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加沙流血，印度发财？印以军工利益链助燃种族灭绝

本文共23958字

阅读预计约30分钟

作者|S·舒本杜（S Shubhendu）

编译|单敏敏

编译审核| 王泽媛 胡可怡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 |朱依林 单敏敏

编者按

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已构成种族灭绝，然而，印度非但没有与其保持距离，反而在外交上为以方提供回旋余地，在国际机构中助其消解制裁压力，在国内扶持与以方合作的私营军工资本，为以色列国防工业输血。印度并非以色列“远方的同情者”，而是这套种族灭绝暴力体系的外部支撑者。本文还揭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第一，历史反差。印度曾是第一个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但该立场背后始终隐藏着与以色列的秘密安全合作。莫迪政府并非“平地起高楼”般凭空构建印以关系，而是将过去隐秘、克制、甚至带有一丝羞耻感的合作，转变为公开、高调且制度化的战略联盟。第二，“印度制造”的欺骗性。在印以军事合作中，印度往往只负责生产部分零部件或进行终端组装、贴牌冠名，核心技术仍掌握在以色列企业手中。“印度制造”实质上是将政府直接进口的模式，转为由印度私营公司代为进口与组装。第三，战争红利。印度“助纣为虐”既源于印度教民族主义与犹太复国主义在反穆斯林意识形态上的亲近，更因印度国内快速扩张的私营军工资本集团，正借加沙战事大发“战争财”。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跨国研究所（Transnational Institute）

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新西兰、挪威五国政府于2025年6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对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吉维尔（Itamar Ben-Gvir）和财政部长贝扎莱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实施制裁，理由是两人“通过极端主义言论煽动针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这些言论呼吁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家园，鼓励暴力与侵犯人权，并从根本上拒绝签署两国方案（注：两国方案是解决巴以冲突的一种提议，即在原托管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两个国家）。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和荷兰紧随其后，荷兰政府将禁令录入申根信息系统（Schengen Information System），要求29个欧洲开放边境的申根区成员国强制执行。据报道，国际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正计划请求就两人发出逮捕令，但他在5月因涉嫌性行为不端被停职。

斯莫特里奇是“雷加维姆”（Regavim）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该组织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游说历届以色列政府和法院，以加速在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建立非法定居点。2022年大选中，以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未能赢得多数席位后，与斯莫特里奇和本·吉维尔达成联合组阁协议。除了财政部，斯莫特里奇还获得了对约旦河西岸军事管理机构的控制权。自那时起，多名“雷加维姆”成员被安置在权力职位上，其多项建议被采纳为政府政策，定居点的扩张速度空前。

2023年3月，在巴黎的一次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时，斯莫特里奇站在一面“大以色列”旗帜后方宣称：“不存在巴勒斯坦民族，也不存在巴勒斯坦历史及其语言。”2024年7月，他在以色列议会也发表了类似言论。四个月后，在其所在党派的议会会议上，他说已指示军事管理机构为吞并约旦河西岸准备必要的基础设施。2025年12月，他所领导的财政部拨出一笔创纪录的8.43亿美元资金用于未来五年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修建道路、使土地记录正规化并加强军事存在，此举被一家以色列报纸称为“事实上的吞并”。

印以财长于2025年9月8日签署双边投资协议。图源：印度新闻资讯局

作为约旦河西岸的第二代定居者，斯莫特里奇曾在2006年因暴力抗议以色列正式从加沙撤军（同时保留对该地区边境、领空以及食品和水供应的控制）而被短暂监禁。2023年10月7日，当隶属于哈马斯和其他组织的武装人员突破以色列的围困并杀害了近一千二百人时，他对以色列内阁表示：“我们需要发动五十年来未见的重击，拿下加沙”。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以色列的攻击已导致超过七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考虑到与战争相关联的饥荒、疾病传播以及被埋在废墟下的遇难者，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斯莫特里奇曾将两百万巴勒斯坦人挨饿称为“正当且道德的”，将摧毁加沙称为“房地产繁荣”之前的“拆除阶段”。他强烈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0月强加的停火协议，尽管该协议明显偏袒以色列，但他最终没有将推翻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威胁付诸行动。停火协议签署后的三个月里，以色列违反协议条款超过一千次，造成数百人死亡，并摧毁了近三千栋建筑。

在南非政府向国际法院提交的指控以色列实施种族灭绝的诉状中，斯莫特里奇对内阁的发言，被列为众多“以色列国家官员及其他人员表达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灭绝意图”的例证之一。2024年1月，国际法院裁定该指控具有合理性。国际种族灭绝研究学会（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Genocide Scholars）于2025年8月31日通过一项决议，宣布以色列的行为符合联合国《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中的定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于9月16日也得出了相同结论。

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寻求孤立以色列时，莫迪政府却急于与这个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进一步捆绑。

一周前，斯莫特里奇正在印度进行为期三天的访问。9月8日，他与印度财长西塔拉曼（Nirmala Sitharaman）签署了一项双边投资协议，并与印商工部长皮尤什·戈亚尔（Piyush Goyal）讨论了两国之间预期的自由贸易协定。“近年来印以贸易额翻了一番”，他告诉亚洲国际新闻社（ANI）。“我们可以将其增加到三到四倍”。印度是以色列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近几十年来，尤其是在印总理莫迪执政期间，两国关系（澳大利亚记者安东尼·卢温斯坦 向笔者描述为“权宜联姻” ）建立在扩大双边贸易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国防领域。他解释说，以色列为印度的苏制军事装备提供维护并协助升级，以换取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外交庇护，来应对国际社会对其在巴勒斯坦暴行的批评。

洛文斯坦告诉笔者，他的著作《巴勒斯坦实验室》（The Palestine Laboratory）解释了以色列如何成功输出其控制架构（Architecture of Occupation，指的是以色列通过定居点、隔离墙、专用道路网络、无限期监禁等手段，系统地重塑地理与建筑环境，以实现对领土和人口的政治控制与支配），他认为重要的是理解印以防务关系不仅仅是关于武器和弹药，这显然是部分原因，许多印度和以色列防务公司日益同步化，正如笔者的一些消息来源所说，常常很难区分一家公司何时结束，另一家公司何时开始。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结盟。洛文斯坦称莫迪和内塔尼亚胡为“意识形态上的灵魂伴侣”，他们制定了相似的战略并认定了共同的敌人。斯莫特里奇在访问印度期间于孟买的加巴德大屋（Chabad House，2008年11月26日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目标之一，是一处集教堂、教育中心、戒毒中心和旅馆等多重功能于一体的犹太人活动中心）表示，“印度和以色列正在打一场善与恶的战争”。“印度和以色列都经历了国际社会的虚伪，那些评判我们的国家，以及那些试图阻止我们回应这些恐怖主义威胁的国家。”

以色列对2023年10月7日袭击的回应已导致超过七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考虑到相关的饥荒、疾病传播以及被埋在废墟下的人员，实际死亡人数要高得多。图源：法新社

印共（马）谴责了斯莫特里奇的访问，并要求莫迪政府“撤销与以色列的所有军事、安全和经济合作”，但并未出现大规模抗议活动。全印穆斯林协会（All India Majlis-e-Ittehadul Muslimeen）主席阿萨丁·奥瓦西（Asaduddin Owaisi）是另一位发表谴责声明的全国性政治人物。在斯莫特里奇访问加巴德大屋几小时后，以色列对多哈的一个居民区发动空袭，目标是聚集讨论特朗普停火提议的哈马斯领导人。这引来了莫迪罕见的谴责，但他在X上的帖子是在斯莫特里奇访问结束时发布的，且没有点名以色列，仅表示“印度谴责对友好国家卡塔尔主权的侵犯”，这当然没有损害双边关系。11月，戈亚尔访问了特拉维夫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职权范围。当世界大部分地区寻求孤立以色列时，莫迪政府却急于与这个印度历史上曾反对的、实施种族灭绝的国家进一步捆绑。

