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宦官掌权：禁令背后的权力游戏揭秘！

朱元璋在宫门上挂上那块宦官不得干政的牌匾的时候， 大概不会想到， 后来的结果竟然会反其道而行。明朝的宦官危害程度虽然不及大唐， 但在历史长河里也排进了前三！

明朝的有名有权的宦官大概有这么几位，明成祖时期的郑和，明英宗时期的王振，明宪宗时期的汪直，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世宗时期的李芳，明神宗时期的冯宝，明熹宗时期的终极大boss魏忠贤，以及崇祯帝时期的王承恩。

尽管如此， 明朝的宦官干政和东汉以及大唐相比， 仍然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这一点我们会在稍后进行讨论。

朱元璋即位以后， 鉴于前朝历代多有宦官干政误国，因此对宦官干预政治深恶痛绝， 特意立了一块牌匾， 上书：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且对宦官做了诸多限制， 比如宦官不得认字，不得兼任外臣，品级不得超过四品等等。

历史的走向并不一定老朱的意志为转移， 不仅仅是在对宦官的限制上， 朱元璋在任期间，废除丞相， 颁布大明律，限制宦官，打击贪污，可以说为后世子孙安排好了一切，但事后来看， 除了大明律通行后世，其他几项基本都死灰复燃，大明朝的官员贪污比起前朝历代有过之而无不及，丞相虽然废除，但取而代之的内阁尽管不能和丞相制度相比， 但却一样成为文官集团对抗皇权的工具。而朱元璋三令五申明令禁止的宦官干政，在随后即死灰复燃，伴随大明王朝到灭亡。

太祖泉下有知， 不知是否会拍棺而起。

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南下， 最终取代建文帝称帝， 在这之中宦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明成祖朱棣对宦官比较信任， 宦官的待遇相对有所优化，开始允许教官入内教宦官识字。另外由于民间对朱棣篡位多有非议， 以及流传的建文帝流落民间的传说，使得明成祖朱棣不得不加强对外的监管， 加上对锦衣卫的不信任，于是设置了由宦官掌控的明朝特务机构东厂。

东厂由皇帝亲信宦官担任， 直接对皇帝负责，可以不经司法机构批准， 随意缉拿审判臣民， 这是明朝宦官干预政事的开始。后来的西厂也不过是在这一基础上的加强而已。

明成祖朱棣时期的郑和，尽管深得信任， 他的主要功绩还是在七次下西洋上， 而非在朝廷的权利。鉴于朱棣对朝政的控制力，明成祖时期的宦官并未对政权形成太大的干预。

等到朱棣的孙子朱瞻基即位， 明朝在皇宫内设置了专门供宦官识字的学校——内书堂，选用翰林学士四人专职教授宦官读书，因此后来的宦官大多略通文墨。

讲宦官政治之前，我们就不能不提明朝的内阁制度。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以后， 鉴于充沛的个人精力 ，老朱身兼皇帝和丞相二职，对于各地呈上来的奏章亲力亲为，经常忙到半夜，后来累到不行只好挑了一个大学士来做秘书。后来的皇帝并非都像他这么勤奋，一个秘书已经完全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就要增加秘书的数量和秘书的工作量。这些秘书就统称为内阁大学士，他们上班的地方一般在后来新建的文华殿、文渊阁 ，于是又称文华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

内阁一开始仅仅是作为皇帝的顾问，以备皇帝垂询， 并没有决策的权力。 但是明朝后来的皇帝确实太懒了， 明宣宗朱瞻基在位时期，也就是朱棣以后，老臣组合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入阁，明宣宗批准他们在奏章上以条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 俗称票拟，这种制度后来就逐渐延续下来。内阁也就逐渐获得了批阅奏章的决策权。在明世宗时期， 在夏炎和严嵩主持内阁时期，内阁开始凌驾于六部智之上， 成为明朝的最高决策机构。

于是奏章呈上来以后 ，先有皇帝过目， 然后交给内阁票拟， 再送给皇帝批红，然后形成文件正式下发。

但是这样一来，大量的奏章交由皇帝一人去批红，显然是非常辛苦的， 于是在明宣宗后期，批红的事就逐渐交给皇帝的贴身宦官机构司礼监去做，并在明英宗时期逐渐形成定制。于是，由司礼监组成的内廷和由内阁大学士组成的外廷，就逐渐演化形成明朝的决策机构。即所谓“然内阁之票拟，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

明朝司礼监上下结构引用自知乎博主@海兽，而司礼监仅仅是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之一

这种制衡之术，在明朝的政治机构中比比皆是，细心的朋友会发现， 明朝外有内阁， 内有司礼监， 外有六部， 内有二十四监，外有三法司， 内有东厂西厂锦衣卫，外廷有派往地方的总督和巡抚， 而内廷有派往地方的镇守太监、守备太监。内廷和外廷的机构几乎是形成了完美的对称设计。外廷文官集团作为皇帝的臣子，内廷宦官集团作为皇帝的家奴，又彼此合作，互相制约，最后集权于皇帝。

