊猫、沙獾、麂、豪猪、长臂猿等动物群化石。从人类化石本身的特征以及各种条件来看，都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现分别简介如下（蒋廷瑜；《广西原始社会考古综述》，载《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4]）：

1.柳江人。 1958年在柳江县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除了一个完整的头骨（缺下颌）外，还有最下的4个胸椎和全部5个腰椎、骶骨、右髋骨及左右股骨各1段，除股骨可能属另一个体外，其余都属一个40岁左右中年男性个体。柳江人的眉骨没有北京猿人那样明显突出，嘴部已经后缩。在股骨方面，由于手的劳动和脚行走的结果，骨骼上肌肉附着力的负荷逐渐减轻，因而肢骨的管壁逐渐变薄，髓腔逐渐扩大。在头骨方面，脑量已逐渐增加，脑内结构已日趋复杂和完善，脑容积1400多毫升。从上述情况看，柳江人是距今约五六万年前的广西古人类。柳江人骨骼的变化，说明广西的人类祖先，经历了漫长的艰苦劳动和锻炼后，在体形构造方面已失去了猿人的种种特征，和现代人基本一样。 学者断定柳江人为形成中蒙古人种早期类型，是东亚地区发现最早的现代人的代表。 从人的体形上看，经过复原的柳江人是个脸低矮、塌鼻梁、宽鼻孔和双眼皮的南方蒙古人种，其形象和我国现代南方人差不多。

2.麒麟山人。 1956年考古工作者在来宾县桥巩乡麒麟山盖头洞发现，是属于一个老年男性个体。麒麟山人的头骨化石没有柳江人完整，仅存颅底部分，包括大部分上颌骨和腭骨、右侧颧骨和大部分枕骨。上颌骨右侧保留有3个臼齿和第一前臼齿，左侧有第一臼齿和两个前臼齿，其余牙齿已在生前脱落。臼齿的齿冠已大部分磨蚀，前臼齿已磨蚀到齿颈部分。根据他的枕骨曲度为83.5°，已与现代人种枕骨曲度指数相差不大，枕骨的其他部位也与现代人近似，加上与人化石共生的动物群化石多属现代种，出土的石器打制又很粗糙等等，推断麒麟山人是柳江人化石出土复原像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距今约2万年左右。

3.灵山人。 1960年在灵山县城郊马鞍山的东胜岩和卜地岩、石背山的洪窟洞等3个地点的洞中发现。人类化石包括3个头骨的碎片，内有1块颞骨、4块顶骨、3块额骨、2枚臼齿、3枚上门齿、1块髋骨、1段侧肢骨、1块膑骨等，大约代表四五个不同个体。其体质形态特点与麒麟人相似，和现代人没有多大区别。从门齿舌面呈铲形等来看， 已具有明显的黄色人种的基本特征 ，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4.荔浦人。 1961年冬在荔浦县两江乡苏村水岩东洞发现，是1枚左下第二前臼齿化石，属于12-15岁的小孩，形态和现代人的牙齿非常接近，但比现代人的牙齿粗大，有一定的原始性，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5.干淹人。 1972年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加贵乡加图村干淹岩发现，只有人牙化石2枚。其中1枚为上侧门齿，仅存齿冠和齿颈部分，可能属中年个体；另1枚为左下第一或第二臼齿，也只保存齿冠和齿颈部分，属青年个体。这2枚人牙化石无明显原始性质。从伴出哺乳动物化石来推断，他们是属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6.都乐人。 1975年在柳州市东南12公里的都乐岩蘑菇洞的堆积中发现。人体遗骸仅有1段股骨和1枚右上侧第二乳臼齿化石。伴出的动物化石没有发现古老的绝灭种，表明其时代较晚。他是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7.九头山人。 1975年在柳州市东南约6公里的九头山一个溶洞中发现，只有前臼齿化石1枚，从伴出的动物群来看，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8.九楞山人。 1977年11月在都安瑶族自治县地苏乡东风村九楞山的一个溶洞发现，有4枚人牙化石，其中3枚恒齿，属中年个体；另1枚右下第二乳臼齿，其年龄大约为7-8岁。从同出土的动物化石来推断，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

9.宝积岩人。 1979年5月在桂林市宝积岩黄色堆积中发现人牙化石2枚，即右下第二臼齿和左下第三臼齿各1枚，可能属于一个50-66岁的老年个体。同出土的哺乳动物化石有6目16种，其中有5个绝灭种，与柳江人所伴出的动物比较接近，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稍早阶段。和人牙、动物化石同时出土的还有打制石器十余件（王令红、彭书琳、陈远璋：《桂林宝积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石器》，载《人类学学报》，1982[1.1]）。

