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彻底躺平：晚年乞讨为生，五子无成，六十三岁饿死

中国人谈起陶渊明，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词大概是"隐士风骨"，是"采菊东篱下"的从容，是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傲气。

可这个被千古传颂的田园诗人，晚年究竟过的是什么日子？

他的五个儿子为何一个成器的都没有？

63岁那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陶渊明这辈子娶了三任妻子。

原配在生产时难产去世，没留下孩子。

二妻陈氏是个命苦的女人，嫁给陶渊明之后接连生了四个儿子，老三老四还是双胞胎，六年里生了四个孩子，身体早就被掏空了，没多久也撒手人寰。

三妻翟玉英比陶渊明小整整十二岁，替他生了一儿一女。

算下来，陶渊明一共有六个孩子要养，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好在母亲孟夫人还在，帮着搭把手，家里总算没有乱成一锅粥。

可401年，孟夫人病逝，这块顶梁石没了，陶渊明日子开始越过越紧巴。

五个儿子，他一个个都在诗里点了名。

大儿子陶俨十六岁，懒劲儿在兄弟里头是数一数二的。

二儿子陶俟十五岁，平时连书都不摸一下，对读书识字这件事毫无兴趣。

三儿子陶份和四儿子陶佚同岁，都十三了，算术上六和七都搞不清楚。

最小的五儿子陶佟才九岁，每天脑子里转的就是吃，其他的什么都不上心。

陶渊明把这一切写进了《责子》，字里行间满是叹气。

他说五个儿子没一个爱拿笔杆子的，每个人都让他操心。

最后那句"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意思是老天既然让我摊上这帮孩子，那我只好喝酒消愁了。

这话说得体面，把责任推给了命运。

可把这段父子关系放在一起捋一捋，就能看出来，儿子们的问题根本不是天意，是陶渊明自己造成的。

他在长子出生时写的《命子》里就已经交了底——孩子你要是能成才当然好，成不了也无所谓，我对你的要求就是平安长大。

话说得宽容，实际上是从一开始就放弃了对孩子的引导。

没有目标，没有督促，父亲自己又成天泡在酒里，孩子能走出什么路来？

陶渊明酗酒的程度，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他不是偶尔喝几杯那种，是每天必喝、不醉不罢休的类型。

下地干活要带酒壶，作诗要喝，待客要喝，闷了要喝，高兴了也要喝。

《饮酒》二十首这组诗，题目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他的诗歌和酒几乎是捆绑在一起的。

一个父亲每天是这种状态，孩子看在眼里学在心里。

懒散和放任一代一代往下传，不是基因问题，是言传身教。

陶渊明拿命运当挡箭牌，写诗感慨儿子们不成器，可他从来没想过换个角度问一句：是不是自己这个父亲先出了问题？

405年，陶渊明从彭泽县令的位子上辞职，这已经是他第五次辞官了。

他这辈子在做官和归隐之间来来回回，不是没有原因的。

家里孩子多，开销大，靠着那点薄田根本撑不住，不得不出去谋个一官半职。

可官场的那套他又受不了——弯腰低头、陪笑脸、看上级脸色行事，这些事跟他的性格死磕，做不了多久就想撂挑子。

这一次辞官，借了胞妹去世的由头，彻底放下了官服。

那时候他手里还有一点积蓄，归隐头两年日子过得不差，心里也踏实，写了不少传世的诗。

那首"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就是这段时间的心境写照。

可这份踏实没撑多久。

归隐第三年，家里遭了火灾，房子烧了，家当毁了，多年积攒的那点家底一夜之间化成灰烬。

这场火把陶渊明的退路彻底烧没了。

火灾之后的日子，才是真正的难。

陶渊明没有官职，没有固定收入，靠着自家那几亩地吃饭，这本来是可行的路——魏晋时期只要勤快耕作，温饱不是太难的事。

问题在于，他根本就不是个能下苦力的人。

《归园田居》里有一句诗，很多人读了只觉得浪漫：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大清早出门，月亮下山才收工，听起来勤劳得很。