莫迪是在10月7日袭击后最先联系内塔尼亚胡的世界领导人之一，表示愿意提供以色列所需的任何帮助。两位总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多次通话，莫迪重申“印度人民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印执政党印度人民党的支持者是社交媒体上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之一，他们利用共同的反伊斯兰情绪（注：指对伊斯兰教或穆斯林群体的非理性恐惧、敌意或仇恨）。当X短暂公开用户的国籍时，发现多个知名的亲以账户来自印度。多个邦政府（包括由国大党和印共<马>）执政的邦打压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和社交媒体帖子，同时允许印度教民族主义团体举行支持以色列的集会。

莫迪政府在各种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以结束种族灭绝的努力中保持距离，其在为自身立场辩护时往往陷入自相矛盾。2023年10月27日，印度在联合国大会呼吁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理由是文本没有包含对哈马斯袭击的“明确谴责”。然而，印在12月12日支持了一项呼吁停火的决议，尽管该决议既未提及哈马斯，也未谴责10月7日的袭击。2024年4月，七名国际援助人员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后，印度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一项呼吁各国在未实现停火情况下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印度还在联合国大会三项涉及请求国际法院就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问题提供咨询意见的决议中投了弃权票。2025年6月，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将这些弃权票作为拒绝支持立即停火呼吁的理由，因为决议的前言条款提到了国际法院的裁决，尽管印度此前曾支持提及这些裁决的决议。这些决议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将印度牢牢地置于历史的错误一边。

随着全球舆论浪潮似乎对以色列不利，甚至其西方盟友内部也是如此，以色列政府采取了一种防御心态。9月15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委员会发布报告以及欧盟委员会开始讨论终止以色列贸易特权的前一天，内塔尼亚胡在斯莫特里奇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以色列处于某种被孤立状态”，并将此归咎于穆斯林向欧洲国家的“无限移民”，以及据称由卡塔尔和中国等国家资助的网络宣传，这些因素迫使西方政府采取反以色列政策。“我们能摆脱这种孤立吗？能。我是自由市场的信徒，但我们必须有一些自给自足的迹象”。以色列必须实现自给自足，他称之为“超级斯巴达”（super Sparta），指的是那个以传奇军事决心著称的古代希腊城邦。

内塔尼亚胡的讲话引发了股市和汇市的暴跌，加剧了以色列对冲突影响经济的焦虑。这招致了广泛批评，以反对党领袖亚伊尔·拉皮德（Yair Lapid）指责他因坚持冲突而将以色列变成了第三世界国家。“幻想英勇而禁欲的斯巴达人多浪漫啊”，以色列记者本·卡斯皮特写道。“问题是斯巴达被消灭了”，内塔尼亚胡急忙平息争议。接近他的消息人士告诉媒体，他那是“口误”。在次日的新闻发布会上，他澄清说他的评论仅限于国防工业。“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蓬勃发展”，他说。“在出口方面，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们在战争期间确实遇到了并且可能再次遇到的政治限制。如果我们从这场战争中汲取的唯一教训是，我们希望处于不受限制的境地，以色列用自己的部队和自己的武器自卫，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实现安全独立。”

印度是这一愿景的核心，已成为以色列武器的世界最大进口国。根据知名防务问题智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在莫迪执政期间，印度占据了以色列武器销售额的三分之一以上。以色列已成为印度第四大国防进口来源国，仅次于俄罗斯、法国和美国。负责编制SIPRI武器转让数据库的高级研究员西门·韦泽曼（Siemon Wezeman）告诉笔者，两国的国防工业具有共生关系。“以色列可能是最依赖武器出口的国家，”而印度是“以色列相当安全的市场”。种族灭绝使得从该国进口武器在欧洲成了“烫手山芋”，“但在印度，对以色列武器没有太多质疑”。同样，对印度而言，“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好的供应商，因为与西方许多其他供应商不同，以色列不问太多问题。如果你想用以色列武器轰炸巴基斯坦，那是你的事。自卫，对以色列人来说没问题。”

在国际法院的临时裁决认为种族灭绝指控具有合理性之后，几个国家政府暂停了对以色列的武器销售，而其他国家则声称自2023年10月以来未进行过任何销售。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的数据，德国和美国在2019年至2023年间两国合计占以色列武器进口的99%，两国未加入上述暂停行动，但面临要求这样做的强大内部压力。2025年8月，当以色列开始对加沙发动地面进攻时，德国总理默茨（Friedrich Merz）宣布其政府将不再批准可能用于入侵的武器出口（默茨政府在11月解除了这项部分禁运）。尽管采取了这些措施，以色列国防工业在冲突期间仍实现了繁荣。其出口创下纪录，而以色列政府的军事开支（大部分用于从国内公司采购）在2024年相当于其GDP的近9%。只有乌克兰的国防负担更高，其军事开支约占其GDP的三分之一。

这种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印度的支持。2024年9月，在一批学者、活动家和退休政府官员请求印度最高法院根据国际法院裁决寻求对以色列实施武器禁运后，印度国防部一位匿名消息人士告诉《印度教徒报》，尽管以色列在加沙冲突初期需要炮弹，“我们做出了不供应炮弹的政策决定。”该消息人士补充说，“印度对以色列的国防出口非常少”。这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的数据不符，数据显示2023年印度对以色列的武器弹药出口价值1.3亿美元，几乎等于其进口额。该金额在2024年降至5650万美元，但即便如此也绝非微不足道，并且高于2020年之前的任何一年。韦泽曼指出，这还不包括以色列武器制造商使用的钢铁或铝等原材料。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于1980年访问印度。印度是第一个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图源：Getty Images

《大篷车》杂志获取了由贸易数据平台ImportGenius维护的货运记录，分析了2019年至2024年间从印度流向以色列的武器、弹药、爆炸物和武器部件的运输情况。在此期间共有超过一万次货运，其中大部分由相对小型的机械加工公司完成，以及少数国有实体和阿达尼集团的子公司组成，这些企业定期向一些以色列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供应部件，包括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和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这表明印度在以色列国防工业供应链中处于相当低的层级。事实上，许多进行货运的公司出现在印度国防部的补偿贸易伙伴名单上，这表明以色列制造商与它们签订了供应协议，以便于向印度销售武器，因为国防采购规则规定，它们收到的部分款项必须投资于印度制造商。

这些货运仅占印度国防出口总额的一小部分，印度国防出口在2024-25财年创下了2362.2亿卢比（约26.6亿美元）的历史新高，主要由中央政府向亚洲、非洲和南美洲国家出售导弹和先进武器系统构成。例如，印度在2023年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冲突期间，成为亚美尼亚最大的军事装备供应国。然而，向以色列和美国等国家的主要国防承包商供应部件，是莫迪政府进一步扩大出口（特别是来自目前约占国防生产五分之一的私营部门的出口）努力的关键部分。韦泽曼认为，这种推动是造成印以关系不对称的原因。“以色列不会因为印度出于任何原因停止对以军售而陷入困境”。他说。“对印度来说，这可能更敏感一些。如你所知，印度非常热衷于增加出口，并向所有潜在客户展示他们确实有能力出口，因此失去一个客户可能会让印度在其他潜在客户面前显得有点弱软。”

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的印度公司从加沙冲突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从中牟取了有史以来首次直播的种族灭绝事件的暴利。例如，普雷米尔爆炸物公司（Premier Explosives）在2021年8月至2024年5月期间，向埃尔比特系统公司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发送了37批火箭发动机和弹头。据报道，在2024年3月31日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上，其执行董事T·乔杜里（T Chowdhary）将一笔来自以色列的款项归功于推动该公司该季度收入的“指数级跃升”，这也是其历史最高水平。虽然这些公司大多未上市，没有义务披露资产负债表，但笔者能够获取的少数财务文件表明，与以色列公司的合同带来了关键性的意外之财。洛文斯坦说，“他们送往以色列的一些武器无疑被用于加沙上空，我认为，这使得从莫迪往下的印度官员面临因协助加沙战争罪行而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我认为许多印度官员对此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应该这样。”

