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蓝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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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蓝血创作组
投稿 | lanxueziben(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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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上关于“35岁危机”和“大厂优化”的话题热度一直不减,许多曾经风光无限的职场精英,在面对公司裁员或组织架构调整时,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被“优化”的对象。这种从“螺丝钉”到“弃子”的落差,让不少人开始反思:为什么曾经充满活力的企业,会逐渐变得臃肿、迟钝,甚至不得不挥刀自宫?这背后,或许隐藏着一个物理学概念——“熵增”。当一个组织走向无序和衰退时,如何才能像华为一样,通过“熵减”来对抗大企业病,重新焕发组织活力?
华为,这家被誉为中国企业“灯塔”的公司,其管理哲学中有一个核心概念,便是“熵减”。华为创始人任正非曾多次提及热力学第二定律,他认为,自然界万物都趋向于从有序走向无序,最终归于灭亡,企业也不例外。一个封闭的系统,最终会达到热平衡,失去温差,无法做功,走向“熵死”。这听起来有些悲观,但正是这种深刻的危机意识,驱动着华为不断进行自我革新,寻求“熵减”之道。正如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中所言,生命以“负熵”为生,通过不断抵消自身产生的正熵,来维持稳定和低熵水平。对于企业而言,这种“负熵”正是组织活力,是企业对抗“熵死”的关键。
那么,华为是如何进行“熵减”的呢?这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贯穿于华为宏观的企业战略和微观的个体管理之中。在宏观层面,华为通过“厚积薄发”和“开放合作”两大战略,来解决组织惰怠、流程僵化、技术创新乏力等大企业病。首先是“厚积薄发”,这与许多西方企业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不同,华为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他们将大量的物质财富转化为企业发展的势能,而非仅仅停留在账面数字。举个例子,在过去十年间,华为在科技研发领域累计投入高达12490亿元人民币。这笔巨额投入,不是为了短期内某个产品的爆发,而是为了在核心技术领域构筑起深厚的“护城河”,甚至进入“无人区”,从而在未来拥有更广阔的业务作战空间。这种投入,就像是不断向上抽水,增加势能,为企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同时,华为也深知“闭门造车”的危害,因此积极引进国际先进的管理经验。从1997年开始,华为持续与IBM、埃森哲、HayGroup、波士顿咨询等国际顶尖咨询公司合作,推动IPD(集成产品开发)、IFS(集成财经服务)等一系列管理变革[1]。这些外部“能量”的注入,使得华为的管理创新、组织结构创新和流程变革不断进步,为华为成为一家全球化公司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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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开放合作”。任正非曾明确指出,“热力学讲不开放就要死亡,因为封闭系统内部的热量一定是从高温流到低温,水一定从高处流到低处,如果这个系统封闭起来,没有任何外在力量,就不可能再重新产生温差,也没有风。第二,水流到低处不能再回流,就是零降雨量,那么世界就会全部是超级沙漠,最后就会死亡,这就是热力学提到的‘熵死’。社会也是一样,需要开放,需要加强能量的交换,吸收外来的优秀要素,推动内部的改革开放,增强势能。外来能量是什么呢?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先进的思想意识冲击。”华为深谙此道,他们不搞“自主创新”的封闭主义,而是在有选择性的领域,更愿意采用合作伙伴的解决方案,并通过优胜劣汰来保持与最优秀伙伴的合作关系。
这种“深淘滩,低作堰”的合作理念,使得华为能够构建起日益高效的产业链和繁荣的生态系统,共同做大产业规模。例如,华为的“大管道”战略,就是通过开放的架构,促使数万公司一同服务信息社会,而非一家独大。此外,华为的开放性还体现在业务作战空间的不断扩张。从最初的通信技术(CT)领域,到后来的信息技术(IT)和消费者业务领域,华为始终跟随行业价值转移的趋势,不断扩大自己的“战场”。这种有序的扩张,使得华为长期积蓄的内在能量得到了极大的迸发,避免了因固守原有阵地而导致的“熵死”。
在微观层面,华为的“熵减”则聚焦于激发个体员工的生命活力,对抗人的惰怠和熵增。这其中最核心的理念便是“以奋斗者为本,长期艰苦奋斗”。任正非认为,人的本性是贪婪、懒惰和安逸享乐的,如果企业顺应这种天性,最终必然走向衰败。因此,华为通过一套独特的人力资源“水泵”机制,将人的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这个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是反人性的,但华为深知,只有激发出员工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企业才能持续发展。那么,这套“水泵”是如何运作的呢?核心在于合理的价值分配,用价值分配来撬动更大的价值创造。华为实行100%员工持股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能量分流,减少了能量损耗,增强了企业的内生动力。同时,华为还推行TUP(时间单位计划)制度,相当于5年有效期的分红权,这有效地避免了因利益沉淀而导致的员工惰怠。在薪酬分配上,华为也注重“拉开差距”,通过及时提拔和破格提拔优秀者,向奋斗者倾斜,充分体现了耗散结构不平衡的特点,用任正非的话说,就是“给火车头加满油”。
除了价值分配,华为在人力资源的开放性上也下足了功夫。他们“炸开人才金字塔的塔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人才布局。例如,华为在俄罗斯研究数学算法,在法国研究美学,在日本研究材料应用,在德国研究工程制造,在美国研究软件架构。在全球16个城市建立了研发机构,外籍专家占比高达90%。这种全球化的人才战略,使得华为能够最大限度地网罗到全球的顶尖人才,捕捉科技跳变带来的机遇。同时,华为也深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道理,因此强调干部和员工的流动性。华为曾多次进行“大辞职”,超过千人被破格提拔;2016年,更有两千研发将士“出征”市场一线。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激活内部人员的创造力,培养未来的领袖。此外,华为还坚持“吐故纳新”,实行末位淘汰制度。2015年,华为曾调整或淘汰超过一万名不胜任工作的员工,同时,也允许部分不愿意继续奋斗的主管或员工保留股票而退休。这种残酷的淘汰机制,就像生物进化一样,通过不断淘汰不适应的个体,来保持组织的健康和活力。
回顾华为的“熵减”之路,我们不难发现,这并非简单的管理技巧,而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考和系统性的实践。从任正非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深刻洞察,到华为在宏观战略和微观管理上的创新实践,无不体现着其对抗“熵增”、激发组织活力的决心。无论是“厚积薄发”的战略定力,还是“开放合作”的生态构建,亦或是“以奋斗者为本”的人力资源管理,都旨在将企业从无序混乱推向有序发展。
华为的成功,或许正是对“熵减”理论的最佳诠释: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唯有不断自我批判、自我革新,才能在熵增的洪流中逆流而上,保持生生不息的活力。正如普利高津在《探索复杂性》一书中所言,我们正步入一个世界:在其中,将来是未决的;在其中,时间是一种结构,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到当中去。华为,正是以其独特的“熵减”哲学,参与并塑造着这个世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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