10.定模洞人。 1979年在田东县祥周乡模范村定模山的一个溶洞中发现。先后在石钟乳盖板层下淡黄色的堆积中得人牙化石3枚。这3枚人牙分属3个不同个体。其中1枚属于中年人的臼齿，硕大而粗壮，长宽都超过现代人的平均值，小于现代人的最大值，与北京猿人的牙齿大小接近，但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相似，显示了它的进步性。另一枚是个40岁左右个体的左下第一臼齿，其大小形态则与九楞山人相似，说明他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伴出动物化石20种，其中绝灭种6个，也是“大熊-剑齿象”动物群中的常见成员，时代属更新世晚期。

11.德峨人。 1979年6月在隆林各族自治县德峨乡附近的洞穴中发现。在残存于洞壁的灰黑褐色钙质胶结层中发现人类头骨、肋骨、椎骨、肢骨和一些难以判断的动物骨骼化石。人的下颌骨除了颌支和颏部有少许破损外，其余保存尚好。下颌骨左右第一臼齿的大部分和左第二前臼齿的齿冠后座在挖时破损外，其余牙齿原位保存。从形态来观察，德峨人下颌骨属于华南人体质特征上常见的突颌形。在下颌骨颏形方面，德峨人接近圆形，是华南地区人类较多见的特征之一。从牙齿粗壮，下颌体两侧均有单颏孔来看，估计其年龄为45-55岁之间男性个体。从含着人类化石的堆积胶结坚硬、人骨已石化和洞穴地貌等因素推断，应是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

12.甘前人。 1980年5月发现于柳江县土博乡四案村甘前洞。先后采集到人牙12枚。从牙齿的形态构造特点、大小、颜色和石化程度来看，这12枚人牙至少分属5个不同个体。其中3枚可能是一个6岁左右的小孩子的左上第一臼齿、右下第一臼齿和左上中门齿，其齿冠长度与早期智人阶段丁村人（山西襄汾县丁村出土）相近，宽度却比丁村人和现代人都小，门齿呈铲形，显示出蒙古人种特征。其他臼齿的长宽介于长阳人（湖北省长阳县出土）和现代人之间，齿根较一般现代人粗壮，又显示了他的原始性。伴出的动物化石与柳江人、宝积岩人相似，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李有恒、吴茂霖、彭书琳、周石保：《广西柳江土博出土的人牙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载《人类学学报》，1984[3.4]）。

13.白莲洞人。 1980年柳州市博物馆在该市西南约12公里的白面山山腰白莲洞中发现。有人牙化石2枚，1枚为左下侧第三臼齿，另1枚为右下侧第三臼齿。这2枚人牙化石程度较深，齿冠表面呈淡黄色，牙齿保存状况颇佳，除齿根局部有缺损外，齿冠均完整。2枚牙齿中，其中1枚齿冠硕大粗壮，似为男性个体。1枚齿体较小，显得纤细，似为女性青年个体。综观这2枚人牙，仍表现出有一定的原始性，他们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这洞穴还先后出土大量的打制石器。

14.古蓬人。 1981年在忻城县古蓬镇西的牛岩中发现。有人牙化石1枚，为一个中年个体。牙根缺失，齿冠完整，形态特征与现代人相似，但尺寸大而粗壮，伴出的动物化石有猩猩、大熊猫、獏、猪、鹿等，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15.祥播人。 1984年7月发现于隆林各族自治县祥播乡那来山的红岩洞。有人牙化石2枚和哺乳动物化石100多件。2枚人牙都是臼齿，1枚为左上第二臼齿，1枚为左下第二臼齿，属一个年龄约25岁左右的青年个体。哺乳动物牙齿化石经鉴定分属6目14种，其中绝灭种4个。其时代也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彭书琳、周石保、王文魁：《广西隆林那来洞发现古人类化石及其共生动物群》，载《史前研究》，1987[4]）。

16.宾山人。 1985年4月发现于靖西县新靖镇东北的宾山溶洞内。有人牙化石4枚，哺乳动物化石6目18种。人牙代表两个不同个体，一个是青年，一个是少年，都属晚期智人。

17.龙洞人。 1988年8月发现于隆林各族自治县者保乡岜内村龙磨广屯境内的龙洞中。有人牙化石2枚和哺乳动物化石一批。人牙化石均为右下第三臼齿。齿冠保存完好，外观乳白色，石化程度较深。经鉴定，2枚牙齿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中年个体，属晚期智人类型。哺乳动物有6目12种，其中绝灭种3种。应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彭书琳、王文魁：《广西隆林龙洞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及其共生的哺乳动物群》，载《南方民族考古》，1990[3]）。

从上述目前广西发现的人类化石情况来看，在地理分布上，北自湘桂走廊南端的桂林，南到六万大山的灵山，西到云贵高原东麓的隆林县，几乎凡是石灰岩岩溶地貌发育较好的地区都有远古人类居住，相信今后广西地区会发现更多的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且年代还要早。

