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知识分子”去世了

哈贝马斯在2014年的一次演讲中出示护照，以此证明自己是欧盟公民

内容｜许纪霖

编辑｜李想俣‍

哈贝马斯去世，最近这两天我也被连续刷屏。他是一个现象级的人物，在我看来，他的去世是当代世界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哈贝马斯在世时，可能是当时在世的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哲学家，影响巨大。他3月14号去世后，我看到无论是思想界还是主流媒体，都有报道。很多朋友也很关心，读过他的书，研究过他的思想。

01 有刺猬般的理论体系，但又不与现实世界隔膜

我本人也在2001年哈贝马斯访问中国时，有机会和他当面接触。那一年，哈贝马斯应邀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的学术机构和大学做演讲。我当时受到世纪出版集团的邀请，参加了上海七八位学者和哈贝马斯的内部座谈。哈贝马斯有德国学者的严谨，就像他的文章一样。他当时先讲了一个小时，很有激情。我当时很有幸，刚好坐在他正对面，多次和他眼神交叉。我发现大人物首先是目光和常人不一样，目光如炬，就像我80年代见到梁漱溟先生一样，有圣人气象，目光比一般人明亮得多。

2001年4月，哈贝马斯访问上海，作者参加世纪出版集团的学术座谈会

但哈贝马斯的眼光并不严厉，有一种包容和亲切。那次主要是对话，哈贝马斯也特别希望听到中国学者的意见。当时我们提了差不多十二个问题，哈贝马斯笑着说：“看来你们都是深思熟虑而来。”但一个个问题他都回答得很从容，全落在他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后来主持人打断大家提问，说要不要让哈贝马斯也了解中国，让哈贝马斯提一些问题，我们来回答。哈贝马斯说，他刚刚和汪道涵先生见过面，问题都问完了，你们还是继续问吧。

但后来他还是忍不住提了一个问题。当时哈贝马斯在思想上的主要论敌是左翼、后现代，像福柯、德里达。所以哈贝马斯问我们：“中国现代化发展这么快，为什么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会接受欧洲的后现代理论？”他对这个问题非常重视，很有意思。

哈贝马斯的确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提倡交往理论，不仅说说而已。就我们亲身经历来看，他在和中国学者交往中，体现出包容、倾听的风度，是很多大师没有的。后来我们要求合影，我也和他有一张合影，他都非常愉快地满足了我们的要求。

我阅读学者的著作、理解其思想，有一个习惯，就是了解他的生平。从他的生平中，你会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我前两天又看了看他的生平，注意到一个以前没注意的经历：他担任过记者。也就是说，他身上有一种媒体人的气质。

如果按照以赛亚·柏林的说法，学者有两种：一种是刺猬，成体系的；一种是狐狸，发散式的。哈贝马斯是最典范的刺猬型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有一个庞大、非常严谨的体系。但一般有体系的哲学家，通常是活在他自己的理论世界里，和现实世界比较隔膜，但哈贝马斯不一样。

哈贝马斯非常敏锐。我想这就和他做过记者有关。他对国际思想界，对国际大事，都有非常敏锐的判断，比如911事件。16日晚上上课时，我还提到哈贝马斯当时在法兰克福书展大奖的演讲词中说：“911事件触及了世俗社会的宗教神经。”这个判断非常准确。包括后来他对基因能不能造人的问题，也有他的看法，认为这最后实际上是宗教和哲学的终极性问题。他对这几年欧洲的各种政治事务也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哈贝马斯让我敬佩的是，他既是一个大理论家，同时又接地气，这很少见。如果就理论本身的程度而言，在欧洲、美国，能和哈贝马斯比肩的应该不是个别。但哈贝马斯有这么大的名声，除了他是哲学家，还因为他是一个国际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最有影响、关注度最高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想他的去世成为全球媒体、思想界现象级事件，就和这种气质有关。