印度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公开声援掩盖了与以色列复杂的合作历史，其中武器销售发挥了关键作用。

主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独立委员会的南非法学家纳瓦尼特姆·皮莱（Navanethem Pillay）告诉《印度教徒报》。“各国必须确保以色列执行国际法院的临时措施，防止可能构成种族灭绝的行为，包括武器转让，并停止可能助长种族灭绝的装备或物品（如航空燃料）的转移，”“各国必须进行国内调查和惩治种族灭绝行为，确保其管辖范围内的公司或个人不构成共谋，实施制裁，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调查提供便利，并支持南非诉以色列等国际法院的诉讼程序。印度应为该法院有一位印度籍法官而感到自豪。因此，如果印度被发现在向以色列出售或提供武器方面构成共谋，那将是一种耻辱。”

印度于1974年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第一个承认巴解组织的非阿拉伯国家。次年，其投票赞成一项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以72票对35票、34票弃权的结果确定“犹太复国主义是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的一种形式”。然而，其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公开声援掩盖了与以色列复杂的合作历史，其中武器销售发挥了关键作用。

国大党在20世纪30年代通过决议，谴责犹太复国主义是一项帝国主义计划。在1938年《哈里真》（Harijan）的一篇文章中，甘地写道，圣经中的以色列“不是一个地理区域”，而是存在于犹太人民心中的东西，他称犹太人为“基督教的不可接触者”。他补充说，即使犹太人“必须将地理上的巴勒斯坦视为他们的民族家园”，“在英国枪炮的阴影下进入那里也是错误的”。在1947年由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在德里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发表了讲话。自1928年起，尼赫鲁负责国民大会党的外交政策，并即将宣誓就任独立印度的第一任总理。他声明：“巴勒斯坦本质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未经阿拉伯人同意不能做出任何决定。”

同年晚些时候，根据尼赫鲁的指示，参加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的印度代表团与伊朗和南斯拉夫一起提议建立一个邦联，其中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将分别控制56%和44%的土地，由一个联邦政府负责国防、移民和外交政策，以及两个负责处理各自社区内部事务的民族政府。这与穆斯林联盟作为印巴分治替代方案制定的“联邦计划”惊人地相似，只是被国大党拒绝了。此方案同样遭到拒绝，无论是认为其让步太多的阿拉伯国家，还是希望单独控制移民政策的犹太复国主义者。1947年11月，印度是投票反对联合国大会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13个国家之一。直到1950年9月，即以色列建国两年后，印度才承认以色列。

五个月前，尼赫鲁的外交部副手B·V·凯斯卡尔（BV Keskar）致信尼赫鲁，他说“主要问题是，我们不承认以色列，到底有没有从阿拉伯国家那儿得到什么好处？”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尼赫鲁说，承认（他的政府以以色列的存在是“既定事实”为由为之辩护）“不是一个原则问题，这不是一个不能持有两种意见的问题。”

以色列外交部长摩西·达扬于1977年秘访印度，会见了印度时任总理莫拉尔吉·德赛。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记者阿扎德·埃萨（Azad Essa）在其著作《敌对家园：印度与以色列的新联盟》（Hostile Homelands: The New Alliance between India and Israel）中指出，印度反对以色列不仅是出于对分治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反对，还因为依赖阿拉伯国家来保障能源安全、通过苏伊士运河航运通道以及在联合国获得对抗巴基斯坦的支持的现实需求。然而，1962年，以色列找到了发挥作用的机会。在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期间，尼赫鲁致信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请求军事援助。埃萨写道，“尼赫鲁要求武器通过不悬挂以色列国旗的船只运输”，“本·古里安拒绝了。尼赫鲁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印度在后来的1965年、1971年和1999年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也从以色列购买武器和弹药。

当国大党努力维持其与以色列合作和对巴勒斯坦事业公开声援之间的平衡时，反对党的支持则明确得多。印度人民社会党（Praja Socialist Party）与本·古里安的以色列工人党一样，是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其许多领导人访问了以色列，并批评印度政府未与以色列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社会党和印人党前身印度人民同盟承诺在1967年大选（在六日战争前四个月举行，以色列通过该战争开始了对巴勒斯坦领土的占领）的宣言中改善双边关系。反对党对政府在冲突期间公开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批评以及国大党内部的不满，促使总理英甘地考虑再次举行选举，以便为其西亚政策寻求公众支持。

散文家潘卡杰·米什拉在其近期著作《加沙之后的世界》中写道，“20世纪70年代在印度长大时，我墙上挂着六日战争期间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的照片”，“这种对以色列英雄的迷恋难以抗拒，部分原因是它在印度具有迷人的非法性。”他补充说，“许多印度人，尤其是上层种姓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自豪并渴望打破反对以色列的官方共识，”因为他们感觉到与犹太复国主义有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上的亲和力”。犹太教和印度教民族主义都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期，源于边缘化和屈辱的经历，米什拉写道。“他们都有许多像埃萨一般的激进理论家”，他将泽埃夫·贾鲍京斯基（Ze’ev Jabotinsky，是犹太复国主义修正派的创始人，被尊为以色列右翼政治的精神之父，和萨瓦卡尔都是20世纪各自国家极具影响力的右翼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创始人，他们的思想都强调一种基于文化、历史和土地的排他性民族认同）和萨瓦卡尔（VD Savarkar）相提并论，他们共同“渴望洗刷犹太人和印度教徒身上那种被认为‘缺乏男子气概’的耻辱感。”

以色列政府意识到了这种亲和力，并试图加以利用，以色列外交部最近解密的文件揭示了这一点。在1965年的一份电报中，时任驻孟买领事（当时以色列在该国的最高级外交官）佩雷茨·戈登（Peretz Gordon）写道，“印度教徒对穆斯林既恐惧又仇恨，并且指出这种情绪在印度人民联盟（BJS）和国大党右翼内部“以各种形式甚至公开地表现出来”。1966年一份外交部会议的摘要显示，一名官员建议以色列对外情报机构“谨慎接触人民联盟（或许通过摩萨德）”，但其他文件显示，以色列外交官已经与几位印度人民联盟领导人有过接触，例如马诺哈尔·拉尔·松迪，他曾抱怨以色列使用与中国台湾相同的中间人与该党联络。

一位以色列官员曾担心“与一个没有机会掌权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加强联系是否有必要”。然而，驻尼泊尔大使摩西·阿雷尔报告说，松迪向他保证，印度人民同盟在1967年德里议会选举中赢得多数席位后，已准备好合作，并“在以色列问题上对印度政府进行各种考验，其结果将削弱现有的反以政策”。文件显示，以色列领事馆通过其中间人让印度人民同盟议员在议会提出批评和使政府难堪的问题。1973年，印度人民同盟主席阿德瓦尼（LK Advani）在德里会见了以色列外交官，并重申其政党对以色列的支持。

以色列人对于他们在与谁打交道不抱任何幻想。在各种电报中，外交官将国民志愿服务团和湿婆军称为法西斯分子。1973年12月31日，驻孟买领事馆接待了一位意外来客：圣雄甘地的刺客纳图拉姆·高德西（Nathuram Godse）的兄弟戈帕尔·高德西（Gopal Godse）。戈帕尔因参与刺杀而入狱十六年，于1964年获释。“他充满激情地谈论他对穆斯林的仇恨，并对领事馆是否愿意协助印刷他兄弟的辩护词感兴趣，”以色列外交官吉迪恩·本·阿米报告并补充说他拒绝了请求，但礼貌地听戈帕尔说完。那年早些时候，另一位官员雅科夫·希莫尼报告说，国大党和共产党对其与印度右翼势力的联系表示不满。以色列对此回应说，它“也非常希望得到国大党和左翼政党的友谊，但不能粗鲁地拒绝右翼圈子的友谊。如果右翼仍然是印度唯一愿保持友谊的力量，那么以色列不应受到指责。”