（二）旧石 器 时代古人类的生活

广西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生产工具除了与人类化石伴出外，还有单独发现的如柳江县木罗山的思多岩、陈家岩，崇左县绿青山的矮洞，桂林市穿山月牙东岩洞，宜州市小龙船山的岩背洞，河池金城江附近的一个溶洞等。这些洞穴出土的石器都是用砾器制成的。一般以砾石的自然面作为台面，不加修理，直接打击成石片。石器的制作方法是锤击法单向加工，制作出来的石器保留自然面较多，器形中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锤等。

另外，在山坡遗址中也发现不少旧石器时代的石器。1957年在广西十万大山（今东兴市）的江平圩尾河岸上，采集到1件椭圆形手斧。1963年在梧州地区的文物普查中，在梧州市西部和西南部以及沿西江的挂榜山、金鸡蛋山、蜈蚣山、上旺村背山等处，发现一连串打制石器的地点。这些石器都裸露在山坡地表，未见其他共存物。70年代以后，在右江河谷地带的阶地上发现同类的打制石器。特别是1982年在百色地区的文物普查中，在百色、田阳、田东、平果等县，发现这类石器的散布地点80多处，采集各种类型石器1100多件。随后10多年来，又不断有新的发现，到目前为止，已知这类石器地点100多处，采集到石器标本4000多件。

百色盆地发现的石器都是形体硕大、加工原始的砾石石器。石器原料都是从附近阶地砾石层中采集的石英、石英岩和砂岩砾石，加工方法主要是锤击法，少数用碰砧法，以单向打击为主，只有小部分用交互打击，经第二步加工的很少，成品保留原石面大。从类型来说，以大型的砍砸器占多数，次为尖状器，和旧石器晚期的洞穴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相比，在原料选择、加工方法和主要器形等方面，有许多相同之处；不同的地方在于，百色石器比洞穴遗址的石器个体更大，制作更粗糙，因而也就更原始，时代也更早。

1986年春，考古工作者对其中有代表性的10多处遗址的剖面进行了重点观察，依据地貌、新构造运动和岩性特征等方面的分析，重建右江河谷发育史，认为埋藏这些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地质年代应属中更新世。后来，对田东檀河遗址和百色百谷遗址作了多次试掘，证实这些石器原是埋藏在广泛分布于亚洲南部、在第四纪地质和古环境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砖红壤之中。有关专家从构造、地貌、古环境和年代测定等方面分析，认为亚洲南部晚新生代那次强烈的砖红壤化事件比较大的可能发生在距今60万年前至40万年前期间，含百色旧石器的砖红壤化阶地的堆积时代应发生在这个事件之前。从同层中发现的玻璃质陨石测定，其年代是距今73万年（彭书琳：《右江盆地的旧石器》，载《广西文史》，1996）。

上述发现，足以印证广西约在70多万年前已有人类活动。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至距今5万年前至2万年前间，已经到处有人类活动的踪迹了。他们不止在体质形态上失去了猿的特点，而且能够制造比猿人、古人较为进步的生产工具，不断提高征服自然的力量。特别是他们已经知道把兽骨磨制成骨针、骨锥，作为工具来使用。 骨针和骨锥的发明，表明人类开始懂得用兽皮和其他可穿用的东西缝制遮身之物，借以御寒保暖，增强人类对自然的抵抗能力。

柳江人、麒麟山人等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广西先民的生活情况可以以柳江人为例言之。柳江人居住的通天岩洞口不大，洞内分主洞和支洞，主洞总长126米，有两个直径5米的小厅，适合柳江人氏族部落所居。洞外有河流残迹，山下是一片广阔的原野。从洞内出土的18种哺乳动物化石可知，这里曾是一片茂密的森林，生活着豪猪、犀牛、鹿、象、牛、猪、熊猫、獾、獏等多种动物，河里有许多鱼、蚌、螺。柳江人以狩猎为主，他们的食物来源是十分丰富的。

二、新石器时代的广西先民

（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分布

大约距今1万年前左右，广西各地居住的人类开始步入新石器时代。 他们从岩溶洞穴、河谷阶地，走向大河流域、海滨和丘陵山地。40多年来，在广西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至少已有200多处，分布在广西的各个角落。根据它们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形态，可以把它们粗分为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山坡遗址等3种类型。一般来说，洞穴遗址是旧石器时代人类古老居住形式的延续，大部分代表了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贝丘遗址的一部分与早期的洞穴遗址相当，一部分略晚；山坡遗址情况比较复杂，但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居多。

