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一派出所教导员在办公室性侵15岁少女案，守住司法公正，方能筑牢公权力的公信力

当象征着公平与秩序的派出所办公室，沦为执法者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场所；当本该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人民警察，将办案的公权力异化为胁迫未成年少女的作恶工具，这起发生在福建宁德的案件，不仅刺痛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敏感神经，更引发了公众对司法量刑尺度与认罪认罚制度适用的深度思考。

2023 年，福建宁德某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在其日常办公的派出所办公室内，假借 “办案” 的名义，对一名年仅 15 岁的未成年少女实施言语胁迫与精神控制，强迫被害人为其进行口交，实施了侵入式的强制猥亵行为。案发后，这名尚未成年的被害人因身心遭受毁灭性重创，多次出现离家出走、自伤自残的极端行为，甚至多次表达自杀意愿，人生尚未完全展开，便被蒙上了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而案件的司法判决结果，却让舆论一片哗然：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徒刑两年九个月。

消息一经公开，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铺天盖地的讨论，无数网友发出了直击人心的朴素疑问。有网友留言说：“派出所本是老百姓遇到危险时第一个想到的、最该给人安全感的地方，执法者本是最该保护孩子的人，可伤害却偏偏在这里发生，不到三年的刑期，怎么抚平孩子一辈子的创伤？” 也有网友追问：“身为手握公权力的执法者，在法定执法场所内，对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实施如此恶劣的性侵害，为何最终只获得了不到三年的刑期？法律明确规定的多重从重情节，为何在最终的量刑结果中几乎没有体现？认罪认罚的从宽‘折扣’，难道可以突破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刚性底线，击穿社会大众对公平正义的基本期待？”

这些疑问的背后，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最朴素的追求，也是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公权力规范运行的深切关注。我们始终相信，我国的司法体系始终以维护公平正义为核心追求，仅凭现有公开信息，我们无法也绝不应该轻易得出 “存在徇私枉法” 或 “司法人员专业能力不足” 的片面结论。而本案引发的量刑争议，其核心恰恰指向了一个更深层的制度运行问题：当 “认罪认罚” 的从宽幅度，足以完全抵消 “侵害未成年人 + 公权力滥用 + 执法场所作案 + 侵入式恶劣手段 + 造成严重身心伤害” 等多重法定从重情节时，这项本意为提高诉讼效率、促进罪犯悔罪改造的制度，正在重罪领域的个案适用中，出现了偏离制度初衷的异化风险。

要读懂本案的量刑争议，首先要厘清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刚性规则与本案的法律适用逻辑。我国刑法始终将未成年人保护放在特殊优先的位置，针对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始终坚持 “从严从重” 的裁判原则。2023 年 “两高” 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规定，对于猥亵儿童犯罪，若存在 “以生殖器侵入肛门、口腔” 的行为，应当直接认定为 “猥亵手段恶劣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依法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本案中的被害人年仅 15 周岁，虽超出了 “儿童” 的严格文义范围，但该司法解释所确立的核心裁判逻辑 —— 侵入式猥亵手段即属情节恶劣，其法益侵害程度已达到加重处罚标准 —— 对已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案件，具有毋庸置疑的参照价值。从法益侵害的本质来看，侵入式猥亵行为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的永久性伤害，并不会因为被害人年龄相差一岁就出现本质区别；相反，本案中被告人利用执法者身份、在执法场所实施犯罪，其对被害人的精神控制、对社会信任体系的破坏，远比普通案件更为严重。

在本案的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经明确认定了多项足以触发加重处罚的从重情节：其一，犯罪对象为身心尚未发育成熟的未成年人，属于法律明确的特殊保护群体；其二，被告人系利用派出所教导员的职务便利实施犯罪，属于典型的公权力滥用；其三，犯罪行为实施于派出所办公室这一法定执法场所，极大地损害了执法机关的公信力；其四，被告人实施了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的恶劣猥亵手段，同时造成了被害人多次离家出走、自伤自残、产生自杀倾向的严重后果。这些情节，完全符合刑法第 237 条中 “造成伤害或者其他严重后果” 的规范意旨，也完全满足 “其他恶劣情节” 的加重处罚认定标准，按照正常的刑法量刑逻辑，多个从重情节叠加，刑期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显著上浮，至少应当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加重幅度内量刑。

