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创作手记⑩曾辉、师永涛：一个抉择何以影响千年？

吴越北归，背后藏着何种初心？近日，大型历史人文纪录片《吴越国》迎来收官，最后一集《北归》把镜头对准吴越国历史上最关键的命运抉择。今天，让我们跟随总撰稿曾辉、师永涛的创作手记，听他们讲述如何呈现“纳土归宋”这一历史的真实与复杂性。

曾辉：

关于选择

回想《北归》这一集的创作感受，其中的情节，始终被一种关于选择的张力所包裹。

谁会对选择陌生呢？我们几乎每天都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选择。萨特曾言：“人是自己选择的产物”—— 也就是说，人通过自己的行动来定义自己。如果借用萨特的理论去分析钱俶所承受的历史之重，也许可以说，在五代末期的乱世，吴越王钱俶处于一种极致的“存在主义焦虑“中。于钱俶而言，他半生的本质是吴越国主、钱氏家族的领头人。而李煜在信中那句“王亦大梁一布衣耳”，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击中了存在主义焦虑的痛点——如果失去了国土和臣民，那个作为“吴越王”的钱俶还存在吗？一旦纳土，他将从坐拥千里江山的统治者，变成汴京城中受人恩赐的“邓王”，这种从独立主体向依附客体的转变，又是否成了对个人存在意义的剧烈否定？

人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带有沉重的枷锁。因为你必须为自己的每一个选择负全部责任。但这由何尝不让人感受到人生的意义所在，一个人发现自己被抛入了一个必须做决定、且决定后果极其沉重的历史瞬间，而他将通过承受这种焦虑，完成了一次痛苦但伟大的自我重塑：他不再做一个守着权力的旧王，而选择做一个开启太平的先贤，他通过他的行动定义了自我。

千钧之重的选择，也令两位君王的文学表达，成为世人无法绕开极致的悲剧美。也成就了本集中一个极致的段落。李煜的《虞美人》几乎可谓中国文学史上最心碎的告白，他将亡国之痛升华为全人类对时光流逝、物是人非的永恒哀叹。其文学价值越高，越映衬出他在治国选择上的苍凉。在文学的国度里，他获得永恒；而但在现实的尺度下，这满江春水只能流入虚无。相比之下，钱俶的《宫中作》虽输在文学造诣上，却用一句“谢公未是深沉量，犹把输赢局上夸”写出通透。如果说《虞美人》是诗人的自我救赎，那么钱俶的诗则是政治家对输赢二字的终极超越。

于是，在五代末期那个剧烈动荡的坐标轴上，吴越王钱俶与南唐后主李煜的选择，既有性格使然的偶然，也蕴含着大一统趋势下的必然。

全集最令我动容的瞬间，莫过于公元978年盛夏，那1044艘北上的船队。参与审看各版的剪辑过程中，每当看着那些目光深沉的钱氏后人时，我感到一种跨越千年的共情，其中蕴含着催人泪下的感动。特别是在刻画年仅一岁的钱惟演在母亲怀中时，这种情感达到了顶点。谁能想到，这个襁褓中的婴儿，日后竟成为了钱学森、钱钟书等文化巨擘的先祖？

历史在这里完成了一个精妙的闭环：钱俶选择放弃干戈，实际上是为千年后的中国保留了一支璀璨的文化血脉。这种必然中的偶然，正是历史剧作迷人且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

师永涛：

犹把输赢局上夸

纪录片《吴越国》第五集我们讲述的是吴越国纳土归宋的故事。

我们从一句俗语开始：“生在苏杭，葬在北邙。”

这句话流传千年，说的是一种人生理想：生在江南，死后归葬中原。但对吴越国最后一任国王钱俶来说，这不是理想，是命运。他从西湖烟雨中走来，最终长眠于黄河岸边的黄土之下。

我们在这一集引入了吴越国大臣、天下兵马大元帅府掌书记慎知礼的第三方视角，他是历史的见证者。

从慎知礼的眼睛看出去，我们试图理解：钱俶的选择，到底意味着什么？

前四集，我们一步步铺陈吴越国的精神底色。第一集铸剑，是立国的刚毅；第二集问潮，是抗天的勇武；第三集花开，是向内的温柔；第四集见塔，是向上的仰望。到了第五集，所有线索汇聚成一个问题：这样一个由三世五王精心营造的势力，这样一个富庶安乐的人间天堂，该如何面对历史的终局？

答案不是现成的。策划会上我们反复讨论：不能把纳土归宋写成“结果正确”的记述，那太单薄。我们要呈现的是历史的真实和复杂性。

复杂性首先来自李煜。

李煜看得很清楚：南唐是吴越与中原之间的最后一道屏障，南唐亡，吴越独存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

但李煜的选择和钱俶的选择截然不同。李煜抵抗，城破前夜，在绝望的宣泄后出降。

钱俶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到了战争的残酷，看到了江淮大地“断壁残垣、民生凋敝”。他也看到了李煜的命运。这些，都成为压在他心头的重负。

开宝八年十二月，南唐战事结束一个月后，钱俶前往净慈寺探望弥留的延寿禅师。这位精神导师留下四个字：“舍别归总。”

什么是“舍别”？舍别，是舍弃一隅之地，舍弃割据之利。什么是“归总”？归总，是归于天下大同，归于百姓安宁。四个字，点破了钱俶心中缠绕已久的结。

但即便有了禅师的点拨，抉择依然艰难。

朝堂之上，所有的目光都聚焦于他。他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政治选择，而是对得起三代先王、对得起五十五万百姓、对得起自己内心的一道题。

赵匡胤给了他时间，也给了他压力。这是一种微妙的施压，也是一种难得的尊重。

最终，钱俶选择将吴越国三代人经营了八十六年的家园交出去。

这一集，我们不想给出简单的评判。我们只想呈现那个时刻的复杂光谱：李煜的悲歌，延寿的点拨，朝堂的纷争，赵氏兄弟的微妙态度，拆墙的轰然巨响，拜别祖陵的泪水，北归船队的沉默。在这一切中，钱俶做出了他的选择。

端拱元年八月，钱俶在汴京去世，年六十岁。慎知礼为他撰写墓志铭，他最终葬于洛阳北邙山。那里有厚重的黄土层，被视为“万年吉壤”，安葬着无数王侯将相。钱俶生于杭州，死于汴京，葬于北邙——他的生命轨迹，恰恰印证了那句俗语：“生在苏杭，葬于北邙。”

但这不是悲剧，而是一种完成。

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写道：“钱塘，自五代始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免于兵火，百姓安乐，这是纳土归宋最直接的成果。而吴越国的文化遗存——那些塔、那些园林、那些秘色瓷、还有苏杭两座城市——都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洪流，成为后世繁荣的根基。

生于苏杭，葬于北邙。这不是一个人的命运，是一个时代的句号，也是另一个时代的起点。

来 源 ｜ 《吴越国》总撰稿曾辉 师永涛

责 编 ｜ 徐慧芳

编 审 ｜ 吴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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