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在桂北、桂东北、桂中、桂西南等地，几乎凡有石灰岩溶洞的地区都有发现。从居住条件来看，它们显然是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延续下来的。遗址所在地的石山多为孤山，洞口大致向阳，以朝南或朝东南的较多。附近有水源，或者洞内有充足的地下水。周围或洞前有较开阔的平地。这些洞穴既是当时人类躲避风雨的栖息地，又是生产、生活场地，有的还是死后埋葬的地方。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洞穴同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洞穴相比，一般相对高程比较低，多在离地面高约5-15米之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洞穴遗址，洞内堆积主要富含螺蛳壳， 出土遗物仍以 打制石器 为主，但 已有磨制石器和夹砂粗陶片出现 。对有大量螺蛳壳堆积的洞穴遗址，有的学者又称之为 洞穴贝丘遗址 。如来宾县的龙洞岩、岜拉洞，武鸣县的瓦洞（裴文中：《柳城巨猿洞的发掘和广西其他山洞的探查》，北京，科学出版社，1965），扶绥县的三官岩（刘启益：《广西云南所见古文化遗址》，载《文物参考资料》，1958[3]），灵山县的滑岩，上林县的白岩（唐兆民、裴文中：《关于广西山洞人类化石》，载《考古通讯》，1955[5]）等。代表性的遗址是桂林市的甑皮岩（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等：《广西桂林甑皮岩洞穴遗址的试掘》，载《考古》，1976[3]）、庙岩、琴潭岩、桥子山岩，柳州市的鲤鱼嘴（柳州市博物馆等：《柳州市大龙潭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83[9]）、白莲洞（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载《南方民族考古》，1987[1]）等。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的洞穴遗址，堆积中的螺蛳壳已很少见，出土石器以磨制的为主，陶片纹饰丰富，代表性的遗址有那坡县的感驮岩，大新县的歌寿岩，龙州县的八角岩，平南县的石脚山诸岩洞等（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贝丘遗址是以富含古代人类食余抛弃的贝壳为特征的一种文化遗址。 西方学者所谓“庖厨垃圾堆”，日本学者称之为“贝冢”。这类遗址在广西有广泛分布，除前面说到的“洞穴贝丘”之外，还有河旁贝丘和海滨贝丘两种。

河旁贝丘遗址 分布在河流转弯处，或在支流汇入主流而形成的三角嘴上。它们前临江，背靠山，依托附近的开阔平地，是人类从山区向河边台地发展的结果。生活在这类遗址的人们以捕捞淡水鱼类和介壳类水生动物为主要食物来源，同时也开始经营粗放的农业。这类遗址因地表常常暴露大片粉白色蚌壳和螺壳，当地老百姓称之为“螺蛳山”“螺蛳地”。遗址多高出附近河流正常水面3-20米，文化层中含大量石器、骨器、蚌器、陶片和动物遗骸。这类遗址主要集中在南宁附近的邕江两岸，以邕宁、横县最密集，往上溯至左江流域的扶绥、崇左、宁明、龙州，右江流域的武鸣、平果等县，往下延至郁江两岸的贵港、桂平，以及柳江流域的象州县。代表性的遗址是南宁市的豹子头（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训练班等：《广西南宁地区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75[5]）、青山，邕宁县的顶蛳山（傅宪国等：《顶蛳山贝丘遗址发掘获丰硕成果》，载《中国文物报》，1997年12月14日），横县的西津（彭书琳、蒋廷瑜：《广西西津贝丘遗址及其有肩石器》，载《东南文化》，1991[3、4]）、秋江，扶绥县的敢造、江西岸等。

海滨贝丘遗址 处临海的山岗上，有的就在海潮浸泡的小岛上，一般高出附近海面10米左右。和河旁贝丘遗址一样，也是前临水，后靠山，而且附近必有淡水入海。这类遗址分布于南海北部湾畔，主要集中在防城港、钦州两市沿海，以防城的亚菩山、马兰嘴、杯较山（广东省博物馆：《广东东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载《考古》，1961[12]），东兴的社山，钦州的芭蕉墩等遗址为代表。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含大量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蚌器和夹砂粗陶片。石器以具备尖端和厚刃的蚝蜊啄、手斧状石器为典型，居民过着渔猎采集生活。