可仔细想想，他描述的全是自己的劳动姿态，从来没说地里的收成怎么样。

草比豆苗还茂盛，这一句已经把结果说清楚了。

从早忙到晚，地还是没种好。

再加上每天酒不离手，喝起来就忘了时间，地里的活儿也就那么荒着。

一到冬天，家里连粗茶淡饭都摆不上桌，箪瓢空了，灶台冷了，屋子里透着一股凄凉劲儿。

这不是偶尔的困难，这是他归隐后年年都要经历的常态。

陶渊明50岁那年，身体开始出问题。

具体是什么病，史料没有细说，但从他自己的诗里能拼出一个大概：常年风吹日晒、吃不饱睡不好、酒喝个没完，这几样加在一起，五十岁的身子撑不住是正常的。

他自己写过"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病着，趴在破屋檐下，一整天找不到一件高兴的事。

这个阶段，他的诗风变了。

早年那些写田园之美、写归隐之乐的句子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首接一首地写穷、写冷、写饿。

54岁时写《饮酒》十六，里头有一句："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经；弊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

"直白到了不需要解释的程度——屋子破，风往里钻，院子里草都没人清，肚子饿是常事，冻着也不稀奇。

后世有人替他惋惜，说他若是没那么倔，肯出去重新做官，晚景未必这么惨。

这话说的也有道理。

当时确实有人来找他，朝廷也不是没给过机会，他都推了。

这里有个细节值得说：他拒绝做官，一部分是真的不想做，但另一部分，是他那个年纪身体已经不允许他像年轻时那样在官场周旋了。

病着的人，走路都费劲，哪里还撑得住朝堂上那些勾心斗角？所以他的"固穷节"，到了晚年，多少也有几分身不由己的成分在里头。

五个儿子，这时候一个靠得住的都没有。

他们自己也就是种地的命，养活自己勉强，给父亲打饥荒的能力根本谈不上。

这一点，是陶渊明晚年最大的困境——不是没有孩子，是孩子们根本接不住他摔下来的这个烂摊子。

426年，距离陶渊明去世只剩一年，这一年赶上了饥荒。

田里没有收成，家里断了粮，眼看着就要撑不下去。

陶渊明出门了，不是去访友，是去找人蹭饭。

他写了一首诗把这件事记下来，题目就叫《乞食》，一字不差地描述了敲别人家门、说不出话、被主人领进去吃饭喝酒的全过程。

这首诗读来有一股说不清楚的劲儿。

诗里最让人注意的是那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主人招待他，聊了一整天，酒端来了就喝干。

就算是出门讨饭，他那个逢酒必喝的毛病还是改不掉。

那年他已经六十出头，一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带着满身病，走到别人家门口，靠着张嘴讨来一顿饭，回去还不忘写首诗记念。

这场景，搁在他年轻时那句"不为五斗米折腰"旁边，对比之大，叫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遗书《与子俨等书》里，他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悔意。

他援引了一个典故——王霸隐居后儿子见到客人衣着光鲜，自惭形秽，几天不说话，王霸的妻子说你既然选了隐居就该料到这个结果，不必为此难过。

陶渊明用这个典故安慰自己，说是让子孙跟着受苦，都是自己当年的选择。

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后悔还是认命，他自己恐怕也分不清楚了。

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中去世，享年约六十二三岁。

后来研究他的人普遍认为，他走的时候虽然有病，但并不是病死的，是吃不上饭，活活饿死的。

死后一千多年里，陶渊明这一支后人里头很少出过有名有姓的人物。

直到现当代，有一位名叫陶勇祥的电台主播，网名"有声的紫襟"，自称是陶渊明五子陶佟的直系后人，才让"陶渊明后人"这几个字第一次出现在现代人的视野里。

不过这个说法至今没有得到确认，姑且存疑。

一个人，他的选择从来不是孤立的，它会一圈一圈地往外扩，扩到孩子身上，扩到晚年的饭碗上，扩到死后是留名还是留困。

陶渊明的田园诗写得再好，也绕不开他自己一手造成的那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