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育部“禁令”看班干部异化：关于“权力、公平”的隐形课程

今天，看到打热搜“教育部:严禁班干部选拔弄虚作假”，点进去一看，原来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在《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相关答记者问中明确指出，“严禁在学生入团、入队和班干部选拔等工作中，出现谋取私利、弄虚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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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远离学校的80后老登，不禁有些疑惑，一个班干部而已，有什么“私利”可谋？无非就是帮老师收收作业、维持一下纪律、组织一下值日，活没少干，夸奖未必有，真说起来，常常还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到了今天，怎么竟然需要专门发文强调，本该是最为纯粹的校园，什么时候起被功利与现实的力量渗透。

成人一听“谋取私利”，会先想到金钱、回扣、宴请、利益输送，觉得这似乎不像中小学里会发生的情形。

但中小学生的“私利”，往往并不是直接的金钱得失，而是另一种更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的东西：身份收益、评价收益、升学收益、关系收益和管理收益。

过去学生当班干部，很多人觉得麻烦；当下不少学校的学生干部、少先队干部、团员身份，不再只是“承担一点工作”那么简单。在一些地方和一些具体情境中，这些经历会进入学生成长档案、综合素质评价材料、评优评先记录，甚至在推荐和展示中成为“有内容可写”的一栏。

一旦某种身份开始与未来机会建立了想象中的关联，它的性质就变了，这种变化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教育评价越来越重视“综合表现”之后，一种自然而然的社会反应。

问题不在于重视综合素质本身，而在于：当评价需要材料，而材料又高度依赖学校内部少量岗位和头衔时，岗位就会资源化，资源就会竞争化，竞争就会诱发运作。

很多家长真正争的，未必只是那个岗位本身，而是孩子在班级中是否“被看见”的信号，这种心理需求，和今天的教育焦虑结合在一起，很容易把原本普通的校园角色，推高成一种象征性资源。

如果说家长看到的是未来收益，那么老师面对的，往往是当下收益，一个班如果有一套听指挥、执行力强、能稳定秩序的班干部团队，对老师来说，确实可以显著降低管理成本。所以，当“谁更适合服务同学”与“谁更方便老师管理”发生冲突时，很多现实选择会倾向后者；当“程序公正”与“降低麻烦”发生冲突时，一些做法会默默偏向效率和稳妥；当某些家长同时又更“支持工作”、更会配合、甚至更有资源时，选择就更容易滑向不透明的熟人逻辑。

可能因为时代不同，对学生干部的记忆，仍停留在一种比较朴素的状态：老师指定也好，大家推选也罢，当上了无非多干点活，不当也没什么损失；谁真为这个去“运作”，似乎很难想象。

所以今天看到这“严禁”时，好像产生一种错觉：现在的校园风气怎么变成这样？

但细想来，恐怕也不是突然变化的，只是同一套原本并不精细的校园做法，在外部环境变化后，被附着上了越来越多现实利益，而规则更新又没有及时跟上。

过去的“随意”，因为无关紧要，所以没显得那么刺眼；后来的变化，是评价体系让头衔开始“值钱”。

当教育越来越重视学生综合发展，初衷当然是好的。问题在于，一旦成长档案、评优材料、综合素质记录开始需要可见、可写、可量化的内容，那么学校和家庭都会倾向于寻找一些可证明的“标志”。

班干部、队干部、团员、主持人、旗手、各类荣誉称号，就很容易成为这种“证明”的载体；在竞争环境里，哪怕只是“可能有用”，都足以让一个岗位的争夺烈度上升。社会的压力，也让家长的焦虑影响渗透到本应相对纯洁的校园之中。

但真正刺痛人的，不是一个岗位被“运作”，而是孩子在其中学到什么，中小学和大学最大的不同，不只是年龄，而是教育意义。

大学里出现功利竞争，似乎尚能“理解”，但中小学里出现类似逻辑，则格外让人不安，因为这里本应是孩子学习公平、尊重、合作和规则意识的起点，是孩子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刻，中小学里的失范，不只是一次操作失当，而是一堂隐形课程。

如果一个孩子当班干部，是因为家长“使了劲”、老师“安排”、程序“照顾”，那么他学到的第一课，很可能不是责任，而是身份。

如果再加上一些学校和老师有意无意地赋予班干部额外话语权，比如代记名字、管纪律、安排任务、参与评价、优先露面，那么孩子会很自然地把“服务岗位”理解为“高于同伴的位置”。

对一个价值观尚未稳定的未成年人来说，这种体验是危险的；它太容易把服务意识扭成管理冲动，把责任感扭成支配欲，把自信扭成优越。

一个孩子未必能说清楚什么是程序正义，但他对公平非常敏感。他会看得出来，谁总被老师偏爱，谁总有机会，谁的错误更容易被原谅，谁更容易被推到台前。

如果他反复看到的不是程序与公平，那他对规则的信任感会受到非常早期的损害；也许不会愤怒，但会内化为糟糕的反应，过早学会迎合，觉得“现实就是这样”；对一切公共规则失去兴趣，觉得“反正都轮不到我”，太早变得“世故”。

班级最根本的关系，应当是同学关系；一旦班干部制度被过度“权力化”，班级内部就容易形成一种隐形等级结构，原本平等、自然、松弛的同伴关系，会掺入身份差异、地位心理和讨好逻辑。久而久之，班级就不像一个共同成长的群体，更像一个小型秩序场；这微型权力的快感诱惑，才是校园教育最该警惕的。

因为对孩子来说，权力从来不需要很大，只要足以形成对同伴的支配感，就会留下印记，它不需要带来物质利益，也足以让人上瘾。

因为它满足的是更深层的心理需求：优越感、控制感、被承认感、靠近权威的满足感；这也是为什么有的孩子对班干部位置特别执着，有的家长也会为之焦虑，并不全是为了未来升学，也因为头衔天然带有秩序中的位置感；在竞争文化浓厚的环境里，这种感觉很容易被误认为“领先”。

有时，一项规定被写进文件，不完全意味着问题是今天才产生的；更可能意味着，它已经累积到不能再被视作“小事”的程度。

入团入队、班干部选拔之所以被点出来，不是因为它们是最大的利益场，而是因为它们最靠近孩子的价值形成现场。

有些事大人觉得小，孩子却会记很久；有些不公在成人眼里只是“一个安排”，在孩子心里可能就是第一次对公平产生怀疑。

所以，这表述的意义，不只是反对个别不正之风，更是在划一条边界：学校不是可以任由熟人逻辑、人情逻辑、功利逻辑渗透的地方；哪怕是最基层、最日常的班级事务，也必须守住程序、规则和儿童立场，说到底，教育要守住的，是孩子对公平的第一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