除上述情况外，在广大的丘陵地带还散布着不少原始文化遗址，因主要分布于沿河的山坡台地上，暂称之为山坡遗址。桂北的山坡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以 磨制石器 为主，以横截面呈长方形的斧、锛为其特征，器体厚重，但打磨得棱角分明，有较好的穿孔技术。 陶器以绳纹夹砂陶为主，出现少量划纹和印纹泥质红陶、灰陶 ，火候较高。这类遗址在全州、灌阳、兴安等县沿湘江及其支流两岸分布相当密集。仅1965-1966年的调查，在灌阳的灌江两岸就发现26处，在全州的建江（湘江的一条支流）两岸发现13处，在兴安的漠川（湘江的又一条支流）两岸发现11处。这些遗址都接近现在的居民点，一般前临江，后靠山，附近有广阔的田野和低矮的山陵作依托，既适于农耕，又可就近狩猎和采集。代表性的遗址有灌阳县水车乡夏云村附近的五马山遗址，全州县才湾镇田心村万乡河北岸的卢家桥遗址，安和乡建江东岸的显子塘遗址等（蒋廷瑜：《广西新石器时代考古述略》，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桂中地区所见的山坡遗址有的年代较早，出土 打制石器 比重较大，其中以长条形和三角形的砾石作单向打击而成的砍砸器最多；磨制石器类型较少，但已出现双肩石斧（柳州市博物馆：《柳州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与试掘》，载《考古》，1983[7]）。桂东南的山坡遗址面积较大，桂平的大塘城遗址和上塔遗址都在1万平方米左右（何乃汉、陈小波：《广西桂平县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载《考古》，1987[11]），说明当时已出现人口较多的聚落。桂南地区以大石铲为代表的原始文化遗址最具地方特色。就目前所知，这类遗址已发现60余处，遍及桂南19个县市，大部分分布在靠近江河湖泊的坡冈上，而以隆安县东南、扶绥县北部、邕宁县西北，即以左江、右江向南宁合流而成邕江的三角地带最密集，出土遗物也最典型。经过发掘的有隆安大龙潭遗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隆安大龙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82[1]）、扶绥韦关遗址和中东遗址。出土遗物几乎全是石器和石料，石铲的放置几乎都是几件排列为一组，刃部朝天，石铲之间用废石铲相衬隔。有的圆形土坑，用废石铲贴壁嵌砌，坑中放置完整的石铲。这些完整的石铲几乎都没有使用痕迹。周围还有许多未加工成型的石片或半成品。因此，这些遗址可能是石铲制作场地，也可能是原始氏族进行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祭祀活动的场地。

（二）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的生活

这些情况反映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一般没有达到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发达程度，原始农业水平低，采集和狩猎在先民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山区为甚。但生活在平原和河谷地区的先民们，那里的农业和渔猎还是比较发达的。每处文化遗址都长达100多米，宽五六十米，厚二三米。看来，人们在这里已形成一个氏族或数个氏族长期定居的聚落。以河旁贝丘遗址为例，对横县西津遗址发掘144平方米，发现了当时的居住地和墓葬区，采集到100多具人骨架和大量动物遗骸及文化遗物。遗址文化层厚达3米以上，包含着丰富的螺蚌介壳、兽骨，及石器、骨器、蚌器和陶片。人骨架周围没有发现明显的墓圹痕迹，也无明显的随葬品。葬式多以蜷曲严重的、头顶向上、坐于四肢的屈肢蹲葬为特色，也有侧身、仰身、俯身的屈肢葬，但为数甚少。采集到的动物遗骸，包括颅骨、肢骨、牙齿、角、甲、壳等，经鉴定，有猪、牛、羊、鹿、麂、豪猪、竹鼠、猕猴、熊、虎、象、犀牛、鱼等动物的牙齿和骨骼，有鹿、麂、牛、羊的角和鳖的甲，双棱田螺、三角帆蚌、环带丽蚌、多瘤丽蚌的壳等。这些动物大都是西津居民狩猎和捕捞的对象。出土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有石器、蚌器、骨器、甲器和陶器。制作石器的石料多为灰岩，少数为页岩和砂岩。制作方法除打制外，也有打磨兼施和全磨的，磨制石器有斧、锛、凿、刀、矛、镞、杵、砺石、磨棒、锤和网坠等，其中有肩石器占石器总数的10%以上。蚌器将近200件，包括蚌刀、蚌匕和蚌制鱼钩。骨器300余件，有的用兽类肢骨加工而成，有的用禽类骨管磨成，包括骨锛、骨匕、骨镞、骨针、骨锥、骨凿、骨簪、骨鱼钩。甲器30件，主要是鳖甲刀。邕宁顶蛳山遗址位于蒲庙镇新新行政村九碗坡自然村东北约1公里处，属邕江支流八尺江右岸第一阶地，在八尺江与清水泉交汇处的三角嘴南端，现存面积约5000平方米。1997年发掘500平方米，发现墓葬149座，灰坑6座，柱洞22个，及陶、石、骨、蚌器千余件。遗址堆积自下而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棕红色黏土堆积，不含螺壳，出土较多的为玻璃质陨石、细小石片石器、石核及少量陶器。第二阶段是以螺壳为主要包含物的堆积，出土石器、骨器、蚌器、陶器等文化遗物，发现大量墓葬和水、陆生动物遗骸。石器以斧为最多，大部分为石灰岩质，器表风化严重。骨器以锥、凿为主，少见锛。蚌器很多，以蚌刀为主，分穿孔和不穿孔两种。陶器均为夹砂陶，器类单调，仅见直口、敛口和敞口的圜底深腹釜。第三阶段是灰褐色黏土堆积，不含螺壳，发现柱洞，出土物包括石器、骨器、陶器等文化遗物及大量的破碎兽骨。石器多为通体磨制的小型石锛。骨器种类较多，有锥、铲、凿、锛等，其中骨锛磨制特别精细。陶器以夹砂陶为主，另有泥质陶、夹蚌陶和部分夹炭陶，器类包括直领圜底罐（釜）、杯、深腹釜等。顶蛳山贝丘遗址的发现，说明当时的人在这里聚居延续了很长的时间。