但本案最终的刑期，却仅为两年九个月。这一反常的量刑结果，唯一可归因的核心变量，便是 “认罪认罚” 制度的从宽效应 —— 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往往能为被告人带来 30% 甚至 40% 的量刑减让。本案的刑事判决书中明确载明，法院认为李某的犯罪对象为未成年人、系利用职便实施犯罪、猥亵手段恶劣，均属于酌情从重处罚情形，但因其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愿意接受处罚，可依法从轻处罚。

令人遗憾的是，在本案的量刑裁量中，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过大，使得法律明确的 “从重” 情节，仅停留在了判决书的说理层面，在最终的量刑结果上几乎未产生任何实际作用；而 “从宽” 的考量，则完全主导了最终的量刑结果。这种量刑逻辑的断裂，直接导致本案中认罪认罚的减让效应，不仅完全抵消了所有法定从重情节，更让本应适用五年以上加重处罚的案件，直接降档处理。当 “认罪认罚” 成为可以覆盖 “法定加重情节” 的万能折扣券时，刑法分则关于量刑幅度的刚性规定，便在个案中出现了被程序法制度架空的风险。

本案引发公众强烈不满的另一核心原因，在于其与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指导案例形成的 “类案不同判” 反差，直接冲击了公众对司法裁判统一性的信任。最高人民法院入库案例邱某杏强制猥亵案（入库编号：2025-14-1-184-001），为同类案件提供了明确的裁判指引。该案中，邱某杏以虚构身份与 14 周岁女孩确立网恋关系，将其骗至宾馆实施猥亵行为，后因被害人与其断绝联系，便将被害人的裸聊视频及隐私照片，发送至被害人所在的 3 个近 400 人的未成年人 QQ 群及班级老师，导致被害人精神遭受重创并辍学。最终，法院以强制猥亵罪判处邱某杏有期徒刑六年。

该案例的裁判要旨明确指出：认定强制猥亵罪中的 “其他恶劣情节”，应当综合猥亵行为的次数、对象、方式、后果等因素全面评判；对已满 14 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强制猥亵，并造成被害人身心健康严重受损、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的，应当认定为 “其他恶劣情节”，依法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比两起案件不难发现，邱某杏案的恶劣性，主要体现在隐私视频的公开传播，其危害从被害人个体延伸至社会层面；而本案的恶劣性，则集中体现在公权力的恶意滥用 —— 派出所教导员利用执法者的身份与职权，在象征正义的派出所办公室内，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入式猥亵，不仅造成了被害人自残、自杀的严重身心伤害，更严重透支了整个执法队伍的公信力，动摇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的基本信任。两起案件的恶劣性虽表现形式不同，但均已达到 “其他恶劣情节” 的法定认定标准，依循邱某杏案的裁判逻辑，本案亦应认定为 “其他恶劣情节”，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一审判决的两年九个月，与指导案例的裁判尺度形成了巨大反差，也难怪有网友发出疑问：“最高法都有明确的指导案例了，为什么这个案件的判决会差这么多？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一个量刑标准？”

要厘清本案的争议，我们必须先回归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初衷，客观看待这项制度的价值与意义。2018 年刑事诉讼法修订增设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其核心初衷，是通过鼓励被告人真诚认罪悔罪，减少司法对抗，优化司法资源配置，让有限的司法资源能够更好地投入到重大疑难案件的办理中，同时也能通过被告人的主动认罪，最大限度减少被害人在诉讼过程中的二次伤害，推动社会矛盾的实质性化解。

这项制度实施以来，在绝大多数案件中都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极大地提升了司法效率，有效推动了罪犯的教育改造与回归社会，为我国法治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据 202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显示，2024 年全国刑事案件认罪认罚适用率达到 86.9%，一审服判率 96.9%，法院对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也维持在 95% 以上的高位，这些数据充分印证了这项制度的实践价值。

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项制度的落地运行，都面临着异化的风险，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认罪认罚制度在轻罪领域的广泛适用，大多能够兼顾效率与公平；但在性侵未成年人、公职人员职务犯罪等触及社会道德底线的重罪领域，其适用必须慎之又慎，从宽幅度必须从严把握。对此，2023 年 “两高” 的司法解释早已作出明确要求：“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等严重犯罪，认罪认罚的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避免简单的一律从宽。”