02 生于纳粹时代，死于川普时代，一生守护启蒙

我们可以把哈贝马斯和他的老师辈作比较。他的老师辈也经历过纳粹，有很强烈的反思，像雅斯贝尔斯、霍克海默这些人。

这和直接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有点不一样。对那段时期有反思，但这个反思是有一定的距离感和隔膜感的，和直接痛心疾首的上一代人的反思不一样，更有一种有距离、建设性的感觉。看哈贝马斯的著作，像阿伦特那样直接反思纳粹的不太多，这不是他主要的命题。但后来他所要构建的各种包括公共领域、公共交往、宪法爱国主义，更多的是建设性的，是为了防止纳粹再出现，怎么建构一个理想的、制度化的欧洲，这是他一生所从事的事业。

但非常遗憾的是，哈贝马斯虽然生前应该也算风光无限，但等到他去世前的这两年，我看到有一些关于他的回忆，都讲到他晚年非常孤独。因为这几年欧洲也好，美国也好，整个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景象，和他所期待的那个理想愿景，越来越遥远。特别是他的妻子去世后，我看有人提到哈贝马斯长期陷入绝望，感觉毕生为之奋斗的一切正在解体。所以他最后的心情可能不太好。但我一直在想，一个思想家的思想到底有没有价值，不能从短期来看。思想，特别是哲学，它被证伪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要用长期主义的视野来看一个哲学家提出的理论体系，不是短期能够证明的。

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总统威尔逊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当年提出的理想——各个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这套国际秩序当年被打得粉碎，被凡尔赛和约打了一记耳光。但二战以后就实现了威尔逊主义的理想。哈贝马斯也是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来盘点一下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对今天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究竟还有些什么意义。在我看来，至少有这几个：一个已经谈到的交往理性；另一个是他关于公共领域；第三个就是他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也许我们可以一一看看他的这些核心思想，对于当下的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意义在哪里？

现在人都很现实，在检验一个思想家思想的时候，通常是检验他的这套理想是否可能。这当然是一个维度。但一个大思想家的思想，一个维度是否可能，这是要在长期主义的历史岁月里去检验它，甚至这个长期主义超过了一个自然人的生命长度，可能要几百年。

另外，在我看来，还有一个纬度叫“可欲性”。可欲性和可能性的区别，是这个理想是不是值得追求。很多理想和构想，刚刚被一个思想家提出来的时候，周边人都觉得匪夷所思，认为不可能。但他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它，最后实现了。有点像马云说的那句名言：“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因为可能性是在于更多的人不断地追求它，觉得是值得追求的、有可欲性，创造了条件、创造了机会，最后从不可能转为可能。这就是人的历史和自然的历史不一样的地方。

再换一个角度说，哈贝马斯的这些思想有意义吗？值得我们追求吗？如果值得的话，这个可欲性就是它的价值所在。我对哈贝马斯的喜欢，最重要是喜欢他对启蒙的论述。台湾学者钱永祥先生在哈贝马斯去世当天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哈贝马斯生在納粹年代，逝於川普年代，中間靠他撐起了一片啟蒙時代。”这是大家怀念他、追念他的重要因素。因为今天很多人是从启蒙走过来的。

在我看来，哈贝马斯一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怎么来守护启蒙、发展启蒙。按照康德的说法，启蒙是有勇气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但这个理性到了二战以后就受到了挑战，理性变成了所谓的神话。去年我到德国，应邀访问了法兰克福大学，那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大本营。哈贝马斯的老师霍克海默、阿多诺，包括后来他自己都在那里任教过。当年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启蒙是有批评的，作为左翼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启蒙已经变成了一个神话。但他们说的启蒙更多的是工具理性。后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整个所谓的启蒙运动就有一个异变，变成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后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重要使命就是对工具理性进行批判。在他们看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很大的病灶。

03 沟通与理解是人类超越AI的价值希望

但哈贝马斯不一样，他认为启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方案，即怎么理解启蒙理性本身是可以发展的。所以他对启蒙提出的最重要贡献，就是交往理性。通过人的自由的交往，用交往理性来继续启蒙的事业。这恐怕是哈贝马斯影响最大的贡献。进入新媒体和社交媒体时代后，碰到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处于不同的群聊、被算法支配，多多少少都进入了信息茧房。