四年后，以色列得到了一个更易合作的伙伴，因为印度人民同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印度人民党结束了国大党三十年的统治。以色列官员注意到，印新任外长瓦杰帕伊此前曾领导过一场反对巴解组织领导访问孟买的示威并迫使他们改飞德里。瓦杰帕伊现在急于化解印人党亲以的批评。1977年3月24日，在德里罗摩力拉广场的一次胜利集会上，他说新政府将“根据是非曲直考虑每一个问题。然而，关于中东，很明显，以色列必须撤离其占领的阿拉伯土地。我们不能接受侵略者享受其侵略带来的果实”。当年晚些时候，以外长摩西·达扬（Moshe Dayan）秘密访问印度并会见总理莫拉尔吉·德赛。

达扬的访问于1980年5月公开，在印度引起争议。新成立的印人党在一份声明中为此次访问辩护，认为“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符合印度的利益”。那时，英迪拉重新掌权，与以色列的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跌至最低点。1982年6月，以军入侵黎巴嫩期间，其驻孟买领事约瑟夫·哈辛在一次媒体采访中说，印度对以色列的谴责是为了“给阿拉伯人留下深刻印象”，因为其领导人害怕他们。“他们担心伊拉克会取消合同，沙阿会停止接收劳工。”英迪拉政府宣布哈辛为不受欢迎的人，据报道甚至考虑关闭领事馆，后因美国压力而作罢。

阿里埃勒·沙龙于2003年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以色列总理。数千名抗议者从德里的贾玛清真寺游行到以色列大使馆，高呼“屠夫沙龙，滚回去！”以迎接他。图源：路透社

1985年10月1日，以色列空袭摧毁了巴解组织在突尼斯的总部。两周后在联合国大会上，18个阿拉伯国家提出一项决议，要求撤销以色列的会籍，类似于1974年南非因种族隔离政策被暂停资格的情况。然而，一年前在其母亲遇刺后继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希蒙·佩雷斯（Shimon Peres）。这是两国政府首脑之间的首次会晤。尽管拉吉夫谴责了突尼斯空袭，但印度对瑞典提出的挫败驱逐努力的决议投了弃权票。

拉吉夫越发频繁通过总理办公室直接主导印度外交政策，避开外交部的建议，转而依赖情报界和他自己的顾问。其中一位顾问是反对党政治家苏布拉马尼安·斯瓦米（Subramanian Swamy），他于2012年告诉《大篷车》杂志，他和拉吉夫经常在深夜会面，讨论“一切”。斯瓦米曾于1982年访问以色列，是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倡导者。调查拉吉夫1991年遇刺案的贾恩委员会的几名证人指称，斯瓦米在摩萨德（以色列情报机构）训练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一事上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该组织被指控实施了那次刺杀行动。作为钱德拉·谢卡尔政府的初级部长，斯瓦米游说推动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国际关系学者尼古拉·布拉雷尔写道，尽管他做出了努力，但1989年至1991年间执政的两届联合政府都没有“既不具备改变印度对以色列政策的政治合法性，也无意改变印度的以色列政策，议会中脆弱联盟的政治生存才是他们的优先考量。”

1991年当选的拉奥（Narasimha Rao）领导的国大党政府最终在1992年1月建立了外交关系。“因为他领导着一个看似软弱的过渡时期少数派政府，拉奥不觉得受到国大党长期确立的意识形态立场和传统国内投票群体（如穆斯林选票）的约束，”布拉雷尔写道。“由于这种更大的灵活性，他逐渐推动在西亚地区改革主义的外交政策议程。”那时，印度最大的国防伙伴苏联已经解体；海湾战争揭示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分歧；甚至巴解组织（其在战争中支持伊拉克疏远了一些传统盟友）也即将在导致奥斯陆协议的谈判中承认以色列。印度和以色列开始谈判军事伙伴关系，时任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负责人的未来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于1996年和1997年访问了以色列。布拉雷尔写道，“因为他领导着一个看似软弱的过渡时期少数派政府，拉奥不觉得受到国大党长期确立的意识形态立场的约束。”

一旦印人党于1998年掌权，这些谈判就加速了。在1999年卡吉尔冲突期间，印度因前一年的核试验面临制裁，以色列提供了无人机、军械、激光制导炸弹和卫星图像。一年后，阿德瓦尼（Lal Krishna Advani）率领一个内阁代表团访问以色列。在2001年世界反对种族主义大会上（以色列和美国抵制了该大会），由前印控克区首席部长奥马尔·阿卜杜拉率领的印度代表反对了阿拉伯联盟将犹太复国主义等同于种族主义的努力，同时阻止了类似的种姓歧视定性。

阿里埃勒·沙龙（Ariel Sharon）于2003年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以色列总理。与二十年后的斯莫特里奇不同，沙龙抵达时遭到数千名抗议者的迎接，他们从德里的贾玛清真寺游行到以色列大使馆，高呼“屠夫沙龙，滚回去！”印共（马）试图扰乱沙龙对拉杰加特的访问，同时在孟买和斯利那加组织了类似的抗议活动。沙龙的随行人员为他空运了四辆防弹车，出于安全原因，他被迫取消了对阿格拉的访问。

2004年在左翼政党外部支持下上台的国大党政府并没有停止这种军事合作。它完成了与以色列合作修建的克什米尔边境围栏，并批准了数十份设备采购合同，尽管几家以色列公司被指控在军火交易中存在腐败。2008年11月26日孟买连环恐袭发生后，印度向以色列寻求反恐培训以及大规模监控系统的合作。印度开始在与毛派分子的斗争中使用以色列无人机和步枪。2000年至2010年间，印度从以色列的国防进口额达100亿美元。记者普拉比尔·普尔卡亚斯塔写道，在这十年的某个时期，以色列向印度供应的武器比向其本国军队供应的还要多。

班加罗尔总统大学国际关系教授穆姆塔兹·艾哈迈德·沙阿（Mumtaz Ahmad Shah）告诉笔者，在此期间，以色列官员常称自己的国家为“印度的情妇”，以此对比印度与以色列私下的防务合作和印度对巴勒斯坦的公开声援。2014年5月上台后，莫迪实际上将这段关系公开化了。同年9月出席联合国大会会议时，他会见了内塔尼亚胡，后者邀请他访问以色列。“我知道你以前去过那里”，内塔尼亚胡告诉莫迪，指的是他2006年作为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的访问。“再次欢迎你将是一种荣幸。我们对与印度建立越来越紧密关系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我们认为两国关系潜力无限。”

莫迪在海法一处印度士兵墓地敬献花圈。图源：法新社

穆姆塔兹·艾哈迈德·沙阿说，莫迪在海法一处印度士兵墓地敬献花圈，是为双边关系服务的“历史重新诠释”的体现。他指出，这些士兵曾在一场捍卫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中为英国而战，但1918年的战役现在被重新塑造为试图将海法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出来。

正如三十年前拉吉夫与佩雷斯会晤的情形一样，此次印度与以色列两位总理的会面，同样发生在以色列过激行事、招致国际谴责之后。7月，内塔尼亚胡政府发动“护刃行动”（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对加沙地带实施长达七周的轰炸，造成两千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印度外交部官方发言人在回应媒体提问时表示：“印度对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间暴力局势急剧升级深表关切，尤其是针对加沙地带的大规模空袭，造成平民惨重伤亡与财产严重损失。与此同时，印度对针对以色列部分地区目标发动火箭弹袭击而引发的跨境挑衅行为，亦深感忧虑。”这一表态将印度并未予以谴责的以色列方面行动，与整场冲突中仅造成6名平民死亡的哈马斯袭击等量齐观。

尽管印度曾投票支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护刃行动”期间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展开调查，但在2015年就接受该调查报告的决议进行表决时，印度投了弃权票——据报道，此事发生在内塔尼亚胡致电莫迪之后，原因是该决议要求将相关问题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

