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工：深入上古制度的底层逻辑，探秘古蜀文明的不朽传奇

编者按

2026年是三星堆遗址一、二号坑发掘40周年。遥想当年，“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蜀宝藏，照亮了巴山蜀水，惊艳了中华大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顾问、暨南大学客座教授卜工研究古蜀文明与上古礼制多年，他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以古代遗存为基础，结合历年来的相关考古报告，为中华文明的深度研究打开另一扇窗。卜工在最新学术著作《上古制度》中，对相关研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与深化。尤其是对三星堆二号坑“古蜀方阵”的分析与先秦文献相结合，令其真实性、可靠性陡增，充分证明“天子五年一巡狩”的上古制度不是传说，而是史实。本文内容选自卜工新作。

上古制度购买

卜工 著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12

ISBN 978-7-03-082126- 3

责任编辑：王琳玮　任晓刚

古蜀方阵底层逻辑

什么是考古研究的底层逻辑？实践证明，考古单位的内在关联就是底层逻辑。抓住了它，就牢牢抓住了考古材料的鼻子，就能够纲举目张、游刃有余；明确了它，就建立起创新研究的支点，茅塞顿开，思如泉涌。三星堆二号坑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是1300件器物是如何联系和怎样组织的。古蜀方阵的脱颖而出予以了客观、精准的回答，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疑将成为古蜀文明深度研究的有力支撑。

二号坑的资料发表最完整最全面，因而是演绎资料逻辑的首选。

此坑，坑口长530、宽220—230、深140—168厘米左右。出土器物1300件，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含珠325颗，管55颗），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还出土象牙器残片4件，象牙珠120颗，虎牙3枚，象牙67根，海贝4600枚。

如此丰富的资料引来世人瞩目，也带来名目繁多的困扰，除考古发掘报告的祭祀坑之外，还有器物坑、宝藏坑、掩埋坑等多种概括，然而，新近的研究则揭示出它们都分别与某种特定的仪式制度相关联，因此，制度坑的概括显得较为精准。

古蜀方阵的基本阵容——

它的识别，是根据发掘报告（《三星堆祭祀坑》）提供的器物堆积顺序，依照器物质地形态用途的聚类分析方法，按照明确领军器物，概括单位主题，确定连接关系的路径，层层深入，逐步展开。

先是把坑内上层67根象牙取出放在后面，再将大量质地相同、形态与功能不同的青铜器取出，排在象牙之前，最后把坑内最下层的小青铜神树、神坛、神殿以及大号青铜神树排在最前面。也就是，按堆放的先后顺序将器物全面铺展开来。

接着将中层提取的青铜器群进行分解与重组。铜人头像和青铜面具功能相近，可以排在一起，铜大立人与侍者（跪坐人像）护卫（兽面护具）存有社会关联意义，故可前后相随，它们携带青铜尊罍前来献祭。如此，祭祀对象，祭祀主体，仪仗干戈，铜头铜脑，象牙团队的五大板块就相得益彰地跃然纸上了。

尽管目前三星堆再发掘的资料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知的信息表明，古蜀方阵的研究方法具有以点带面，触类旁通的指导意义，是“第一性原理”的完美表达，也是透物见人，格物见制的创造性应用。其优势可概括为：一是简明扼要地了解器物组合结构；二是直接感受动态行进的仪仗效果；三是一望可知其坑内诸器的年代与来源；四是可以深耕制度理念的交集交融；五是展示古蜀金属器物的制作工艺。

另外，按照目前对古蜀方阵的认识，二号坑43件铜铃、16个铜铃架应该与铜头铜脑方队关系密切，110多件挂饰和数量不菲的金箔残片应与大小神树相联系。

年代谱系肉眼可及

古蜀方阵的队列，凸显出1300件器物熠熠生辉的光彩，同时，其年代与文化谱系的差别也变得简单明了，其权重地位也无需多言了。一般而言，任何考古学单位中的器物都拥有三个年代：制造年代、使用年代和埋藏年代。碳十四测定的多是掩埋年代，而器物的制造和使用年代却比较复杂。不如文化因素那样一目了然。

早有研究指出，三星堆二号坑的牙璋与二里头遗址的同类器不仅形态酷似，其制作工艺也存在亲缘关系。加之，三星堆遗址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分期研究表明，这里的陶盉与二里头夏文化典型的酒礼器别无二致，且贯彻始终，长期流行，因此，牙璋当不晚于二里头遗址的夏文化。

另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化因素是商文化。二号坑的青铜尊青铜罍明显来自商人，一望可知其年代当不晚于殷墟早期。但三星堆明显缺乏商人最重要的青铜鼎和青铜钺。简单拿来、为我所用的目的昭然若揭，与夏文化因素在三星堆的表现截然不同。

但是，这两种经常被研究提及的文化因素，在古蜀方阵中所占比例数量极低，就算两者都不加入此阵容，也毫不影响队列的成立，没有一点伤筋动骨的感觉。换言之，它们不是古蜀方阵的主流，是比较容易识别的外来因素。

