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妈妈”之前，我也曾拥有闪光的灵魂｜一部汇集工人阶级灵魂碎片的女性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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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群体的悲欢并不相通，阶级是横亘在群体之间的鸿沟，这也是蒂利·奥尔森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作为美国20世纪初生人、第一代美国女性主义作家之一，她的声音还没有被作秀式的政治正确所胁迫，由此得以网罗到在生活“细微”处散落一地的女性灵魂碎片。

蒂利·奥尔森的《给我猜个谜》以一个看似简单的场景开场——一对结婚四十七年的老夫妻面临婚姻危机——却在这平常帷幕后，铺展出一幅关于女性生命被母职吞噬后又吐出，继而又惨遭众人言语和行为消解的苍凉图景。

伊娃，这位七个孩子的母亲，一生围绕着家庭旋转，与服务了多年的丈夫拌嘴大半辈子，如同给予所有人养分的大树，在晚年发现自己已然枯死，只剩下空洞的躯壳，但又不得不被要求继续扮演“和蔼的老母亲/奶奶”这一社会角色。而丈夫呢却因为“私欲”就要卖掉这一切，搬入养老院，就仿佛伊娃所有牺牲换来的一切不值一提。这个冲突，这才是两人争执的内核，也是伊娃反抗的萌芽处。

虽说伊娃是主角，但是奥尔森却时常通过多视角的叙事手法，让孩子、丈夫的声音从侧面勾勒出伊娃的形象。这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伊娃的存在始终是通过他人定义的，她的自我早已在漫长的母职/妻职服务中消解或客体化。

母职落幕后的虚无

伊娃的虚无感并非源于无事可做的闲暇，更像是一种身份被彻底掏空后的存在性窒息。当她完成了抚育七个孩子的使命，当她不再被需要以母亲的身份每日付出，她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片空白，这种空白可能对于大卫来说是自由，因为他在生育儿女时依旧可以保留自己的爱好，而此后他则可以有更多时间享受他的生活。

而对伊娃而言，她当下的生活更像是一种类似《肖申克救赎》中的体制化结果，她被社会框架规训着将自身精力、时间投入母职，价值则映射在家庭（包括屋子、子女乃至孙辈）上，而大卫却要让她失去家（无论是物理意义的房子，还是精神意义的儿女陪伴），转而去养老院。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或许在大卫的和儿女们的描述中，伊娃会是那个无缘无故摆着臭脸的迷一样的老人，直到最后人们用“病“来解释伊娃的状态。若是读出了这一点，就能明白，显然根源并非在于“病”，伊娃的所有行为和表现都是她被母职吞噬后面临价值被进一步被剥夺的反抗。

奥尔森的深刻之处在于，她揭示了母职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对女性的异化：伊娃不再是伊娃本身，而是伟大且被迫牺牲的“母亲”符号，某个可以被赞颂但必须持续供给的功能性客体，更重要的是这一切被具体的行为（大卫要卖房、搬去养老院）和周围人的表达（大卫只要不做家务就要被说懒惰）持续地“去意义化”。

而奥尔森或是因为自身的经历，有意无意地选择了伊娃这样的个体作为主角也是其选题的优势，因为只有工人阶级的女性才更容易沦为完全意义上的服务者，并更容易被母职完全吞噬。

我们可以拿她与《红楼梦》中的贾母这样的地主阶级女性作对比。伊娃是纯粹的服务者而非掌权者，虽然看上去有话语权，但是家务等责任都需要她的全身心付出，而贾母在家族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她虽需要承担部分母职，但同样她也有作为长辈的身份和威权，这源于她掌握的资源与话语权，而大多数可转移的母职附属劳动则转嫁给了奴仆。相比之下，伊娃则是持续的单向度付出者，她的牺牲并未、也不能转化为任何形式的权力或自主空间，反而让她在完成使命后被拒绝，连自我都无处可寻。这种虚无感不是个人选择的后果，更接近某种结构性压迫的内化。当她将自己的一生定义为“为他人而活”，那么当“他人”不再需要她时，她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消解了她的反抗意图，或者模糊了她反抗的意义。

正如受体制规训的人在规训完成后所临的困境，其应当去抓住自己牺牲换来的体制化成果，还是果断放弃这种体制化的生活，这似乎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否定自我。这也是伊娃最后只能蜷缩回年轻时记忆的原因。

