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派人探望徐向前父亲却被赶，愤怒斥责阎锡山太可恶！

1937年深秋，太行山上的风已经有了刺骨的寒意。五台县城外，难民挑着破布包裹，拖家带口往南边逃，路边的枯草被踩成一片泥。这一年，对无数中国家庭来说，是彻底翻转命运的一年，对徐向前的老父亲徐懋淮，更是如此。

彼时，卢沟桥的枪声已经过去三个多月，全国抗战局面基本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红军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二九师受命入晋抗战，师部设在五台一带。地图摊开，一条滹沱河将这一片乡土分成东西两侧：河东，是徐向前的永安村；河西，是山西军阀阎锡山的老宅所在。

一边，是已经成为八路军副师长的“红军将领”；另一边，是盘踞山西二十多年、被称作“山西王”的地方实力派。而夹在这两股力量中间的，是一个身体羸弱、头发斑白的山村老人。

有意思的是，刘伯承与徐向前此时一个是师长，一个是副师长，指挥千军万马，却都清楚，五台这片山坡上，藏着一道难以面对的父子恩怨。

一、同乡不同路：滹沱河两岸的两座院子

回头看五台这块地方，在山西并不算富庶，却因为地势险要，自古便是兵家来往之地。永安村更是有点来头，早在魏晋时期，官府就在这里建立过仓城，囤积粮草，以防战乱之需。徐家祖辈在这里耕读传家，在乡里也算小有名望。

徐懋淮出身秀才，是那种典型的旧式读书人。人不高，腰杆却挺得直，说话总带着几分书卷气。他对子女的要求简单却执拗：读书，考取功名，走一条体面、安稳的路。徐向前幼年聪慧，读书过目不忘，乡里人都看好他能出个举人秀才。

然而时代的潮水，比父辈的设想要猛烈得多。1924年，徐向前已经二十出头，北方局势动荡，北洋军阀混战不断。就是这一年，广州的黄埔军校公布招生简章，消息传到上海，又辗转传到了山西。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这四个字像点燃了一支火把。

徐向前做出了一个在父亲看来完全“逆天”的选择——不去走科举残余那条路，而是瞒着家里，只身南下读军校。临行前，他向父亲磕头告别，嘴里说的是“出去闯闯，将来出息了一定光宗耀祖”，心里却已经暗暗立誓，要走一条与旧社会决裂的道路。

从1924年离家，到1937年一二九师进驻五台，整整十三年，徐向前再没踏进过永安村的大门一次。山河变色，政权更迭，他从一个学生，成长为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而在他的家乡，另一家大院也在悄然改变命运，那就是阎锡山的故宅。

阎锡山自辛亥革命后就掌握山西军权，到1937年已经统治山西二十多年。他自号“建设山西”，修路、办学、搞实业，一度在北方颇有名声。但不得不说，这样一个打着“改良”旗号的军阀，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家属，手段却非常阴毒。

滹沱河以西的阎家老宅，不时有军阀部队的军官进出，在五台老百姓眼中，那是一座带着威势的院子。而河东的徐家，随着徐向前参加革命，渐渐成了被“盯上”的目标。

两家相距不过几里路，却代表了中国当时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是苟延残喘的军阀割据；另一条，是年轻革命力量正艰难成长。

二、阎锡山的逼迫与一个父亲的绝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国共关系急转直下，反共浪潮席卷各地。这一年，徐向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武装斗争。消息传回山西，对徐懋淮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

在一个旧式读书人眼里，“造反”是最可怕的字眼，而“共产党”这三个字更是被处处妖魔化。乡间流传的多是一些夸张吓人的传闻，什么“分田分地”、“砸庙拆祠”、“不要爹娘”之类，让老一辈人心里本能排斥。

办法没有，儿子已经在外闯荡，消息断断续续，抓不住也管不上。但真正让这个家陷入深渊的，还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阎锡山方面一次又一次的骚扰。

阎锡山对共产党人非常警惕。像徐向前这样出自山西、又投身革命的军官，在他眼里就是“叛逆”，必须拿住家属，制造恐惧，达成威慑。所以自徐向前参加革命之后，阎系军队时不时就有人找到永安村。

一开始，只是上门“问话”。军官骑着马，带着几个兵，围着徐家院子转，一边盘问，一边威胁：“把人叫回来，跟着共产党没有好下场。”话说得阴森，动静却不算太大。

随着红军力量发展，阎锡山心里更慌。态度也变得凶狠。一次家里确实拿不出什么消息，一个军官当场拍了桌子：“要人没有，那就拿东西来！”说完，几个士兵进屋就开始翻箱倒柜，把徐家能卖钱的东西抢了个差不多。

这类事情，不是一次两次。抄家、打人、砸物，在村子里没少发生。村民都知道，阎系军队惹不起，徐家也帮不上忙，只能远远看着，暗自叹气。徐向前的母亲本就身体不好，再加上惊吓与屈辱，终于在一次更猛烈的上门闹事后，郁郁而终。