在信息茧房中的人们，几乎都相信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有时候和与自己不同价值观、分享不同信息源的人在一起，觉得没法讨论，系统性地没法讨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难道真的要放弃对话吗？还是哈贝马斯说的启蒙的最后一个阵营——交往理性，依然对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有效的？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讨论的。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启蒙和理性有关，但传统的启蒙观念是强调主体性的。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这个理性有一个所谓理性的主体，然后又有一个“小目标”。但到了二战以后就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哈贝马斯重启了理性。第一，他从追求目的转向了理解，这是一个转向。第二，过去的理性更注重本质主义，但到了哈贝马斯这里，更注重程序、过程，即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要什么样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交往理性。我2001年向哈贝马斯提的问题，就是把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做了一个比较。在罗尔斯的正义论里，还是有些实质正义，但哈贝马斯说的正义，更多的是一套程序。在这点上，他这套理论受到很大的挑战：当时哈贝马斯在讲交往理性时，他设想了一些理想的交谈语境。这个理想的言说语境有几个设定。这些设定在今天是否受到了挑战？

首先，哈贝马斯说的交往理性需要有四个性质：第一可理解性，你的表达必须让对方听懂；第二真实性，你的陈述必须是客观真实的；第三正当性，你的言行必须符合社会规范；第四真诚性，发自你内心的真诚。所以他设想的理想交谈情形，就是这四性形成的交谈情境。

但在今天，不要说立场的分歧，哪怕我们之间学术的分歧、知识的分歧，不同的知识体系所说的黑话，相互之间理解是有很大困难的，往往是鸡同鸭讲，是误解。第二个所谓真实性，今天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什么是真相？今天进入了一个后真相时代，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且不说AI掺和在一起，更使得这个真实性变得扑朔迷离。你自以为是真实的，但是否经得起检验？那么正当性、真诚性不谈了，前两个就受到很大的挑战。

但我们又承认，哈贝马斯说的这四点的确是一个理想的交谈情境，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否则我们难以沟通。那么问题在于我们怎么达到这个理想境界？我觉得哈贝马斯的陈述依然是有效的。

比如可理解性，这两年除了自己专业研究以外，我比较多地走向公共生活、公共空间。在自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用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表述我们的知识，表述我们的观点和立场。我觉得这就是在可理解性上的努力。

我现在发现，讲专业黑话是最偷懒的，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伞。因为一般人听得云里雾里，甚至同一个专业的，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很容易混过去。但如果大家都把它转为白话，不说黑话，第一，你能说清楚吗？我是很喜欢看访谈的，我觉得一个学者能够在访谈里用大白话把自己的知识观点说清楚，说明首先是他自己想明白了。

这就达到了哈贝马斯说的可理解性。很多人、很多学者说不清楚，说着说着又躲到自己的学术黑话里去了。在我看来，首先有很多问题是表达者自己就没想明白。第二个是他无法用对方也可以理解的语言，不是自己听懂，不是自己的同道听懂，而是对方听懂或者大众听懂。如果我们都能希望让对方听懂，让大众听懂，且不说你的观点对不对，起码彼此之间的误读就减少了很多。

哈贝马斯和很多哲学家不一样，他践行的是一套实践的哲学。这个实践哲学当然有很多源头，其中一个源头也和马克思有关。因为哈贝马斯的思想源头之一，是通过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和马克思主义沟通。马克思有句名言：重要的不是解释这个世界，而是改变这个世界。柏林洪堡大学大厅的迎面楼梯上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就是马克思的这句名言。