印度外交部声称，印度之所以弃权，是因为印度并非1998年创立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签署国。但巴勒斯坦驻印度大使阿尔‑海贾（Adnan Abu Al-Haija）认为这一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他在接受《印度教徒报》采访时指出，俄罗斯和中国等其他非签署国，以及数个曾被视为“以色列坚定支持者”的欧洲国家均对该决议投了赞成票。印度是仅有的五个弃权国之一，而该决议中只有美国投了反对票。

印人党对此次冲突的回应，清晰地显现出风向所在。莫迪政府的外交部长斯瓦拉杰（Sushma Swaraj）拒绝了反对党在议会就该问题举行辩论的要求，引发反对党集体退场。一个亲莫迪的团体在德里组织了支持以色列的示威游行。8月16日，与国民志愿服务团（RSS）有关联的印度教团结组织（Hindu Samhati）在加尔各答举行集会，恰逢1946年教派暴力事件周年，约两万名参与者高呼亲以色列口号。一个名为“支持以色列的印度教徒联合会”的团体让#印度与以色列同在#成为社交媒体热门话题。一名总部位于特拉维夫的餐馆经营者，同时担任印人党海外之友（Overseas Friends of BJP）特拉维夫分会负责人，在加沙边境附近搭建临时厨房，为以色列士兵供应鸡肉比尔亚尼饭。

莫迪于2017年7月进行了备受期待的以色列之行，这是印度总理历史上首次访以。与前两年斯瓦拉杰和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不同，他的行程并未安排在巴勒斯坦领土停留。莫迪直到2018年2月才访问巴勒斯坦，那是内塔尼亚胡回访德里一个月后。双方就电信、水资源管理、空间技术等领域签署了多项谅解备忘录。之后，莫迪与内塔尼亚胡一同前往海法的一处公墓敬献花圈，悼念44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阵亡的印度士兵。

沙阿告诉我，这体现了为双边关系服务的“历史重释”（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他指出，这些士兵当年是为英国作战，参与的是一场维护英国殖民利益的战争，但如今，1918年的这场战役却被重塑为将海法从奥斯曼统治下“解放”出来的行动。2018年1月内塔尼亚胡访问德里期间，莫迪政府正式将三座雕像纪念碑更名为海法三座雕像纪念碑（Teen Murti Haifa Memorial）。该纪念碑由殖民当局于1922年修建，正对着尼赫鲁后来的官邸，用以纪念来自海德拉巴、焦特布尔和迈索尔三支土邦军团，他们都曾参与海法战役。

在2017年访以期间，莫迪的随行人员中包括亿万富翁高塔姆·阿达尼（Gautam Adani）。尽管以色列工会针对港口私有化的抗议活动已持续三十多年，阿达尼仍在2023年1月，与以色列加朵集团（Gadot Group）联手收购了海法港的控股权。阿达尼长期陪同莫迪出访，早在莫迪担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时便已是如此，并常常借出访之机拓展自己的商业版图。

在莫迪此次访问以色列时，阿达尼旗下的航空防务系统与技术公司，已同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签署合作意向书，共同研发生产军用无人机。双方于2018年正式成立合资企业——印度阿达尼‑埃尔比特先进系统公司（Adani Elbit Advanced Systems India），专门生产赫尔墨斯900型无人机。这款无人机由埃尔比特于2009年研制，并在“护刃行动”中首次投入实战，在那次军事行动中，近五分之二的巴勒斯坦死者都死于无人机打击。

2018年12月14日，阿达尼‑埃尔比特先进系统印度公司在海德拉巴投产新建工厂，专门生产赫尔墨斯900与赫尔墨斯450两款无人机所用的碳纤维机身骨架，这也是以色列境外首个同类生产基地。阿达尼在落成仪式上表示：“我们进军国防与航空航天领域，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我希望未来回望时可以说，阿达尼集团为建设一个更加独立自主的印度尽了应有之力——让印度成为国防制造实力首屈一指、自卫能力更加强大的国家。”他还提到，埃尔比特选择成立合资企业，“是印以两国互信与战略关系的重要里程碑”，也“充分体现了埃尔比特对印度以及对‘印度制造’倡议的支持与承诺”。

尽管该合资公司也希望拿下国际订单，但其早已手握稳定客源——以色列国防军所使用的无人机中，超八成由埃尔比特生产。2024年2月，记者尼拉姆·马修斯（Neelam Mathews）披露，阿达尼‑埃尔比特先进系统印度公司已向以色列交付了20多架赫尔墨斯900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均“依据技术转让协议，在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的严格监管下生产”。马修斯还提到，埃尔比特将赫尔墨斯900的生产组件、传感器及发动机等设备运往印度完成组装。目前尚不确定这批无人机是否被投入当下的冲突，但过去两年来，赫尔墨斯900曾被大量用于对加沙、黎巴嫩以及伊朗的空袭行动。

2023年，印度陆军和海军各订购了两架“德里什蒂-10”无人机（Drishti-10），据记者马修斯介绍，这款无人机只是换了名称的“赫尔墨斯900”，二者配置完全一致。阿达尼-埃尔比特先进系统印度公司声称，“德里什蒂-10”有60%的零部件为印度本土生产，但其有效载荷系统（无人机搭载与投放设备的核心装置）仍由以色列提供。2025年1月，一架海军列装的该型无人机在博尔本德尔进行预验收测试时，坠入阿拉伯海。该机造价至少12亿卢比，好在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且海军尚未付款，因此没有产生经济损失。但这次坠机事件，也让外界对“德里什蒂-10”的实际作战可靠性提出了质疑。

阿达尼集团收购了瓜廖尔附近马兰普尔的一家工厂，进一步深度介入以色列军工领域。这家工厂主要为以色列多款步枪和机枪生产零部件，最初由PLR系统公司在2017年建成。该公司由印度企业旁遮普劳埃德（Punj Lloyd）与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srael Weapon Industries）合资组建，而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在2005年私有化前，原本是国有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Israel Military Industries）旗下的轻武器部门（埃尔比特系统之后收购了以色列军事工业公司的剩余业务）。PLR系统公司也自称是印度第一家私营轻武器制造企业。

在2020年的一篇文章中，PLR系统公司前董事、退休陆军上校阿贾伊·索尼（Ajay Soni），自己进入私营领域时，曾受到莫迪“印度制造”倡议的启发。他在文中写道：“当时印度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处于起步阶段，整个行业都充满乐观情绪和目标感，众多大型工业集团纷纷争相申请相关许可证，并响应了多份信息征询书/建议书”（招标流程中的初始环节）。”

但他接着表示，“工业界很快意识到，这绝非易事，不仅需要巨额投资，更需要足够的耐心。最终到手的订单寥寥无几，而且由于政府是唯一用户，不存在其他替代买家。”与其他坐等政府合同的企业集团不同，旁遮普劳埃德公司“决定主动寻找并向印度武装与警察部队引入世界级产品：先在印度建立生产基地，再将产品推向印度市场。这种做法虽更为大胆，但试想，若你自身都不相信自己的产品，又怎能指望世界相信？”

阿达尼集团的扩张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收购困境资产，其通过参与破产清算和资产处置，以较低价格接手他人被迫出售的资产，实现规模的快速扩张。

索尼在文中写道，在多方寻找国际合作伙伴后，公司最终选定了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这家企业在轻武器领域声名卓著，其塔沃尔突击步枪、加利尔狙击步枪、乌兹冲锋枪、X‑95微型塔沃尔等装备，早已列装印度各类安全部队，包括精锐特种部队、伞兵营、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以及多个邦的警察部队。他们决定将这类武器的生产落地印度本土，这是一次极具魄力的大胆决策，在没有任何正式订单的前提下便做出了投入承诺。PLR系统公司于2015年10月成立。待马兰普尔工厂投产后，内盖夫轻机枪、加利尔ACE步枪、乌兹Pro冲锋枪、马萨达与杰里科手枪，以及X‑95微型塔沃尔卡宾枪的数千种零部件和组件，现已按月出口至以色列。