那么，古蜀方阵的中坚力量又有哪些呢？

不言而喻就是那些特别令人眼花缭乱、能够引起诸多联想的青铜神树、祭天神坛、铜大立人、兽面护具、铜人头像、青铜面具。这些奇异的造型、陌生的面孔在中原地区从未发现。

它们如此集中地在长江流域出现也无先例，但其影子却时隐时现挥之不去。例如，湖南洪江高庙文化白陶的特殊徽号、良渚玉琮的特殊刻符、石家河文化的玉挂饰与三星堆的兽面护具异曲同工颇为神似。还有些器物在长江流域出现的更早，高架祭坛，通天神树在距今8000年的高庙文化中就屡有发现。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的白陶上面戳印有供奉在房屋里的树木形象，且常常三件一组，特殊徽号用兽面表示，木质结构的祭坛高高矗立，附近往往有间房屋，就像洪江高庙遗址复原场景表现的那样。

湖南桂阳千家坪遗址白陶纹饰

由此可知，二号坑器物的制造年代至少有夏商两代和早于夏代的三个时期。那些令人叹为观止的器物，其历史发端更是久远，甚至早于夏代，而其底蕴尽显长江传统。

制度理念草蛇灰线

古蜀方阵的每一个板块都与某种制度理念相联系。

象牙团队和铜头铜脑板块都是由67件器物组成的方队。平时的行进中应为四人一排，但在经典阵容中却是三位领队引导的八八六十四人的方队。这个方阵正是后来“八佾舞”的队形。与商、周军队的十进制相区别。《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武王克商，作《武》”，《诗经·周颂》也有相关记载。充分说明周武王牧野之战受到的启发极大。

此役，在八大外援中，古蜀的综合实力排名第二，其前歌后舞的凌厉攻势，诡异面具的咄咄逼人，让周武王有感而发。然而，又有谁人知晓其创作的蓝本居然就隐藏在二号坑中。《大武》后来进入周朝国家宗庙，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仍然使用。今天，在北京历代帝王庙的传统仪式中还保留有《武》的节目。

“铜头铜脑”方队由44件铜人头像和20件青铜面具加3件纵目兽面组成。前者根据平顶和尖顶将男女的服饰特征表现出来。有研究认为K2铜人头像存在笄发和辫发两种发饰，可能是不同阶层的反映，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二号坑的铜人头像发饰分三种：辫发、盘发和笄发。平顶而无辫发者均男性，一般来说级别较高，铜大立人（K2②：149）就没有辫发，头发应盘在头顶，戴单层冠的铜人头像（K2②：90）也是如此，而尖顶者才笄发，那是女性的特征。此类器物数量极少，只有4件（K2②：58、63、137、214）。牙璋祭山图（K2③：201）中的人物形象足以证明平顶与尖顶是男女性别的特征，与平民贵族等猜测风马牛不相及。准此，铜人头像必是巫觋集团的代表。

20件青铜面具因列器的特征，完全有理由确定属于军功系列。若然，铜头铜脑方队竟然是一个方队两套人马，正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生动写照。有趣的是，纵目三器（K2②：142、144、148）原本不知其意，而领队的位置无意彰显出它们代表战神的可能性更大。其战场感知能力就表现在纵目和大耳上，那可是千里眼顺风耳的象征。

这种古老而具有特色的层级排序制度，在仰韶时代早期可能就已出现，其中晚期在长江、黄河流域普遍流行，发展到三星堆二号坑时已然是相当成熟。

青铜酒礼器为9尊6罍，9表示用器件数，三件一套的标准是为5套，正合礼数。9件兽面护具嬗变线索清晰，典型的特殊三件套，也称“顶级三件套”。此外，6件太阳形器、3件跪坐铜人、神树一大带两小、包括虎牙等许多器物都是三件一套。

《尚书·舜典》记“五载一巡守”（编辑注：即巡狩），《礼记·王制》曰“天子五年一巡守”。东汉郑玄注《周礼》说，虞、夏时期实行五年一巡守，而周代改为十二年一巡守。《孟子·梁惠王下》称“天子适诸侯曰巡守，巡所守也”。

但是，千百年来，人们全然不知这个巡守阵容究竟是怎样编组，规模是如何庞大，视觉效果有多么气派壮观；也鲜有研究将《史记·五帝本纪》关于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的记载与中原以外地区的考古资料结合起来。

现在看来，二号坑的器物阵容应该是长江版的巡守阵容，其源头来自舜帝的巡守制度，其去脉则是秦汉时期的大驾卤簿制度。

三星堆一、二号坑有两种金属加工技术惊世骇俗。其一，青铜器的分段制作、榫卯铸接、木芯加固等，这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判然有别、风格迥异，蜀地之外毫无发现。故其技术很可能早于夏商时期，源头当在长江流域寻找。其二，金器的加工技术。包括金面具、金面膜，一号坑的金箔盟图，包括成都金沙遗址的太阳神鸟，金冠、金环等。人们不禁要问，如此巧夺天工的技术，如何才能达到薄而不破的境界呢？