这一规定的背后，有着清晰的法理逻辑：对于性侵未成年人、公权力滥用等严重犯罪，被告人的认罪认罚，大多是在确凿的证据锁链下的无奈之举，而非发自内心的真诚悔罪，其悔罪价值本就应当被严格限定。而本案中李某的 “认罪”，其真诚度更是大打折扣 —— 案发之后，被害人父亲致电李某求证时，李某不仅极力否认犯罪事实，更利用自己的警察身份，以 “我是为了你们在牙城好好生活” 等言语进行威胁，甚至上门辱骂被害人家属。截至判决作出，李某的家属及事发派出所，均未向被害人及其家属作出正式道歉，仅有李某在开庭时，说了一句程序性的 “对不起”。这种毫无诚意、仅为换取量刑优惠的 “认罪”，其悔罪价值本应被压缩至最低，根本不应当获得如此大幅度的量刑减让。

本案所折射出的，是认罪认罚制度运行中的结构性优化空间：认罪认罚的 “从宽” 与刑法总则的 “从重”、分则的 “加重” 之间，因缺乏层级化、刚性化的适用标准，难以形成有效的对冲与平衡。当二者在个案中相遇，认罪认罚依托程序法上的终局性优势，便可能突破实体法上的从严防线。从比较法的视角来看，不同法域的 “司法交易” 制度，都对重罪领域的适用设置了严格的禁区。以美国辩诉交易为例，其虽运行于对抗制诉讼框架之下，却也在死刑、严重性侵未成年人等犯罪中设置了严格的适用限制，或需经最高层级检察官批准，或在实践中极少适用，从制度层面划定了 “不得交易” 的底线。

而我国的认罪认罚制度，目前尚未在罪名轻重、情节恶劣程度上，建立起足够清晰、刚性的 “限幅” 标准，同时被告人在量刑协商中，也缺乏足够的程序性制衡工具，控辩双方的协商地位难以实现完全平等，被害人的意见在量刑协商中也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些都是未来制度完善的重要方向。

宁德这起案件，绝不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被公众围观的个案而被遗忘，它更应该成为推动认罪认罚制度精细化、规范化改革的重要契机。我们不能因为这一个个案，就否定认罪认罚制度的整体价值，相反，我们要通过对这起案件的理性反思，让这项制度真正回归 “鼓励真诚悔罪、优化司法资源、维护公平正义” 的初衷，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

对此，我们可以从多个维度推动制度的完善与优化：第一，确立 “量刑级差” 的刚性原则，对性侵未成年人、公职人员滥用职权等触及社会底线的重罪，尤其是存在法定加重情节的案件，严格限制认罪认罚的从宽比例，绝对禁止 “从宽” 抵消 “从重”，更不允许通过认罪认罚实现法定量刑幅度的降档处理，让从宽的幅度永远不能突破正义的底线。第二，强化审判权的实质性审查职责，打破对量刑建议高采纳率的惯性依赖，法官不能只做量刑建议的 “盖章人”，而要对被告人认罪的自愿性、真实性，以及量刑建议的适当性、合法性进行全面的实质性审查，对明显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量刑建议，坚决依法予以调整，守住司法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三，构建更加平等规范的量刑协商机制，完善值班律师制度，让辩护律师能够全程、实质性参与认罪认罚的量刑协商，同时大幅提升被害人在认罪认罚程序中的话语权，充分尊重被害人的合理诉求，绝不能在追求司法效率的过程中，对被害人造成二次伤害。第四，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统一强制猥亵案件中 “其他恶劣情节” 的认定标准，明确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入式猥亵行为、造成被害人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应当直接认定为 “情节恶劣”，实现类案同判，让公众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看到清晰、稳定的法律预期。

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也是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最核心的期待。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更是法律不可逾越的刚性底线。而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始终在法治的框架内运行，手握执法权的人，更应该成为法律最坚定的遵守者和守护者，而不是利用权力突破法律底线的作恶者。

宁德这起案件引发的全民关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追求，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深切期盼，更是对公权力规范运行的高度重视。我们始终相信，我国的司法制度，是一个能够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制度，是一个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的制度。这起案件所暴露出来的制度运行中的优化空间，必将成为推动司法改革不断深化的动力，推动认罪认罚制度不断走向精细化、规范化，让这项制度既能够发挥提升司法效率的作用，更能够牢牢守住公平正义的底线。

法治的进步，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在每一个个案的打磨中不断完善，在每一次公众的理性监督中不断前行。我们期待，未来的司法实践中，能够真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能够让每一个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分子都得到与其罪行相当的惩罚，能够让公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能够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有爱的环境中健康成长，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