哈贝马斯不仅要建构一套哲学体系，最重要的是借助这个哲学体系来落地、改变这个世界，即怎么来重新保卫理性。当然他后退了一步，从实质的理性转向程序的理性，从主体性转向了主体间性。但是这一点所谓的后退，又是前进，与时代同步。为什么？我们以当下举例，今天已经进入了AI时代，很多理性的问题，AI都可以帮我们解决，甚至比我们解决得更好。但是AI缺少沟通能力，真正的理解与沟通。马斯克在今年年初的长访谈里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如果以后人与AI不同的的话，自然人至少应该具备理解沟通能力，这是AI不具备的非常重要的能力。这在AI时代将越来越重要，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讲白了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怎么互相沟通理解。重要的不是为了赢，今天都是为了赢，这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为了说服对方，好像觉得自己真理在握。哈贝马斯说的不是这些，只是因为相互理解，相互倾听，然后尽可能地达到共识。没有达成共识也行，但至少是相互理解了。

这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虽然他讲得很冷冰冰，但背后依然能够感觉到一种温暖，一种人的内心的渴望，一种情感的力量。在今天的AI时代，这种需求、这种可欲性不是变弱了，而是更强了。我们通常都说民主，但很多人只把它理解为一套程序投票，选出我们的精英、领导者。

事实上，美国哲学家杜威早就讲过，民主不仅是投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杜威只是提出了这个观点，哈贝马斯把它发展为一套交往理性、沟通理性。这个生活方式，就是相信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沟通来解决分歧。从这点而言，哈贝马斯是有点乐观主义的。虽然今天世界朝着与他期待相反的方向走，虽然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不如我们所愿，但它应该是那样的。

我在上中国文化的课上，讲到看孟子的性善论，人性善吗？从事实层面，你是无法证成的，大量是人性恶的例子。但我就解释说，孟子在这里不是一个事实层面的论述，是一个可欲性的论述。人应当为善，否则不成其为人。不是实然的to be，而是应然的ought to be。

在我看来，交往理性也是这样，人应当有这样一种交往的理性，才能达成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社会。我们人才成为人，而不是人像动物一样，成为弱肉强食、被社会达尔文主义支配的丛林世界。特别是川普二进白宫之后，今天全球都是慕强，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主流价值观的时候，我们应当更多有这样一种信念，相信理性的可欲性，更需要一种应当如此的交往理性。我想这就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对今天这个世界的意义。

04 面对割裂的现实，哈贝马斯留下遗憾

因为哈贝马斯的时代，要解决的是交往沟通的问题。像我见到哈贝马斯的时候，欧洲是中道主义占主流的时代。英国首相是工党的布莱尔，德国也是社会民主党掌权，美国是克林顿，都是中道。中道是怎么产生的？和今天完全不一样。今天左右分裂两个极端。当年哈贝马斯这套交往理论的全盛时期，刚好适合左和右之间都在寻找共识，走中道。中道给当时的整个世界带来了繁荣、稳定和发展。但这个好时代现在已经翻篇了，所以他的交往理论在今天看好像过时了，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但哈贝马斯的理论是适合那个时代的，在当时决断力反而不重要，因为大家都寻求中道、妥协、共识。大家对基础性的制度和共识没有争议，只是一些政策性的分歧。但今天是一个极端的年代，决断的问题恰恰不在哈贝马斯的这套理论里，的确是他留下的一个遗憾。这个话题是施米特的理论的延续，哈贝马斯怎么和施米特对话？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最后如何形成决断？这个决断是依据个人意志呢，还是别的？如果基于个人意志的话，那很容易出现纳粹。你把所有的权利都交出去，不仅交给一个利维坦，还交给一个人格化的利维坦，那就很危险。

施米特说的主权者，是在一种特殊状态下能够超越宪法的决断者，今天特朗普就想扮演这个角色。从自由主义角度来说，即使是决断，他也要借助于一些实质性的正义。讲到这个问题，就要提到我向哈贝马斯提的问题，当时在他和罗尔斯争论中，我是个人倾向于罗尔斯而不是哈贝马斯。不管怎么说，罗尔斯这套正义论还保持了一点很薄的实质正义的原则。