在桂平市浔江南岸台地上发现的上塔文化遗址和大塘城文化遗址，面积都很大，出土较多的陶器和新石器时代常见的磨制石器，如斧、锛、凿、刀、铲、锄、磨盘、杵、锤等农业生产工具和谷物加工工具，说明这里的先民是 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氏族部落 。

在钦州市那丽镇独料还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该遗址文化层厚达1米左右，出土有斧、锛、凿、锄、镰、刀、网坠、犁、杵、磨盘、磨棒、铲、镞等大量磨制石器。此外，还有大量火候较高、内壁光滑的陶片和桃、榄等果核，经碳测该遗址距今为3975±80年，正与夏代相当（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钦州县文化馆：《广西钦州独料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82[1]）。代表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石器最具特色的是广西各地出土的大石铲。考古工作者在邕宁、扶绥、武鸣、隆安、崇左等县发掘出数量甚多的大石铲，与大石铲并存的还有磨光斧、锛、锄、凿、犁等石器。大石铲均为双肩，分为斜肩、平肩两种。两肩中间有四方形短柄，腰部为直腰或束腰等形状，器身扁平而长，刃部呈弧形，肩角处有强烈而整齐的锉痕。器身有的通体磨光，有的只磨一面，一般长30厘米、宽20厘米、厚0.2厘米。仔细观察，有的铲背面残存明显的鱼鳞状切削痕迹，棱角规整，估计曾用金属工具加工过。 经过试验，能够对这种坚硬大石铲加工的不是铜器而是铁器。原始社会末期广西的南部地区，从来都没有发现过铁制工具，这就给人们提出了难题。 1955年，在广西贵港的一座西汉晚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大石铲，与之并存的有铜器、陶器、砺石等30余件器物。 这件石铲作为冥器陪葬，说明到了西汉晚期，石铲还当成工具使用于农业生产之中。

石铲和后来宋人周去非在岭南看到的“踏犁”，以及今天广西南部山区常见用以翻土的“伏所”（壮语称呼），都是一模一样的。 人们使用“石铲”翻土时，在石铲柄部安上1米多长的圆木，把它捆绑起来，就可以成为翻土的踏犁。古人用它开山种地，比用石斧、石锛、石凿和尖木棒等更能发挥功效，有利于扩大耕地面积。

广西是我国野生 稻 的故乡之一 ，随着生产工具进入新石器时代，原始农业是较早出现的。云南独龙族耕作“无器亦无犁锄，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成地眼，点种 包谷 ，差种荞、稗黍等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类似独龙族的这种点耕方法，解放前还盛行于广西山区中的少数民族，即几个男子站在一行，每人持一根木棒和竹棍在前戳穴，深3厘米左右，间距20-23厘米，妇女随后点种。有的地方播种不除草，坐待收成。这就是原始农业的残留。原始农业是由点耕发展到锄耕，广西各地出土大量磨光的石斧、石锛、石刀、石杵、石铲等，就是广西先民进入锄耕时代使用的生产工具。

伴随原始农业而出现的，就是以 驯养家畜 为开始的原始畜牧业的产生。广西先民们长于狩猎，擒获的野生动物为数不少，他们一时吃不完，就会把它们圈养起来作为生活的储备。同时，人们在长期狩猎生活中还发现一些野生动物可以驯化为狩猎的助手，如狗、马之类。在桂林市甑皮岩的遗址中，发现67个猪的骨骼，有40个能较准确地鉴定出死亡的年龄。有的猪的门齿，经鉴定是驯养达1-2年岁的猪的牙齿（李有恒、德韩芬：《广西桂林甑皮岩遗址动物群》，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6.4]）。其他如牛、羊、鸡、鸭等，估计这时也都陆续被驯养为家畜、家禽了。