2017年在接受印度新闻频道CNBC-TV18采访时，集团董事长阿图尔·潘杰（Atul Punj）预计，未来五年印度轻武器市场将带来近2000亿卢比的商业机遇。“我们具备明显的价格优势，因为我们实现了本土生产，同时提供的是业内顶尖技术，相关武器也已是印度特种部队的制式装备。”该公司在2019年7月拿下首笔国内订单，向某邦警方交付了一批X-95步枪。索尼在文章中回忆道，他曾在瓦希诺德维神庙看到一名中央工业安全部队士兵手持刻有“印度制造”的X-95突击步枪，那种心情，几乎等同于第一次见到自己新生孩子时的激动与自豪。

但问题在于，旁遮普劳埃德公司当时已陷入极度严重的财务危机。即便在马兰普尔工厂建成之际，其股价也仅剩下2008年高点的十分之一出头。该公司在利比亚的基建项目占到总订单的六分之一，却因当地局势动荡蒙受重大损失；其此前收购的一家英国公司也陷入破产清算，加之审计机构无法对其账目进行核实，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2019年5月，相关方面已对该集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

一名熟悉旁遮普劳埃德破产清算（该程序至今仍在进行）的消息人士匿名透露，早在当时，马兰普尔工厂就已从公司账面上剥离。同年1月，索尼与PLR系统公司另一位董事阿肖克·瓦达万（Ashok Wadhawan）共同成立了福瑞斯系统咨询公司（Fouraces Systems），由瓦达万的妻子普里亚担任首席执行官。

此后不久，旁遮普劳埃德将其持有的PLR系统公司51%股权出售给福瑞斯系统，该公司又随即把这部分股权转卖给了阿达尼集团。PLR的全称也从原先的“旁遮普劳埃德防务”（Punj Lloyd Raksha）更改为“精准、致命、可靠”（Precise, Lethal, Reliable）。

这两笔交易的具体时间点并未对外明确：《经济时报》曾报道，PLR系统公司的股权已于2019年底转让给阿达尼，但阿达尼集团直到2020年9月，才在孟买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文件中披露此次收购。与多数收购不同，阿达尼并未通过新闻稿公开这笔交易。对于相关问询，福瑞斯系统与阿达尼集团均未作出回应。

记者拉维·奈尔（Ravi Nair）表示，尽管PLR系统公司已拿到部分国内订单，但企业经营依旧艰难，订单规模十分有限。根据阿达尼集团2020-21财年年报，其收购该公司的交易金额为5.025亿卢比。奈尔提到，此前福瑞斯系统公司的收购成本仅约3.6亿卢比，对其而言，这显然是一笔获利交易。这类低价接盘困境资产的模式，多年来一直是阿达尼集团实现扩张的重要方式。该集团借助企业破产清算的机会，在电力、物流、水泥、房地产等多个领域快速布局，而相关破产企业的债权人，通常只能收回极少部分债权。

阿达尼此次收购PLR系统公司，蕴藏着巨大的商业潜力。马兰普尔工厂配备了行业顶尖的生产设备，员工也均在以色列接受过专业培训。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仍持有49%的股份，不仅为工厂提供核心技术，还带来了以色列军方这一稳定客户。根据ImportGenius的贸易数据，2019至2024年期间，PLR系统公司累计向以色列出货594批次，共计242670件步枪与手枪零部件，包括击针、枪机组件、枪械导轨及套筒等，所有货物的收货方均为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

相关数据还显示，2022年2月，PLR曾向以色列发运三批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阿尔贝尔”智能射击控制系统（Arbel computerised firing system）的零部件。该系统可搭载在突击步枪和机枪上，通过自动校正射手心率、呼吸、肌肉疲劳等变量，大幅提升射击精度。

2022年10月，在印度国防部于甘地讷格尔举办的防务展上，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与阿达尼防务集团正式公开展示了阿尔贝尔系统。次年，该系统便被以军投入加沙军事行动，首次用于实战。伦敦皇家联合军种研究所研究员诺亚·西尔维亚（Noah Sylvia）对《中东之眼》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全然无视平民生命，甚至频繁使用轻武器针对儿童，阿尔贝尔系统很可能会让针对平民、尤其是儿童的杀戮变得更加高效。”

与此同时，国内订单不足的难题也迅速得到解决。长期以来，印度陆军高层一直希望替换军方普遍装备的INSAS步枪。这款步枪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在20世纪80年代研制、由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Ordnance Factories Board）生产，不仅可靠性不佳，技术也已陈旧，却仍在印度各安全部队大量列装。此前，印度陆军仅少量采购过包括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在内的外国步枪。

在阿达尼收购PLR系统公司的消息正式公布前数月，莫迪政府接连推出多项政策：终止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对275类军品的垄断，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供应；批准中央武装警察部队从国内厂商采购武器弹药；将国防领域无需政府审批的外商直接投资上限从49%上调至74%；同时出台新的采购规定，对部分武器装备实施进口限制，以此保护本土军工企业免受国际竞争冲击。

索尼和瓦达万曾对这些政策表示欢迎，认为其彻底改变了私营军工企业的发展环境，但真正的最大受益者却是阿达尼。PLR系统公司恰好赶上了这轮政策改革，订单随之大量涌入。

印度首批禁止进口的101种武器里，就包含加利尔狙击步枪、突击步枪和内盖夫轻机枪，只要在印度本土生产便可满足军方采购标准。印度陆军此前已签约采购16479挺内盖夫轻机枪，随后又追加采购40949挺，首批产品已于2026年年初交付。此前只有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边境安全部队列装X‑95步枪，此后中央工业安全部队、恰蒂斯加尔邦、查谟和克什米尔、那加兰邦、旁遮普邦、北方邦等多地警察部队也相继列装。2021年11月，印度海军还为其精锐突击队采购了500余支马萨达手枪。阿达尼收购后的五年间，PLR系统公司总营收达15.4亿卢比；随着后续订单持续落地，这一数字还将大幅攀升。2025年12月30日，该公司再次与印度国防部签约，供应17万支基于加利尔ACE研发的卡宾枪，合同金额约110.8亿卢比。

尽管PLR系统公司在此次卡宾枪采购项目中是最低报价方，但按照合同，其仅需供应印度国防部总需求量的40%。剩余份额由巴拉特锻造公司（Bharat Forge）负责生产，该企业同样与以色列军工行业联系紧密。2015年，其旗下子公司卡利亚尼战略系统公司（Kalyani Strategic Systems）便与以色列国有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成立了合资企业。2017年8月，卡利亚尼—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Kalyani Rafael Advanced Systems）在海德拉巴的工厂正式投产；而就在一个月前，巴拉特锻造公司创始人巴巴·卡利亚尼（Baba Kalyani）曾随同莫迪出访以色列。

该工厂最初计划为印度陆军生产拉斐尔公司的“长钉”反坦克制导导弹。但2017年11月，莫迪政府取消了这项价值5亿美元的协议——协议原本包含8356枚导弹、321部发射器及全套技术转让——原因是国防部任命的专家委员会建议，由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研发一款本土替代产品。

两个月后，内塔尼亚胡访问印度时，拉斐尔公司首席执行官随行陪同，他向媒体表示，该协议已重新启动协商。然而同年晚些时候，“长钉”导弹在实地测试中表现不佳，印度方面再次推迟协议执行，转而于2019年4月紧急采购了210枚“长钉”导弹和12部发射器，耗资28亿卢比，且这些导弹均为以色列本土制造，并未在海得拉巴工厂生产。由于DRDO研发的本土导弹系统仍处于开发阶段，且性能被证实不及“长钉”，印度陆军最终于2023年8月与卡拉亚尼—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达成协议，以28.7亿卢比的价格采购数量未公开的“长钉”导弹。

在此期间，卡拉亚尼—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KRAS）调整了海得拉巴工厂的用途，转而生产其他导弹系统。该厂制造的SPICE-2000炸弹，曾被用于2019年2月的巴拉科特空袭行动。

