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想一开始就做出绝对正确的决定,恨不得孩子没出生就给他编排好人生,确保他一步弯路不走。
像张雪峰这样大家眼里的“明白人”,恰好就撞上了这种焦虑。所以他火了。
表面看,他赚的是信息差的钱、服务的钱,实际上,他赚的是“心理咨询”的钱。
有人可能会问:那些支持张雪峰的人想过没有——这些专业没人报了,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怎么办?
说真的,揭露真相不会让有价值的行业招不到人。
反而会让从业者过得更好,行业也更健康。
为什么呢?
如果一个地方真有价值,就算被大V唱衰,也只是短期内没人去。不久之后,人又会涌过去。
比如,假设所有媒体都说计算机是血汗工厂,劝大家别去。信的人多了,学计算机的就少了。
但计算机行业缺人啊,而且有钱。
于是企业就会提高工资、加强宣传。工资涨到一定程度,宣传做到位,总会有人愿意试试。
进去的人会发现:计算机没那么可怕,还挺好的。
那张雪峰说的某些专业,为什么没出现“人走了—工资涨—人又回来”的循环呢?
很简单——因为这些行业既不缺人,也没钱。
既没法涨工资,也没钱做宣传。
为什么没钱?
因为它们创造的价值,撑不起今天高校培养的这么多学生。
本来就是过饱和的行业。
所以新闻专业的人拿不到高薪,还得忍受没完没了的加班和出差。
你受不了?可以走啊,后面有的是人等着替补。
按理说过饱和不会持续太久——从业者觉得又累又穷,自然就会离开。人走多了,行业就不饱和了;人手不够了,企业就得加钱招人。
说白了,分蛋糕的人少了,每人就能多分点。
那为什么新闻这类文科行业,过饱和这么多年,还是有人前赴后继往里冲?
因为市场失灵了——资源没法流到真正有效的地方。
市场失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充分。
高中生从出生到高三,根本没真正了解过新闻行业每天在干嘛。他们对“新闻”的认知很模糊:记者、写稿……报专业时,很多人只是从高中学的科目里挑一个自己擅长的。
比如很多理科高分生喜欢报数学,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擅长数学。
应试教育还给人另一种错觉:不管什么行业,只要我做得够好,就能被认可。
“360行,行行出状元” —— 这句大概是报专业时被提到最多的话了。
可什么叫“被认可”?
在学校,是高分;在社会,是有钱。
于是很多人心里埋下了这个等式:擅长 → 能做好 → 被认可 → 有钱
在张雪峰这类志愿辅导出现之前,这个等式就活在很多高中生和家长的脑子里。
但实际上,这三个等号几乎都不成立:
- 你擅长的可能只是考试做题,和真正工作做得好是两回事 —— 第一个等号就不成立。
- 就算你做得好,也不一定能被认可(老板认可)。有多少老板会因为你做得好就给你升职加薪?有,但不多 —— 第二个等号最多是“约等于”。
- 升职加薪就会有钱吗?大多数打工人不会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不管年薪多高,债务和消费水平总能匹配甚至超过收入。赚得越多,花得越多、欠得也越多。很讽刺,从保安到高级经理,没几个打工的觉得自己“有钱”,大家都觉得自己“没赚够,也赚不够”。
说白了,打一辈子工也只是个无产者,只是暂时看起来光鲜。失业几年,很快被打回原形。
这些,高中生哪清楚?他们就凭着那个“三联等式”懵懵懂懂选了专业。
这种无知,就是信息不流动造成的。
所以张雪峰这类志愿辅导的出现,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信息不对称。
但不能只有一个张雪峰。
得有千千万万个“张雪峰”竞争着表达,让消费者自己筛选出其中共性的、有事实依据的信息。
如果只有一个,那就成了信息垄断——原本被高校招生办影响的考生,现在只被张雪峰左右。这也难怪会有人攻击他。
只有足够多的人站出来讲,才能击穿信息迷雾,真正实现“校社衔接”。
今天这些“伪热门”行业才能完成人才出清,让留下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也让卷进来的人才解放出来,流向AI、计算机等更有活力的行业。
多说一句,信息不对称只是劳动力错配的原因之一。
就算没信息迷雾了,很多中国人看见眼前是坨屎,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然后强忍泪水说:“嗯,也没那么难吃。”
中国文化里对“安稳”“老实”“坚持”的推崇,常常让人难以摆脱“沉没成本”的幻觉。
什么意思?
比如你大一听见师兄师姐说新闻专业不好找工作,但想到自己苦读三年才考上,不舍得放弃。
大四实习,亲眼见到行业的残酷,但又觉得四年学习和实习的苦不能白吃,去新行业也未必有机会。
然后在新闻行业熬了三年,快崩溃了,但一想“都忍三年了,再忍忍说不定就能升职加薪”——单位有老人退休,你似乎有机会往上走一走。
结果三年又三年,很多人的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吃了一辈子那啥。
大一时你在意的高中三年,大四时你在意的大学四年——这些就叫“沉没成本”。
它们在决策的当下已经是无法挽回的事实,根本不该影响你对未来的选择。
你在做决定时,该想的是“把未来配置到哪里,才能获得最大收益”。你已经花掉的时间,根本不是你可支配的资源。
但很多人总会把过去的付出算进新决策的成本里。
比如决定要不要换专业:换专业的成本是6,收益是10,净收益本该是4。但很多人会把过去三年的努力成本也算进去,结果收益归零,于是选择不换。
可如果你大一就换条路,到大四时你已有四年新领域的积累;如果工作三年时换,到工作十年时你已有七年新经验——人生绝大多数时候,改变的收益都是正的。
中国人其实很聪明,不该一代代被困在“沉没成本”的幻觉里。
那为什么就是看不破、不敢变?
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幻觉是他们自己找的借口——通过把沉没成本算进决策公式,来说服自己不要改变,给自己“求稳”“老实”“坚持”的倾向,套上一个理性的外壳。
这种对稳定、老实、坚持的执着,又从哪儿来?
一方面来自农耕文明的特质:农耕要求人长时间在一块土地上浇水、施肥、耕作。也是靠种地,人类才摆脱了采集狩猎时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
而在农耕基础上建立的封建君主制,更强调把人固定在土地上,减少流动,才好收税、好统治。
到了新中国,我们模仿苏联建起来的教育体系,最初是为计划经济和大型国企培养劳动力,所以必然强调秩序、服从、踏实、持之以恒。一个几万人的大厂,要是人人干几个月就想换岗,国家还不乱套?
所有这些历史因素,最后都变成文化的一部分,刻进教科书,刻进父母的言传身教,刻进同事、同学、家长的口口相传里。
然后,又一点点刻进受这些文化熏陶的每一个孩子的骨子里。
所以我们宁可吃那啥,也不敢轻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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