农业的发明，使人类逐渐进入定居的生活。 用泥土制成各种 陶器 以便盛藏粮食、储水和炊煮之用，就十分迫切需要了。广西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中普遍有陶器出土，完整的不多，但从各种破碎的陶片看，大致有炊煮用的釜、鼎，吸水和储水用的壶、附耳小口罐，饮食用具有钵、盘、杯、豆等，储藏食物用具有大罐、坛等。此外，还有陶纺轮、陶网坠等。这些陶器的胎壁不匀，内壁凹凸不平，是用手捏制成的。炊煮用的陶器，其泥料均搀沙子，成为耐火的夹砂陶器。饮食用的陶器则用细泥制成，表面光滑美观。还根据器物的不同，配以红色、灰白色或深灰色等等。广西尚未发现原始社会烧制陶器的窑址，这些陶器可能是晒干之后用柴火在地面烧成的。烧成的温度较低，据测定桂林甑皮岩出土的陶片，其烧成温度为680℃；南宁市豹子头贝丘遗址的陶片其烧成温度为800℃。由于火候低，色泽不匀，陶器质松易碎。此外， 陶器纹饰多以绳纹为主，次为篮纹，还有划纹、贝齿纹、附加堆纹等。 这些都反映了广西陶器制造的原始性和特点。 桂林市甑皮岩陶片是我国目前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中最早的一种 （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C14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石灰岩地区碳-14样品年代的可靠性与甑皮岩等遗址的年代问题》，载《考古学报》，1982[2]）。

陶纺轮和陶网坠的出土，说明新石器时代广西先民们的生活水平和手工技术已大为提高。当时劳动妇女已知道野麻的纤维可以织布，她们把这些从野麻树上剥下的纤维，用陶纺轮纺成细线，织成麻布，布面窄而质地疏朗。 如我国三门峡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10根，看来广西织成的麻布也不过如此。有了麻布和兽皮，人们就用骨针缝缀成像样的衣服穿戴。妇女们还带上陶环、石环和海贝等装饰品，头发也用骨簪把它束起来，披头散发的现象渐渐消失了。再从出土陶、石网坠和骨鱼钩来看，人们已掌握了捕鱼的先进工具。原始人懂得用树枝编织筐篮和搓麻绳的技术之后，又从蜘蛛结网捕捉飞虫受到启发，于是就 发明用绳索编成渔网去捕鱼 ，用细长麻绳捆绑骨鱼钩去钓鱼。 有了渔网和鱼钩，他们就坐在独木舟和竹筏上，到深水中去捕鱼。广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鱼骨，其中鱼牙大的直径达1厘米左右，可见5公斤多重的大鱼原始人也能捕到了。

解放后，考古工作者还在广西东部地区20多个县调查发现有 几何形印纹的零星陶片 ，有的与磨光石器共存。这类陶器残片就是广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物，是原始社会末期的手工业品。此类几何形印纹陶器多见于浙江、福建、湖南、广东等省地区的同期遗址中。这一时期的陶器，火候高，陶壁内外同一颜色，厚薄均匀，还安上足和把手，说明当时人们制造陶器，已不用手捏制，而是放在陶轮上旋转塑成各种器皿。陶坯放干之后，不是放在地面上烧硬，而是筑窑或挖洞来烧成的，陶器制造的工艺已大大提高了。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西原始社会末期的各氏族和部落之间，发生了交换的行为。 从宁明、崇左、武鸣等县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中，发现有海贝。海贝产于海域，这些地方离海甚远，如果不是“以物易物”活动的出现，海贝不可能出现在内地。此外，1974-1977年考古工作者还在武鸣、兴安等县出土有商代晚期的铜卣。1977年在灌阳、忻城等县出土有西周铜钟。这些器物虽是窖藏，但不能完全排除当时广西已与中原地区通贸的可能性。据《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命禹“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抚交趾”。 交趾指的是岭南 ，看来舜禹时代的岭南诸族，已和中原有所接触。

三、古人类的原始宗教和自然崇拜

（一）原始宗教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妇女具有崇高的权力和地位。她们死后，人们为了表达对这些死者的尊敬和哀思，常常把 赤铁矿粉末 撒在死者的身上，我国北京的山顶洞人的饰终仪式就有这种情况。赤铁矿是红色的，象征着吉祥。在桂林市甑皮岩遗址中，也发现一位老年妇女和一位中年妇女的骨架上残留着红色粉末的痕迹，说明她们生前享有崇高的地位，死后才得到这种隆重的葬礼。