哈贝马斯在这点上比罗尔斯更接近程序。他觉得只要程序上符合正义就可以。我的问题是，当年纳粹也是通过民主选举这套程序，如果仅仅只有程序是正义的话，但缺乏实质正义，怎么保证最后结果也是正义的呢？哈贝马斯的回答比较乐观，他说：“即使有了民主的程序，我们依然无法确切地知道结果是对还是错。程序无法保证结果绝对正确，它能够保证的是对结果的推测。我们可以通过对结果的推测，来不断地修改和调整法律。”他又补充说：“程序不是纯粹的，其中包含了规范性的内容，有道德的内涵，包括了私人的自律与公共的自律。”

有一种批评，认为哈贝马斯的理论，过于相信交往理性，而缺乏意志性的因素：政治决断。现在的问题是：决断背后是否也要有实质正义作为基础？否则任何一个超越宪法的主权者的决断都是很可怕的，既能大善，也能大恶。这就要说到哈贝马斯宪法爱国主义的概念。这是他重建德国、守护欧盟的核心概念。所谓宪法爱国主义，事实上是一套实质的正义。为什么？因为宪法是实质性的，它不仅有程序性的，也有实质性的原则。

当哈贝马斯强调宪法爱国主义时，他也提供了一套实质正义。决断者的决断，依然不能超越宪法的范围。最高主权者永远是人民，而不是交给一个像施米特所说的超越宪法的最后决断者。所以我觉得哈贝马斯在宪法爱国主义的论述上，部分地回应了决断的问题。决断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必须在宪法架构下赋予他的决断。

其二，宪法爱国主义对于今天身份政治的时代会有起到一些平衡器的作用。今天无论是所谓的的白左，还是与其对立的白人政治，都进入了身份政治的陷阱。他们追问的是：谁的美国？谁的欧洲？这个谁指的是族群、文化、血统。但哈贝马斯已经看到了这种危险性。民族主义当然是必要的，但哈贝马斯讲它有双重性，一个是血缘、文化构成的族群民族主义，还有一个是政治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

后来哈贝马斯把它发展为以宪法为中心的爱国主义。简单的说，最核心是和族群政治相对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哈贝马斯那个好时代当然也有族群，但是大家在政治认同上能够寻求共识，不是更多问你是什么身份、什么族群，而是你是一个公民，以公民政治为基础，哈贝马斯建构了一套宪法爱国主义，这个当然也来自于意大利共和主义的思想源头，和罗马共和传统有关。

在这点上，哈贝马斯的宪法爱国主义也构成了欧盟的理想。当然，欧盟今天也有点岌岌可危，右翼思潮的力量起来了。右翼和白左一样，也非常强调族群政治、身份政治。但在我至少看来，哈贝马斯所说的宪法爱国主义，无论对欧洲、对美国都是一个平衡器。我们今天太多强调族群的身份、文化的身份。这个没问题，但也许这只能是第二层次。在第一的元层次上，也许更需要的是政治身份的认同，而这个政治身份认同就和宪法有关。我想这是宪法爱国主义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05 公共领域的“那张桌子”

因为哈贝马斯整个体系非常丰富，前面已经谈了两个他的基石：交往理性，宪法爱国主义。交往理性在政治上达到共识以后，就形成一个制度性的结果——宪法爱国主义。但交往理性不仅是一个主观的、理想的谈话情景。哈贝马斯最早研究的还有一个同样和交往理性有关的，就是公共领域。一个理想的交往理性，是需要另外一个社会性的制度条件，即公共领域来支撑它。哈贝马斯的毕生所探讨的思想，是一个严谨的、庞大的、刺猬式的结构。但最有意思的就是公共领域，而这恰恰是哈贝马斯最早研究的。他30岁时候的博士后报告就石破天惊地提出了公共领域这套理论。这个理论是长期被埋没、没人注意的，等到九十年代初，西方突然注意到了为什么东欧会发生剧变？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条件，当时在剧变之前，东欧社会已经有了一些替代性的公民社会，这背后有一个公共领域，所以一下子很热。

我最早对哈贝马斯的兴趣就是注意到他的公共领域。当时我的研究点是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公共领域？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出现的？我2001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唯一写的一篇学术论文就是研究晚清中国的公共领域是如何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出现的？欧洲的公共领域，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和启蒙运动同时出现的咖啡馆、沙龙，后来就是报纸、杂志这些媒体。回观这几年，书店、沙龙等公共空间、特别是像北京、上海、成都这三大文化都市非常活跃。