这件事对徐懋淮打击极重。他虽然嘴上骂阎锡山，也明白谁是真正的加害者，可在情感深处，总归还是做父亲的那股心——“要不是那不争气的小子走了这条路，家里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句话，他不知道在夜里悄悄说了多少遍。

更让他无法忍受的是，阎锡山的疯狂还延伸到了祖坟。有一次，阎系部队的人直接威胁，要挖徐向前祖父的坟，以此逼迫其“回头”。这种手段，在旧农村观念里简直是灭绝人性。徐懋淮听到消息后，当场晕厥，醒来后彻底病倒，一身病根就是这样落下的。

就这样，一个本来指望儿子光宗耀祖的读书人，在十年的煎熬里，愤怒、恐惧、耻辱和绝望缠在一起，对“共产党”三个字的情绪，已经复杂到了极点。

三、刘伯承的关心与第一次“失败”的探望

1937年9月，一二九师奉命入晋抗战，师部驻扎在五台县。师长刘伯承，时年四十五岁，身经百战，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北伐，是有名的“军神”。副师长徐向前，三十五岁，指挥过大小战斗无数，在红军中声望极高。

部队还没完全到齐，中央已经注意到一个看似“细枝末节”的问题——许多指战员与家人长期失联，尤其是像徐向前这样，父母在阎锡山势力范围内，极可能遭受迫害。毛泽东专门发了电报，让一二九师设法慰问，把革命队伍对老人的关心传达到。

刘伯承对这些不算“军事”的事，非常上心。他了解战争，更明白人心。一个将领如果心中挂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上阵杀敌的时候多少会有牵挂。把后顾之忧尽可能解决，也是战斗力的一部分。

一天傍晚，他把警卫员王泉云叫到身边，语气平静：“徐副师长的家就在五台，你带两个人去一趟，代表师部看看老人家。”他停顿了一下，又说，“给老人家带点钱，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说罢写了张条子，让王泉云到供给部领了四百块大洋。

在当时，四百块大洋，在山西农村绝不是小数目，对一个受折磨多年的家庭，足以撑起一段日子。王泉云心里很明白，这不仅是钱，更是组织的一份态度。

通往永安村的路并不好走，三人翻沟越岭，途中看到的景象令他们心里一沉。难民挑着行李，孩子光着脚跟在后头跑；受伤的兵士躺在路边，裹着简陋的绷带；还有饿死在草丛边的乞丐，身上盖着薄薄一层土。抗日战争刚刚打响，山西正逐步走向全面战火，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被搅得七零八落。

中午过后，他们赶到永安村外的大路边。顺着路往上看，一座规模不小的宅院坐落在山坡间，这便是徐家的老屋。大门紧闭，院墙略显陈旧，里面看不到人影。

王泉云上前敲门。敲了半天，门缝里才出现一双警惕的眼睛，上下打量着这三个穿着国民党军服、戴着国民党军帽的军人。那人声音发抖：“你们找谁？”

为了不吓着对方，王泉云刻意放低嗓音：“我们是徐向前副师长的部下，奉命来看望徐老先生。”听到“象谦”这个小名，对方愣了一下，才慢慢开门，让他们进院。

走进堂屋，正中摆着一张八仙桌，桌旁躺椅上斜倚着一位老人。老人头上包着白帕，胡须雪白，足有半尺长，脸色蜡黄，整个人瘦得几乎只剩骨架。他看见来人，却没说话，只是端起桌上的茶，慢悠悠喝了一口，又抽起旱烟，似乎不愿搭理。

过了一会儿，他才低声问：“来的啥人？”带路人赶紧说：“是象谦的部下，八路军。”这才正式点出了来意。

王泉云一看这位老人，举止间果然有些读书人的气度，心里越发尊重，赶紧脱帽，欠身行礼：“徐老先生，我们是您儿子徐向前的部下，奉刘伯承师长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来看望您……”

话刚到一半，原本看似平静的老人忽然一拍桌子，从躺椅上站了起来，声音陡然拔高：“我那不争气的东西！十多年前离家出走，什么‘黄啥子学校’，一走就没信！这都是造的什么孽！”

他的胸口急剧起伏，气得直发抖。王泉云见势不对，上前扶住他，不敢再多说什么，只好从怀里掏出四百块大洋放在桌上，说明这是八路军和“毛主席”的一份心意。

谁知“共产党”三个字一出口，老人脸色猛地一变，随手抡起茶碗摔在地上，茶水四溅，瓷片乱滚。他声音带着哭腔，又夹着愤怒：“要不是我那不争气的儿子去参加共产党，我徐家会被阎锡山害成这样？我老婆会这么早就气死？我老头子会落到这个样子？”

短短几句，像刀一样往外甩。王泉云想解释：“老先生，这钱是……”话没说完，老人摆手打断，干脆利落：“你们走！你们走！共产党、国民党，我都不想再听！我活够了！”