天然岩洞是远古人类栖宿之所，人们活着多聚于洞口光亮的地方，死后葬于洞内幽暗之处，山顶洞人如此，桂林市甑皮岩人也不例外。这是先民们“ 生向光明，死归幽境 ”意识的反映。 我国有不少地区远古人类葬式，多数为一次屈肢蹲葬 ，在黑龙江、四川、云南等地的遗址都有发现。 桂林市甑皮岩洞穴遗址，柳州鲤鱼嘴岩厦遗址，横县西津、秋江，扶绥敢造，邕宁长塘、顶蛳山等贝丘遗址，也有这种葬式。甑皮岩有18具人类骨骼，均无坑圹痕迹， 葬式多为屈肢蹲葬，还有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 鲤鱼嘴发现6具人骨，其中2具仰身屈肢，1具侧身屈肢。西津、秋江、敢造、长塘等贝丘遗址都以屈肢蹲葬为主。顶蛳山遗址所发现的149座墓葬都是竖穴土坑墓，大部分（128座）为单人葬墓，少数（21座）为合葬墓，最大的合葬墓包括了7个个体的人类遗骸。葬式都是屈肢葬和肢解葬，屈肢葬包括仰身屈肢、俯身屈肢、侧身屈肢和屈肢蹲葬4种。肢解葬是把人体从关节处肢解并分别放置在墓中，是过去所未见的。我国华南地区一些地方直到解放前后还有屈肢蹲葬的残迹。广西天峨县、隆林县的壮族，人死后，把死者安放在坐椅上，供奉于堂屋中，经过一定的仪式后才将死者呈蹲坐之势放入棺材中，安葬于墓穴（参阅《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册，“天峨县”及“隆林县”丧葬部分）。为什么要把死者的手足捆绑成蹲姿呢？死者的家属认为人死是一种不醒的长眠，人活着时的休息姿势是坐着，人死后肉体虽消失，灵魂还存在，我们要尊敬他，也应该使他坐着。现代广西人们普遍盛行二次葬，并请“风水先生”寻找“龙脉”岭地安葬，这无非认为死者灵魂不灭，死后要给他在阴间生活得舒服，以便保佑子孙后代能当官又发财。这是原始宗教意识残留的一种反映。

（二）自然崇拜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逐步扩大与自然界的接触，如太阳、月亮、星星、风、雨、雷、电、火、山、水、土地和各种动物等等。人们对这些复杂而变幻无穷的自然现象缺乏理解，亦无力加以控制，自然就产生对它们的盲目崇拜的思想意识。这种对自然崇拜的遗风，还长期保留在广西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

北齐魏收写的《五日》诗有“因想苍梧郡，兹日祀东君”之句，东君指的是太阳，说明岭南地区的人民把太阳当成神来祭祀。 解放前，常见壮族人民在大门上挂起“日月牌”的习惯，就是把太阳和月亮当成神来尊崇的表现。壮族人民的这种崇拜太阳神的思想，还反映在后来铸造铜鼓时，在每一个铜鼓面的中心，都饰以太阳的花纹。此外，广西出土的古代陶器上，也常见饰以各种山水花纹，这就是广西先民们倚山水为命的思想意识的反映。特别是水，它与农业关系极大，无论天旱或下雨，古人都看成是天上雷神对人间降临福祸的一种表示。解放前广西农村盛行祭神求雨，如都安瑶族自治县的板升一带，每逢天旱时，村人就敲击锣鼓，抬狗游村，求雨之心，十分虔诚。有的地方因崇拜雷神，专为它设庙祭祀。解放前南宁市亭子圩的雷庙里，把天上的雷神塑成人像，每逢天旱时，人们就到庙里烧香求雨。壮族有的地方定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为雷神诞辰，家家户户都要在这一天到庙里去供奉雷神。

广西一些地方把青蛙看成是雷神的儿子，非常崇拜。 这是因为蛙的鸣叫无不与晴雨有关，崇拜青蛙也就是敬重天上的雷神。现在东兰、凤山一带还有每到农历正月初一的早上，青年男女们就穿戴上节日的服装，三五成群到田里去捉青蛙，把捉到的青蛙装入竹筒里，让师公祈祷之后，便将青蛙弄死，说是让它们归天，把去年埋下的青蛙挖出来，验看骨骸颜色，预兆今年丰稔，然后把刚弄死的青蛙又埋进旧穴中去。这时，师公又来祝祷一番，接着就是一群孩子用各种花纹做的小纸旗，插到青蛙坟上。这就是一年一度饶有风趣的“祭蛙婆”的仪式。

广西各地流行的“牛魂节”，是广西先民们对牛崇拜的遗俗。 但各地牛魂节的日子多不统一，有的定为农历四月初八，有的定为五月初五、六月初六或初七等等。牛魂节到来的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把牛栏打扫干净，把牛牵到河里洗澡，然后让牛在栏里休息。为了庆祝节日，家家杀鸡宰鸭、蒸五色糯米饭等等。把做好的酒菜摆满桌上，全家老小围坐下来，牛魂节的仪式便开始了。这时，主人把一头最老的牛牵到堂前，绕桌走一圈，然后领家人唱起古老的“牛歌”。歌词是赞颂牛的“丰功伟绩”，祝愿它“牛魂归殿，长命百岁，子孙满栏”。歌后，把牛送回栏里，每一头牛都喂上一包用粽叶和荷叶包好的五色糯米饭，饭里还包有一块大肉，“以酬其牛耕作之劳”。古代广西壮族对牛的崇拜，还表现在老一辈人不食牛肉的戒律上。

《广西通史》（第一卷），钟文典主编。著者：粟冠昌、黄增庆、覃圣敏、朱淑瑶、覃延欢、覃树冠、陆广平、范玉春。统稿：粟冠昌。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转自：地域历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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