五个月后，拉斐尔公司与KRAS签订分包协议，由后者为近1000枚“巴拉克-8”防空导弹提供零部件，这份分包合同价值1亿美元，款项将从印度采购该型导弹的25亿美元总费用中列支。“巴拉克-8”导弹由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拉斐尔公司以及以色列国有企业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联合研发。值得注意的是，卡拉亚尼战略系统公司（KSS）早在2017年2月，便已与IAI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ImportGenius的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份分包合同的存在：2019年至2024年间，KRAS、KSS及巴拉特锻造公司累计向拉斐尔公司发运150批次货物，涉及零部件共计106万个。《力量》杂志主编加扎拉·瓦哈卜（Ghazala Wahab）向我透露，在当前以色列入侵加沙的行动中，IAI已将部分原本计划运往印度的导弹转调至以色列国内。对此，IAI与KRAS均未回应我的置评请求。

瓦哈卜表示，尽管印度将“巴拉克-8”称为联合研发项目，但“它本质上就是以色列导弹，只是交由印度生产”，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在研发环节几乎没有实质参与。她提到，该组织长期宣称这款中程地对空导弹是印度自主项目，可2016年7月在昌迪普尔进行首次试射时，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却发布了题为《IAI成功测试中程地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闻稿，真相就此彻底暴露。

她指出，这种做法与阿达尼将“赫尔墨斯900”换名成“德里什蒂-10”如出一辙。两者所谓的“本土化”，都只是依托在印度生产部分零部件，印度的参与大多仅限于制造小型组件、进口海外零件进行组装，几乎没有核心技术附加值。外方也极少共享核心技术、详细设计图纸，以及武器的火控与操作系统。“顶着‘印度制造’的幌子，我们实际上是在对本国国民实施一场巨大的欺骗。”她如此评价。

2017年莫迪出访以色列前夕，曾在印度国防部多岗位任职（尤其专注采购领域）的退休官员阿米特·考希什（Amit Cowshish），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印度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防生产领域具有战略关键意义的自给自足，就必须强化本土国防工业基础。这并非否定本土工业独自应对挑战的能力，而是印度根本耗不起时间等待本土工业从零开始设计和研发装备。即便从商业角度而言，这种‘重复造轮子’的做法也毫无意义。”他认为，对印度企业而言，更合理的选择是与“愿意转让成熟技术”的外国企业开展合作。

但考希什在文中指出，“核心问题似乎在于缺乏一套明确清晰的国防采购政策”。他解释道，印度现有的只是一套流程，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政策。“这一问题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印度制造’相关项目始终存在模糊性——外国企业始终无法明确，印度希望他们在这项政策框架下做什么、该如何做。”他进一步补充，外国企业也无法厘清，莫迪在2014年独立日演讲中发出的号召“究竟是呼吁外国企业来印度制造国防装备，是号召印度私营企业发挥主导作用，还是两者兼顾”。

那篇文章发表后的八年间，这一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明确解决。如今，印度似乎更倾向于推动类似合作模式——就像阿达尼、巴拉特锻造分别与以色列企业组建的合资公司那样。

考希什向我表示，这些印度大型集团具备天然优势：要在武器制造行业立足，“必须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因为这个领域“无法获得即时回报”。而以色列企业对当前合作格局显得十分务实，常在新闻稿中对“印度制造”大唱高调、说些套话，但印度国内对其不愿彻底转让核心技术的不满日益凸显，“长钉”导弹相关合作的波折便是最好的例证。

考希什进一步解释，这种合作模式实则是在营造“自给自足”的表象：当印度公司成为主承包商后，表面上可以宣称“不再依赖进口”，但实际上进口并未减少——只是进口主体从政府官方变为了印度公司。“以色列企业收的是美元，而我们支付给这些印度主承包商的是卢比，本质上还是依赖进口。”

考希什推测，近年来印度私营武器制造业兴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此前军火交易中签署的大量补偿合同已进入履约期。“这些合同已到必须交付的阶段，国防部也开始加大履约施压力度，”他向我表示。“上一届议会期间，国务部长曾公开承认，印度目前出口的军工产品，大多是零部件、组件和子组件，而非大型武器平台。或许未来情况会有所改变，但到目前为止，印度尚未真正出口过任何一款大型武器平台。”

他还指出，补偿合同的重要性正逐渐降低、趋于淘汰——印度政府已将需履行补偿合同的最低交易金额，从30亿卢比上调至200亿卢比，同时豁免了政府间协议所涉及的补偿义务（注：补偿义务是武器采购中的一种配套安排，指进口国要求出口方将合同金额的一定比例以投资、技术转移或本地采购等方式回流至本国，从而实现产业带动与能力建设）。

加扎拉·瓦哈卜（Ghazala Wahab）表示：“正是在‘印度制造’的幌子下，我们正在对本国人民实施一场巨大的欺骗。”

尽管如此，这套合作体系仍在支撑着一个日益壮大的生态——众多小型企业依赖对以色列的出口订单生存发展。

Ace Inotec制造公司是一家位于班加罗尔的机械加工企业，成立于2006年。2019至2024年间，该公司累计向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发运3641批次货物，涉及轻武器零部件共计468万件。IWI俨然是其最大客户，据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集团数据显示，2024年4月至12月期间，IWI贡献了该公司54%的营业收入。得益于以色列市场需求的持续增长，2019-20至2022-23财年间，该公司年收入增长率达23.7%，截至2024年2月，未交付订单金额已达11.2亿卢比。

这五年间，IWI的另一主要供应商是同样位于班加罗尔、专注于精密机械加工的Indo-MIM公司。2019至2024年，该公司向IWI发运各类武器零部件4401批次，同期累计营业收入达994.9亿卢比。

2025年8月，民间社会组织联盟“班加罗尔正义与和平”（Bengaluru for Justice and Peace）在一份公开信中，将本地9家企业列入问责名单，其中就包括AceInotec与Indo‑MIM，并呼吁印度议会对这些企业采取行动，指责它们参与了加沙的相关暴行。该组织在信中表示：“作为民选代表，你们在议会的立场理应代表民众意愿，而印度人民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尊严与平等的抗争。”公开信同时呼吁对以色列实施军火禁运，并追究发战争财者的责任。

该名单还包括埃尔比特系统公司的供应商阿尔法设计技术公司（Alpha Design Technologies）和阿尔法-埃尔赛克防务与航空航天系统公司（Alpha-Elsec Defence & Aerospace Systems）；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的供应商DCX系统有限公司（DCX Systems）；曾向拉斐尔公司提供零部件的Defsys Solutions公司；另有三家企业未出现在ImportGenius贸易数据中。

该数据库中的另一主要出口商为印度太阳能工业公司（Solar Industries India），总部位于那格浦尔，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炸药制造商之一。其创始人萨蒂亚纳拉扬·努瓦尔（Satyanarayan Nuwal）身为那格浦尔首富，在2025年上半年成为印度亿万富翁中财富增长最快的人士。据报道，他与当地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及印人党领导人过从甚密，并为阿约提亚罗摩神庙的修建捐赠1.4亿卢比。

莫迪政府执政期间，该公司不断拓展防务业务，既受益于多项政府合同，也实现了业务多元化——从炸药生产逐步延伸至弹药、手榴弹、火箭系统及无人机领域。考希什以该集团“纳加斯特拉”巡飞弹为例说明，这款巡飞弹于2023年被印度陆军列入采购清单，并已投入“朱砂行动”使用；这一案例充分体现出，印度政府通过调整装备采购方向，将采购重点从大型舰艇转向无人机系统等小型装备，以此推动私营武器制造业发展。与此同时，印度空军正推进该公司“通用”航空炸弹的列装整合工作，据该公司宣称，这款炸弹可适配西方及俄罗斯各类战机。

2022至2024年间，印度太阳能工业公司累计向拉斐尔公司发运63批次货物，运送各类炸药共计351.24吨，其中包括黑索金（RDX）与奥克托今（Octogen）。