在这种情绪下，再多解释都是徒劳。王泉云没办法，只得把钱留在桌上，与同伴默默退出院子。走到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只见老人背对着他们，身子微微发颤，似乎还在压抑着心里的火。

这一趟任务，按军事的说法，很难算“成功”。

四、查清真相：刘伯承的怒骂与第二次登门

回到师部后，王泉云如实汇报自己遭遇的“劈头盖脸一顿骂”。他心里有些委屈，也有些不解：组织一片好意，老人为何如此激烈？

刘伯承听完，沉默了一阵，没有责怪，只是缓缓说道：“阎锡山真是可恶，把老人家逼成这样，肯定下了不少黑手。”他很快意识到，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恩怨，而是敌对势力用最阴毒的方式，在民间制造对共产党和红军的仇恨。

他当场下令：“派人去打听清楚，看看阎锡山在徐家到底干过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同时，又叮嘱王泉云，“徐老先生也不容易，他骂你，是把这些年的苦都骂出来了，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几天后，探听消息的人带回了详实的情况。一桩桩一件件，都印证了刘伯承的判断——阎系军队的人以“要人”为名，动辄上门打砸抄抢；徐向前母亲被活活气死；祖坟险些被挖；徐懋淮被惊吓加重病情。这哪里是正常的“统治”，分明是在变着法子折磨一个普通农家。

这些事，放在今天看，或许只是几行字。但放在那个年代，却是一家人的天塌地陷。再倔强的老人，心里的酸楚恐怕也说不完。刘伯承听完，只是长叹一声，心中对阎锡山的评价又低了一层。

“这事不能就这么放下。”他思忖片刻，转头对王泉云说：“再去一趟。老人家的心结，要慢慢解。别怕他骂，这一点委屈是值得的。”见王泉云有些犹豫，他又笑着补了一句：“放心，这回不会挨骂了，徐副师长已经抽空回去见过老人，误会会小很多。”

原来，在紧张的战事间隙，徐向前确实匆匆回过一趟永安村。父子重逢，谈不上多么亲热，却总算把话挑明了。他向父亲说明自己的选择，也向父亲讲清，在阎锡山统治下，徐家遭遇的都是军阀的迫害，而不是共产党要“害”人。对于一个老读书人来说，要完全接受这些，并不容易，但至少那层最重的误会，开始裂开一道缝。

这一次再上门，院子里已经不是上回那股冷冰冰的气氛。徐懋淮在堂屋迎客，面色虽仍苍老，却主动端茶倒水，还吩咐家人去厨房包饺子。等人一落座，他叹了口气，道：“上次你们来，我发了很大的脾气，这事怪我。”

他接着解释：“你们穿的是国民党的军装，我当时以为又是蒋介石派人来，要我交出象谦。那帮人我骂过几次，都没存什么好印象。”原来，在王泉云第一次到达永安村前，国民党方面也有人来过，目的同样是要“做工作”，劝徐向前“回头”，结果被老人狠狠赶了出去。所以当他再次看到同样的军装，本能就把这一切混在了一起。

说到这里，徐懋淮整个人明显平静了许多。他已经从儿子的口中，了解到共产党、红军的基本情况，也明白当年那些打砸抢的真凶是谁。过去那种症结深锁的仇恨，开始慢慢转向一个目标——阎锡山。

王泉云把六百块大洋放到桌上，轻声说：“这是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师长和全师同志的一点心意，老人家千万别嫌少。”这一次，徐懋淮没有再推拒，也没有摔东西，只是眼眶有些湿润：“请你们替我捎话给他们，说我们一家现在能活下去，已经是很大的福气。共产党、八路军惦记我们，我心里记着。”

饺子一碗一碗端上来，热气氤氲，院子里头一回有了久违的温暖。吃过饭，王泉云没急着走，他带着战士帮着打扫院子，把乱石清一清，把破损的土坯补一补。又跑去徐向前祖父的墓前，将坟堆一一垒好，把被人踢倒的边角扶正。

“你们忙这些干啥？”徐懋淮站在一旁，有些过意不去。王泉云笑了笑，只丢下一句：“这是该做的。”这话说得不重，却把整个队伍的态度都带了出来。

临走时，徐懋淮目送着他们，好一会儿才回屋。有人听到他低声嘀咕：“象谦这条路，看样子真没走错。”

战事越来越紧，日本军队逼近太原，山西全境都面临沦陷危险。刘伯承考虑再三，决定安排人把徐懋淮转移到山上的一座寺庙，由专人照应。一来远离阎锡山的爪牙，二来可以避开日军扫荡。老人最终在寺庙里走完了余生，没再遭受类似那样的折磨。

在这段看似枝节的故事中，一位军阀的残暴，一位老父亲的顽固，一个革命将领的挂念，一位指挥员的细致，都纠缠在一起，构成了一九三七年前后五台山上的一幕小小侧影。战争改变的，不只是地图上的颜色，还有无数普通人家里的喜怒哀乐。徐家这座院子里发生的一切，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