最早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说是文学公共领域，讨论文学，后来才转向政治。而转向政治以后，生产了我们现在非常熟悉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为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公共领域的功能就是生产政治的合法性、公共舆论。但一开始它只是一个不问身份、自由交往的空间。

要达成理想的交往理性，不仅需要交往理性的精神这样内在的、主观的东西，而且同时也需要理想的公共领域。有这个空间，我们才能交往。没有这个空间，很难想象会产生我们所说的理想情景。从这点而言，汉娜·阿伦特非常注重公共生活。她说最重要的是中间要有张桌子，围绕桌子，大家有共同兴趣、谈公共话题。就像线上直播间的讨论会，有形的桌子变成了无形的桌子。

第二，这个公共桌子不仅是内容性的，它还带有某种形式性，具有某种形式，让大家能够平等地围在中间，不是主席台。主席台意味着主体和客体，灌输与规训。桌子意味着所有人都平等。中国人聚餐最不好的习惯，明明是一张圆桌，偏偏要分主位、副位、末席，像梁山伯好汉那样排座次。而公共的桌子，彼此都是平等的，都是以各种的理性和才华进行公共交往。

06 哈贝马斯死了，哈贝马斯万岁

公共领域理论对今天依然有它的意义。我举一个实例，今年年初我应邀到成都一家书店去做讲座，刚好碰到周末有完全是志愿者组织的“明亮的对话”辩论。每次有一个主题，都是热点或大家关心的问题。那天我碰到的题目是“施行爱与被爱，谁更受益？”来的都是90后为主的年轻人，完全相互不认识，围着桌子自由讨论。主持人是一个律师，她按照哈贝马斯的一套程序理性，让讨论非常有序，很有点民间的“奇葩说”。

这个每周末举行的民间辩论系列就叫“明亮的对话”，书店提供了一个类似公共领域的场域，又有一套交往理性的规则，使相互都不认识的人得以彼此尊重地理性对话，就这样，诞生了一个自发扩展的交往理性秩序。

所以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和哈贝马斯完全不隔膜，交往理性、公共领域现在在很多微观领域都落地了，我觉得这是很有希望的。我们不要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大的结构性变化，实际上日常生活的规则的变化，都会给我们一种新的希望。

哈贝马斯的理论破产了吗？我不说欧洲，即使在中国，在一家小小的书店，在一个小小的“明亮的对话”民间辩论赛上，我依然看到了哈贝马斯的影子，看到了公共领域，看到了交往理性。

我们现在经常参加各种文化活动，特别是和书有关的，这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当然更多的空间，不要期待人家给你，自己可以创造。找到三五知己，哪怕吃个饭，哪怕是一个咖啡馆的小角落，自己坐下来讨论问题。恭喜你，你就创造了一个哈贝马斯式的小小的公共领域，进行了一种交往理性。所以这个东西理想的情形，不是别人赋予你的，是自我创造。而好在今天中国社会，我们还是有空间、有机会创造自己的小环境。人毕竟活在小环境里面。所以从这点而言，哈贝马斯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我们今天继续在实践着哈贝马斯的理想。

我们相信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是一个未尽的事业。我们以我们的方式来继续启蒙的事业，不要把启蒙想得太宏大叙事，好像非要登高一呼似的。实际上一个小小的空间，它也是在启蒙。这个启蒙不是对别人，首先是对自我的启蒙。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对话？我觉得通过对话我有自我发现，我被对话者启蒙了，也是自我启蒙。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也被提问者启蒙。因为这就是自由沟通交往的理性，达不达到共识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有了新的发现，我把对方的合理性容纳、融合到我整个的新的看法当中，并得以自我成长，这才是启蒙重要的目的。

世界的改变，不要期待总是有根本性的解决，最重要的改变，也许是点点滴滴的改变，点点滴滴的进步。

哈贝马斯死了，哈贝马斯万岁！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