被迫的牺牲与自我溶解

伊娃的悲剧在于，她曾经拥有自己的声音与追求。作为移民来到美国的她，曾是内心澎湃的革命者，怀揣对自由理想的憧憬，热爱契诃夫，渴望通过读书会与学习拓展自我。虽然她的过去没有过于详细地被讲述，但我们依旧可以隐约窥见一个有理想、有阅读量的少女形象。然而，接连的生育将她拖入了另一种轨道，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不是她选择的生活，而是生活选择了她。奥尔森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这种牺牲的渐进性与不可逆性。时间被孩子占据，精力被家庭消耗，曾经的理想被现实碾碎，灵魂继而散落在抚育子女的日常细节中。

再次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牺牲的特殊之处在于它的“被迫性”——是社会结构、阶级处境与性别角色共同迫使她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在小说中无论是伊娃的孩子，孙辈行为中都若隐若现。正如前文所说作为工人阶级女性，她没有资源购买替代性的照顾服务，没有空间争取自我实现的机会，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权拥有另一种生活。她的灵魂碎散到生活的缝隙中，成为看不见的灰尘，只有当晚年独处时，那些碎片才以回忆的形式重新浮现，却已无法拼凑成完整的自我。

更为痛苦的是这种牺牲并未真正被看见，丈夫大卫和孩子们本质上都是利益的获得者，表面的感激之下又完全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这使得牺牲所带来的虚无感变得更加浓重。

希望的微光

虽说小说的底色是绝望的，但伊娃并非是完全绝望地走向死亡的，生活中依旧留存着碎散的希望，而这种希望以两种形式呈现：

一是伊娃对自我记忆的回溯，二是她对孙女的期望与鼓励。

当伊娃离死亡越来越近，她开始不自觉地回望过去的记忆，那些闪着光的词语和生活片段唤醒了一个被埋藏的世界。这不仅让丈夫大卫惊讶地意识到妻子拥有自己的精神宇宙，也让伊娃自己得以重新确认：在成为母亲之前，在成为服务者之前，她曾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有文学爱好的独立个体。这种回忆不是简单的怀旧，更像是一种精神的抵抗——抵抗她被彻底定义为“母亲”的唯一身份，抵抗自我被完全抹去的命运。

更具突破性的是伊娃对孙女的期望。她鼓励孙女像哥哥一样爬树，真正地玩耍，而不是假装玩厨房玩具。很多读者大概都能读到这个细节，其对刻板印象果断反击的女权意识不言而喻。伊娃希望年轻的女性能够拥有选择的机会，能够真正地生活而不是作为角色在生活中表演，继而避免重蹈她被母职吞噬的覆辙。这种期望表明，尽管伊娃自己被困在结构中无力挣脱，但她并未完全内化这种压迫，她依旧渴望改变能够发生，哪怕是通过遥远的孙辈，哪怕只是微小的游戏行为。

总的来说，奥尔森的天才之处在于，她通过伊娃的故事揭示了女性主义群体内部的断裂。作为工人阶级女性，伊娃的困境与中产阶级及以上的女性主义者的诉求有着本质区别。当后者追求“事业与家庭平衡”时，伊娃面临的却是生存层面的自我消解；当后者有机会选择是否成为母亲时，伊娃的生育却是家庭运转的必要牺牲。

这里可以再补充的是，《给我猜个谜》写于20世纪初，其声音之所以未被“作秀式的政治正确”污染，正因为奥尔森自由且忠实呈现了具体到个体的女性生活困境以及由此产生的破碎情感连接。

真正难以摆脱的女性困境往往不是某个群体或个体造成的，而是整体社会框架规训和教化的结果。小说中的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局限与痛苦——大卫并非反派，他只是无法理解妻子内心世界的传统男性；孩子们也并非不孝，他们只是习惯性地将母亲视为情感供给站；伊娃也并非完美受害者，她的沉默与退缩同样复杂而充满人性。某种意义上，奥尔森正是基于对具体的工人阶级个体生活经验的呈现来挖掘和梳理，继而拼贴和重现，被掩埋其中的被母职捏碎的女性灵魂碎片，这在她这部小说集的后续几篇作品亦多有体现。

而那些散落在生活细微处的灵魂碎片，得以经由她的文字被重新拾起、被看见、被赋予形象和意义，或许才是文学真正得以闪光的缘由。

作者：蛮蛮

编校：Larry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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