最耐人寻味的是三星堆的青铜技术在秦陵K0007陪葬坑中得到发扬光大，该坑出土的青铜仙鹤是秦王朝技术工艺登峰造极的代表作，正是采用分段制作、榫卯焊接、骨芯加固的高端技术，与三星堆特有的独门青铜技术如出一辙。

三星堆出土的鸟形金饰片

至于似乎早已绝迹的三星堆金箔技术，直到1985年5月，河南嵩山太室山峻极峰北侧石缝中发现武则天投龙简才重现人间。公元700年77岁的武则天按道教习俗投下长36.2、宽8、厚约0.1厘米，重223.5克，含金量96%的金简。其大小与一号坑的金箔盟图的实际尺寸非常接近。只不过三星堆的金箔盟图更薄，0.2～0.3毫米，且未经剪裁，给人以留白面积过大的错觉，两者实则一脉相承。

两重证据解读传承

毋庸置疑，古蜀方阵是二号坑的底层逻辑，是通向历史逻辑的神奇密码。一旦与先秦文献相结合，其真实性可靠性的威力陡然剧增。充分证明“天子五年一巡守”的上古制度不是传说而是史实，其规模宏大，场景震撼，恰好与秦汉以来的大驾卤簿遥相呼应。

宋代是中国类书编纂的黄金时代。《册府元龟·巡幸》的序言开宗明义指出“王者巡幸之礼，有自来矣”。并从理论上将“巡守”确立为后世一切天子出行礼仪的源头。如按时间顺序，从黄帝的传说讲起，再详细载录舜“五载一巡守”的完整典制，构建起从上古圣王到秦汉帝王的传承谱系。

在解释“卤簿”具体含义的词条中，论证其仪仗护卫的功能同样源自上古天子巡守“彰显武力、安全戒备”的需要。“卤”为大盾（二号坑恰好有件人形青铜盾牌），“簿”为册籍（登记账目）。可见，“卤簿”最初就是指武器装备的登记簿册，后引申为由全副武装的仪仗队构成的出行队伍。

宋代类书《玉海》明确指出，天子出行是“有文事必有武备”，将整顿车驾与严整兵卫合称为“卤簿”，从而构建出清晰的传承脉络：上古圣王为“观民设教”而巡狩四方，后世帝王效法其精神，出行时配备卤簿仪仗，最终在汉代形成了明确的“大驾卤簿”制度。但是，由于文献自身记载缺少中间环节，且与实物资料相脱节，其内在联系很容易被忽略和遗忘，因此，大驾卤簿的源头依旧飘忽不定，没有明确答案。

为什么如此强调大驾卤簿？因为，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出行礼仪中，大驾卤簿独树一帜，风光无限。最能反映皇家特色与帝王气派，是国家最高礼仪的重要代表，是皇家精神与国力强盛的鲜明标志。因而在历史舞台上存在了2000年之久。不论汉民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论封建王朝几经更迭，大驾卤簿毫无动摇，不断完善，历久弥新，达到了与封建王朝相始终的巅峰状态，成为享誉世界的中国特色。

今天，古蜀方阵的推出，无疑将填补上古巡守制度和秦汉大驾卤簿之间的缺环，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注入新鲜血液，中国古代仪仗出行礼仪的场景更加具体鲜活，其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其视觉冲击力更加震撼，完美实现了地上地下资料的互补，成就了资料逻辑、思想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

三星堆出土文物（摄影 陶轲）

中华文明祭祀制度的体系庞大，内容复杂。其中，祭天、祭地、巡守、占卜四种仪式制度的地位较高，遗留下来的考古资料也多。三星堆再发掘揭示出一、二、三、四、七、八号坑呈北斗星阵状的特色布局。二、三、七、八号坑分别处于斗魁的天枢、天璇、天玑、天权位置。三号坑的骑兽顶尊人明显是祼礼的模型，此乃商周以来祭地的主要礼仪。八号坑的问天神坛，非祭天大典莫属。七号坑的铜网锁玉，显然与占卜测算关系密切。

自古以来，祭天有祭天的地点，礼地有礼地的去处，正如明清的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之分的道理一样。上古时期的祭祀仪式理当各有其址。为什么原本分别进行的仪式要集中在一起？

因为，古蜀方阵原本有两个功能。其一是巡守制度的载体，其二是演绎制度的教具。所以，断不能与宗庙礼器相提并论，等量齐观。实践证明，在其附近寻找宗庙建筑，多少有些“奈何明月照沟渠”的一厢情愿。

三星堆的通天神树撞脸《山海经》，为各种研究拍案叫绝。殊不知，撞脸有机缘，相逢是首歌，那撞脸奏出的音符竟然是教具与教材的相逢之歌。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传承有赖于文献典籍的接力传承，上古时代还存有实物教具则令人脑洞大开，原来古老文明的传承也强调两手都要硬。

鉴此，早在商周之际以前的更早年代，三星堆已然成为中原以外的盛大礼教中心，犹如矗立在黄河与长江间的文明灯塔，照耀着广袤而神奇的土地。

转自：红星新闻，据卜工《上古制度》（科学出版社），有删节。

ISBN 978-7-03-082126-3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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