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80年重见天日！张伯驹的《过江梦》再现被遗忘的文坛往事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张伯驹的名字往往与“民国四公子”“收藏巨擘”“捐出半个故宫”等标签紧密相连。他散尽家财守护国宝的壮举，早已成为一段传奇。然而，在收藏家、词人、票友的身份之外，张伯驹还是一位被长期忽略的小说家。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张伯驹著、荣宏君编的《过江梦》，这部尘封八十年的长篇小说残卷，终于重见天日。

《过江梦》，张伯驹 著，荣宏君 编，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一部小说的发现与考证

《过江梦》的发现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这部小说最早连载于1944年西安的《正报》副刊，署名“天马居士”。在发表后七十多年的时间里，《过江梦》一直隐没在故纸堆中，无人知晓“天马居士”的真实身份。直到《张伯驹全集》执行总主编荣宏君在编纂过程中，凭借对张伯驹书法、文风与生平的长期研究，经过严谨考证，才最终确认这部作品正是张伯驹在西安避寇期间亲笔创作。

著名学者陈子善对此评价道，《过江梦》的被发现“是中国现代小说研究史上的一个颇为重要的收获”。这部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过江梦》，源于其中的重要情节“过江赴沪”。小说以张伯驹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属于纪实性自传体作品。书中重点记录了张伯驹40岁生日时，为家乡河南义演筹款、登台主演《空城计》的盛况。余叔岩、杨小楼、程继先等京剧名角甘愿为其配戏，成为近代戏曲史上的一段佳话。作品同时完整保留了“七七事变”、北平沦陷等历史细节，兼具文学性与珍贵的史料价值。

《过江梦》小说的发现，将一段被遗忘的文坛往事重新拉回到研究者的视野中。它不再是孤立的文本，而是与张伯驹的生命轨迹、时代风云紧密交织的一部分。这部作品的重见天日，仿佛打开了一个尘封的宝盒，里面装着的是一位文化大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私人记忆与心灵絮语。

血与火淬炼的残卷

然而，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比其内容本身更为惊心动魄。据张伯驹本人1968年7月16日所写的《为西安〈正报〉编辑副刊经过》一文记载，这部小说原定回目二十回，是他“在一九四一年在上海被汪精卫驻沪伪军绑架拘禁中写的”。

1941年6月5日，时任盐业银行上海分行总经理的张伯驹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上海，清早坐船抵达外滩码头，要他去接。张伯驹接到电话后，就立即坐上自己的轿车赶往码头，去接这位朋友。

车子刚出里弄口，突然出现三人持枪拦车，其中一人坐进驾驶室里，二人在后排，将张伯驹挟持在中间。后来知道绑架张伯驹的正是汪伪“76号”特务组织的人，绑匪索价伪币300万元。此时的张伯驹，为了收藏珍贵字画，早已囊空如洗。绑匪的目的就是为了逼他交出收藏的珍贵字画。

面对威胁，张伯驹连日绝食，甚至昏迷不醒。夫人潘素前来探看时，他面容憔悴，却反复叮嘱，宁可自己死在这里，也绝对不能用珍贵的书画为他赎身。这些话，与其说是对妻子的嘱托，不如说是张伯驹面对威逼时，用生命捍卫文化瑰宝的铮铮誓言。在僵持了整整八个月后，绑匪见敲诈无望，将赎金降至40万元。潘素四处筹措，才将张伯驹赎出。

经此劫难，身心俱损的张伯驹决心离开上海，取道南京、河南来到西安。在西安避寇期间，他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以及过往的风雅记忆，一并化作了笔下的《过江梦》。小说的创作，从构思于危难囹圄之中，到执笔于流离颠沛之时，其字里行间浸透的，已不只是个人的悲欢，更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国难家危之际的复杂心绪。

张伯驹

章孟龙与白琴

在《过江梦》的文本内部，张伯驹巧妙地运用了艺术手法，将真实的自我与生活投射其中。小说中的主人公章孟龙，正是张伯驹的化身。

荣宏君在考证中指出，“章孟龙”一名暗藏玄机：“章”与“张”谐音很容易理解。而“孟”意为长子，《白虎通义·姓名》引曰：“嫡长称伯，伯禽是也。庶长称孟，鲁大夫孟氏是也。”因此孟和伯都可以代表长子，是同义。而“龙”亦可喻“驹”。由此可见，章孟龙正是张伯驹的化身。而小说中的女主角白琴，则对应张伯驹的夫人潘素，素白相通，而且潘素原名就叫潘白琴。

这种命名方式，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它体现了张伯驹在文学创作中既想记录真实，又想保持艺术距离的微妙心态。通过“章孟龙”这个人物，他得以相对客观地回望和审视自己的经历，将个人遭遇升华为可供叙述的故事。而对“白琴”的塑造，则倾注了他对妻子潘素的深厚情感。在现实的那场绑架案中，潘素奔走营救，是张伯驹得以脱险的关键；在小说世界里，“白琴”这一形象，无疑也是支撑主人公渡过难关的精神力量。这种将真实经历艺术化处理的手法，使得《过江梦》超越了一般回忆录，成为一部张伯驹的“心灵史”。

遗憾的是，这部承载着个人与时代记忆的作品只完成了上卷十回。1944年9月11日《正报》“豳风”栏刊布启事：“《过江梦》上卷已完，下卷待续。”可惜的是，下卷始终未见问世。战争的结束并未带来预期的安宁，随后是更为复杂的社会变迁。张伯驹再次回到了北京，投身于新的社会活动与文物收藏事业中，这部未完成的小说便被搁置了下来，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永恒的“待续”，直到八十年后才被重新发现。

在文学与历史之间

尽管《过江梦》是一部残卷，但其价值不容小觑。陈子善将其与中外文学艺术史上未完成的优秀作品相提并论，认为“舒伯特未完成的《第七交响曲》，曹雪芹的未完成的《红楼梦》，均不影响这些作品的伟大的艺术价值。张伯驹这部《过江梦》虽然只有上卷，但故事已相对完整，无疑也应作如是观。”不得不承认，《过江梦》在现代文学旧体小说创作中别具一格，是不可多得的文献珍品。

《过江梦》的出版，为重新认识张伯驹提供了新的视角。此前，学界多聚焦于他的书画鉴藏、文物保护与诗词戏曲成就。公众印象中的张伯驹，是那位捐出国宝的慷慨名士，是精通音律的票友名家。而这部小说的发现，则展现了他作为一位文人的另一面，他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对情感的深刻体悟，以及对时代风云的敏锐捕捉。著名作家贾平凹为本书题写书名，称赞其史料价值、认识价值、艺术价值不可估量，为张伯驹研究开辟了新天地。

在张伯驹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从豪门巨富到债台高筑，从遭绑票到被批斗的种种磨难。但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他曾说：“人生在世，爱国是大事，决不能糊涂，小事满可不必计较。”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也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过江梦》虽然写于被绑架拘禁的困境中，但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从容与雅致，这或许正是张伯驹人格魅力的体现。

《过江梦》的重新面世，让一段被遗忘的文坛往事重见天日，也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丰富的张伯驹，更是映照出这位文化大家在乱世中的坚守与梦想。正如张伯驹所言：“予之烟云过眼，所获已多。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当之所愿也。”他的收藏如此，他的文字亦如此。

《过江梦》的“过江”，或许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跨越，更是一种精神上的渡越。从个人的小天地，渡向家国的大情怀。这部失而复得的残卷，最终完成的，是对一个时代与一种风骨的珍贵存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