所以说明朝后来的皇帝虽然普遍比较懒， 或者不务正业， 修仙练道玩木工 ，但在权衡之术上，历代皇帝算计的都非常清楚。这也是为什么明朝皇帝几十年不上班， 但国家机构运转正常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文官集团的成熟）

言归正传， 司礼监就是明朝宦官操纵政治的大本营。所谓东厂和西厂， 也不过是司礼监的下属机构， 一般由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分别掌管。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级别最高， 相当于内阁的首辅，被称为内相，而秉笔太监则相当于次相。原本在明朝初期， 司礼监和宦官机构二十四监里的其他部门没太大区别， 但是在逐渐掌握了批红权以后，司礼监就逐渐凌驾于其他各级宦官机构之首。同样的， 宦官集团利用司礼监这一机构，不断扩大自己的权力， 干预明朝的中央决策， 参与和文官集团的政治斗争，给明朝的军事、司法、经济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而东厂和西厂， 只不过是宦官操纵权力的具体体现。

这种正大光明对朝政的参与， 使得明朝宦官对政治国家各个层面的涉及非常的深入，不仅是在皇宫内部，宦官集团同时还在各地派遣宦官，参与到社会的各类经济生活中， 为皇帝的奢侈腐化榨取民脂民膏，甚至中饱私囊，江浙沪一带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萌生地， 深受其害， 大量商户破产倒闭。而明朝的宦官队伍数量也因此超过历朝历代，在明朝晚期一度达到十万之余。

明朝宦官问题和唐朝的宦官问题最大的区别是，唐朝的宦官集团由于掌控了禁军，也就控制了朝政， 也就形成了独立于皇权的政治力量，他们的权力可以不依赖于皇权而单独存在，所以唐朝的宦官甚至可以随意更换皇帝。而明朝的宦官集团，所有的权力来源，都是通过获得皇帝给与的批红权实现。

本质上讲， 明朝的宦官权力来源于皇权，因此也就只能通过代行皇权来干预政治， 尽管这些宦官也掌控有厂卫等准军事组织， 但厂卫的终极boss同样是皇帝本人。一旦皇权不稳， 那么这种权力的合法性就完全消失 ，宦官也失去了操纵政治的合法性。

所以我们看到， 不论是大宦官刘瑾， 还是后来的汪直，甚至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九千岁魏忠贤，其兴衰都在皇帝一念之间。魏忠贤倒是对崇祯皇帝有过威胁， 但那也是在崇祯即位之前对继承人的干预上。相对来说， 宦官权力和皇权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 当皇帝对政治比较关注，上班比较勤奋的时候， 宦官的权力就会比较弱小， 相反， 如果皇帝比较懒惰或者幼小， 则宦官的权力就比较大。宦官权势的巅峰时期， 必然是皇帝最“怠政”的时候。

所以， 终明朝一朝而言，宦官集团尽管经久不衰， 你方唱罢我登场，但基本都无法对皇权形成太大威胁， 更不用说像唐朝宦官那样改立皇帝。而批红权总要安排给宦官去做， 不是吕方就是陈洪，从这个意义上讲， 不论是谁， 总要有宦官来执掌作为内廷的司礼监，因此明朝掌权的宦官层出不穷，并非是宦官夺权的结果，而是废除丞相制度以后的必然结果。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并非掌权的宦官就一定是奸宦，比如大明王朝1566里的吕方的原型人物李芳，以及在万历皇帝时期辅佐张居正一同推行一条鞭法的冯宝，都堪称一代贤宦。

实际上 ，明朝时期的程朱理学大为发展，科举开始也主要以程朱理学为主，程朱理学里面要求读书人要讲究忠孝信义和具有社会历史责任感，这种教育思想的渗透，让当时的读书人普遍怀有“忧国忧民，心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甚至可以为了天下苍生舍身成仁，为国捐躯。这种弥漫在整个社会的风气， 也自然影响到了当朝的文臣集团。

因此明朝的文官集团是相当的刚，碰到皇帝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 文臣是敢于死谏的。而在这种风气下， 皇帝甚至不好意思去杀掉此人。否则就是“全其美名”，而皇帝自己也会在这种封建礼教的洗礼下被骂为昏君。（当然文官集团也不是啥好东西，所谓的与皇权的抗争也不过是为了一己私利而已）

所以海瑞的《治安疏》将一向自我感觉良好的嘉靖皇帝怼的怀疑人生， 后者最终也没下手杀掉他。

所以在这种社会风气下日渐成熟强大的文官集团， 既然对皇权是一种掣肘， 因此也对寄居在皇权之下的宦官集团形成抗衡。宦官集团尽管可以操纵东厂西厂，对低阶官吏进行迫害， 但对整个政治局面却做不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而即便是前文所列举的掌权大宦官， 也不过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等到新皇帝上台， 马上就失势下台。

所以， 明朝的宦官势力，本质上不过是寄居在皇权上的寄生虫罢了。只不过， 不论是唐朝还是明朝的宦官势力， 是否形成威胁的，仅仅是对皇权而言， 而最终为贪得无厌的宦官集团买单的， 确是广大的底层百姓。

这才是封建社会最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