向以色列提供军工产品的并不只有私营企业。拉斐尔公司最重要的供应商之一是布拉莫斯航空航天特里凡得琅公司（BrahMos Aerospace Thiruvananthapuram），该公司是研发布拉莫斯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印俄合资企业旗下子公司。

2007年，布拉莫斯航空航天公司接管了喀拉拉邦政府旗下、陷入财务困境的喀拉拉高科技工业公司，并在其基础上组建了BAT。该公司成立初期经营困难，2014年被移交至工业与金融重建委员会（BIFR）监管。此后，其导弹集成设施开始显现成效，为布拉莫斯导弹生产机载发射装置、金属弹体结构件以及助推器发动机壳体。

2019年至2024年，该公司共向拉斐尔公司发运114批货物，其中大多数为标注为“BA1CP”的部件，部分情况下附有“MRSAM”（中程防空导弹系统）标识。目前尚不清楚BA1CP的具体含义——以色列并未装备布拉莫斯导弹——但这些部件有可能与“巴拉克-8”导弹项目相关，或构成该系统指挥控制节点的一部分。

已于2021年被拆分为七家公司的印度军械工厂委员会（OFB）同样出现在货运记录中。2020年9月，该机构曾向以色列武器工业公司（IWI）发运1万发M80弹；其孟买办事处则在2021年分12批向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提供了测距仪、光学设备等各类产品。

原军械工厂体系拆分后的两家企业亦有相关记录。其中，先进武器与装备印度公司（Advanced Weapons and Equipment India）似乎延续了此前孟买办事处向埃尔比特供货的业务；另一家弹药印度公司（Munitions India）则于2024年5月分六批向埃尔比特发运了炮弹所用M92发射药的多种组件，并在次月发运约1吨用于炸药和发射药的硝化纤维素。与此同时，印度陆军两个防空团向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IAI）提供了三套火炮接口装置，该设备用于向安装在飞机或车辆上的武器系统发送安全指令信号。笔者曾向本文提及的所有企业发送问询函，但均未收到任何回应。

当我问考希什，尽管印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立场一贯明确，但他对与以色列开展军事合作是否有所顾虑时，他显得有所保留。“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对我说。他说，美国一向乐意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同时提供武器。“他们给了巴基斯坦F-16，现在又想卖给我们。这才是问题所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国大党都不跟以色列接触，因为他们觉得印度的穆斯林会不高兴。可印度的穆斯林凭什么不高兴？这个问题到现在也没人能回答。”他接着说道，两国方案“并不代表我们只乐意跟其中一方打交道，而不跟另一方”。

然而，加沙的种族灭绝问题，让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不再只是军火进出口那么简单。2025年10月20日，联合国1967年以来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内塞（Francesca Albanese）发布了一份题为《加沙种族灭绝：一桩集体罪行》（Gaza Genocide: a collective crime）的报告。她写道，这场种族灭绝之所以能够持续，是因为有影响力的第三国充当了帮凶，助长了以色列长期系统性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在这场以殖民话语为包装、将巴勒斯坦人非人化的暴行中，第三国通过直接支持、物资援助、外交保护，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参与，为这场全程被直播的惨剧提供了便利。

阿尔巴内塞的报告虽然主要谴责的是西方国家，但也明确指出了印度通过其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为这场种族灭绝提供了两种具体方式的助力。她将印度列为最频繁“通过一套不透明的体系向以色列供应零部件与武器”的国家之一，这套体系模糊了转让路径，其中既包括“两用”物资，也涉及间接转让。她还提到，印度空军与以色列及其他十个国家一道，参加了2025年在希腊举行的年度“INIOCHOS”联合军演。此外她补充道，“第三国还在持续采购以色列的武器与军事技术。武器出口是以色列经济的核心支柱之一，2024年占其出口总额的23%，这一比重在全球排名第二——而这类出口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以色列自身的武器制造能力。”

阿尔巴内塞写道，在巴勒斯坦人身上测试武器，正是以色列军事技术的“独特卖点”——也就是说，这场种族灭绝反而推高了其武器出口的价值，这场种族灭绝之所以能持续下去，是因为一些有影响力的第三国与之共谋，让以色列得以长期、系统性地违反国际法。她还指出，“第三国通过自身的行为、不作为以及言论，为一个实施种族隔离与种族灭绝的国家提供支持，这些国家应当被追究援助、协助或共同参与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在此紧要关头，第三国必须立即中止并重新审视与以色列的一切军事、外交及经济往来，因为任何此类接触，都可能构成对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在内的非法行为的援助、协助或直接参与。”

阿尔巴内塞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呼吁各国政府采取行动，包括要求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全面切断与以色列的关系、落实赔偿机制、配合国际刑事法院和国际法院的工作，以及暂停以色列在联合国的会员资格。她还呼吁工会、民间社会组织和普通公民，密切关注本国政府对这些建议的回应，“并持续向各机构、政府和公司施压，推动抵制、撤资与制裁，直到以色列结束其非法占领及相关罪行”。

这些建议，与当年国际社会为孤立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南非所采取的措施如出一辙。在那场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印度曾扮演关键角色：1946年，印度率先对南非实施贸易禁运，并在联合国、英联邦及不结盟运动等多边场合，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对南非的孤立行动。然而，与如今对待以色列的态度相似，印度当年的立场也并非如其在全球舞台上所宣称的那般坚定明确。印度与南非驻伦敦高级专员公署之间，始终保持着稳定的非正式沟通；对于南非企业或印度企业（如钻石行业）违反制裁的行为，印度并未加以制止。此外，印度的国防承包商当年也曾向南非寻求援助，且得到了对方的支持。

然而，在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终结前，印度在国际舞台上始终立场坚定，也因此树立起“全球南方”领导者的形象，而这一身份近年来却近乎被其放弃。“我不觉得印度还能代表全球南方发声，”阿尔巴内塞2025年11月接受媒体火线（The Wire）采访时表示。“全球南方本身正在发生变化，而印度的政治面貌也已今非昔比。它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不同于三四十年前。如今，它和以色列的关系恰恰说明，印度正与右翼势力站在一起。”

1月22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为“和平委员会”（the Board of Peace）举行了一场签署仪式。这个新成立的组织越俎代庖，擅自揽下了加沙重建的任务。而特朗普政府曾在2025年7月对阿尔巴内塞实施制裁。他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和特朗普一样出身于纽约房地产商家庭——在会上公布了该委员会的“总体计划”（master plan），这份计划完全没有与巴勒斯坦方面进行任何协商。这正是斯莫特里奇所说的“房地产盛宴”：规划了滨水地产、新城市、工业园区，甚至一座新机场。“我骨子里是个搞房地产的人，这一行讲究的就是地段，”特朗普说。“你看看海边这个地段。看看这片宝地，它能给多少人带来福祉。”

与以往一样，莫迪政府并未对此发出任何谴责。印度虽获邀加入该委员会，却并未接受，据称是因为巴基斯坦也参与其中，同时，印度也担心该机构会借“调停”之名将矛头指向克什米尔问题。但印度也没有拒绝邀请，以免触怒特朗普这位全球最具权势的人物——对方早已因2025年促成印巴军事冲突停火却未得到印度认可而心存芥蒂。印度方面唯有保持沉默，而这样的沉默已然意味深长。

作者简介：S·舒本杜（S Shubhendu），常驻德里的独立作者。

本文编译自印度《大篷车》杂志2026年2月1日文章，原标题为Dangerous Liaison:Why India enabled Israel’s genocide in Gaza，原文链接：https://caravanmagazine.in/government/india-enabled-israel-genocide-gaza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朱依林 单敏敏

*前往公众号后台发送“编译”，即可查看往期编译合集

更多内容请见↓

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宝贵的意见或建议，但请务必保持友善和尊重，任何带有攻击性和侮辱性语言的留言（例如“阿三”）都不会被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