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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烈怡,1916年出生,福建福鼎县前岐人。
前岐地处闽浙边境。20世纪30年代初期,闽东党组织就在这里创建苏区,培养了一大批党的地方领导干部。他们中有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据统计,福鼎县县级以上干部的烈士共24人,其中前岐就有16人。
1935年王烈怡小学毕业后,进入福州第四中学学习了两年。1938年,他回到前岐凤桐小学任教,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王烈怡性格耿直,嫉恶如仇。该校董事会董事——王烈怡的舅父,贪污学校的经费,王烈怡就公开在师生面前指责舅父。事后,王烈怡的母亲责怪儿子无情无义。王烈怡说:“舅父干坏事,怎么能不批评呢?”
1938年12月,中共浙南特委选派王烈怡、欧阳宽和王烈评等10名青年党员干部冲破国民党重重关卡,赴安徽省泾县新四军军部教导队学习。
他们在教导队第二大队训练了6个月,学习了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华史、《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等政治军事的理论知识。学习期间还聆听了周恩来、叶挺和粟裕等人的教诲。经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王烈怡更加成熟了。
1939年7月,浙南特委指派王烈怡任泰顺县委青年部长。他在泰顺县委的领导下独当一面。随后,泰顺县委又派他同武工组组员叶兆多到泰平区、泰东北区一带恢复发展党组织。
教师出身的他工作很有魄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有说服力。王烈怡还特别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他到珊溪了解情况以后,决定先去接近壤山小学的林云和林玉清两位老师。
这一老一小两位老师家境清寒、生活艰苦,对国民党的所作所为非常反感。两人经王烈怡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引导教育,很快接近党,成了党的重要骨干。
王烈怡的工作方法灵活机动。他发现贫苦知识分子毛晓通(原名毛书求,入党后化名毛志忠)是个有民族气节、富有反抗精神的好苗子。但毛家边上房子多,住户杂,怕暴露。王烈怡就利用传教名义,扮作传教士去他家接触。
经过一番艰苦细致的工作,他终于说服毛晓通,使他成为党的忠实党员。当毛晓通提出不再信教时,王烈怡却制止说:“我们思想上可以不信教,但表面还是要信。这样就为我们党宣传、集会创造了方便的条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王烈怡在反动据点——珊溪、东湾坑的周围地区发动了群众,重新建立了党的组织。
国民党顽固派发现珊溪周围又有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就派兵“进剿”。王烈怡只好带着已公开身份的同志被迫隐入深山与之展开斗争。
在山上,由于国民党顽固派部队的连日“清剿”,粮食接济不上,他们只得挖野菜来充饥。偶尔弄到一点“东洋参”(番薯丝)、“金丝汤”(南瓜汤)等较好的食物,王烈怡总是让别人吃,自己则吃野菜、树皮充饥。
当有些同志憋不住气要硬拼时,王烈怡相当理智地要求那些同志放弃鸡蛋碰石头的幼稚做法,面对压顶而来的暴风雨先避一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眼下尽管不可一世,但兔子尾巴终究长不了。他对形势正确的分析,使同志们克服了急躁情绪,坚持下来,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
情况好转后,王烈怡又带领其他同志回到村子里同顽固派展开更巧妙的斗争,使泰顺东北区党组织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为搞好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王烈怡还不断冒着生命危险深入敌区,争取上层人物。国民党泗溪头村保长林玉卿就是经他深明大义的引导,并被他拳拳爱国之心所感动,逐渐向共产党靠拢,转变为抗日民主人士的,最后还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5月,王烈怡穿着一件对襟白布衫,同泰顺县委工作人员叶岳铭一道从县委机关回泰东北区。
老奸巨猾的朱家田注意到王烈怡一只手伸不直,就走过来拉了一下。“啪”的一声,王烈怡的手枪从腋下掉到地上。国民党自卫队见状如临大敌,急忙扑上去,把王烈怡、叶岳铭两人捆绑起来,并带到珊溪审讯。
在珊溪监狱里,自卫队对他施行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残忍地剥去他的手指甲。他硬生生承受了十指连心的痛苦,毫不动摇对党的忠诚。
这一天,在县公堂,两排士兵分列两边,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杀气腾腾。王烈怡和叶岳铭昂首挺胸、大义凛然,站在厅堂中央。
1941年冬,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在缅怀王烈怡等一批浙南烈士纪念册的封面上题了一首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念我烈士,万古美名!”以示悼念。王烈怡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02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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