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坚法师：略说佛教早期医疗医药制度——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为中心

略说佛教早期医疗医药制度

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为中心

佛教五明之学中的医方明，是佛教体系中系统的医学与健康养护学问，也是古代东方传统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身心整体健康为核心，将生理调养、疾病防治、心理疗愈与生命关怀融为一体，形成了完整的医学理论、诊疗方法与医疗实践制度。

在长期传承中，佛教医学留下了大量经典译著与实践经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健康理念与诊疗特点，既重视身体病因的调理，也关注心理、情绪与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强调预防、治疗、康复相结合。

从佛陀时代的僧团医疗看护，到后世系统化的寺院医疗、慈善施药制度，佛教医疗始终以慈悲、平等、普惠为原则，构建起面向僧众与社会大众的健康服务体系。

本文旨在系统梳理佛教医药的思想内涵、经典体系与医疗制度，展现其在生命健康、身心疗愈与公共健康关怀上的价值，为理解传统医学智慧与现代健康理念提供参考。

一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佛教自兴起之初，即将疗病救人、看护众生视为修行的重要内容。佛陀住世时期，面对比丘群体的疾病困扰与生命安危，逐步制定了涵盖饮食、药物、疗治、看护、管理等一系列规则，最终凝结为律藏中的药犍度，成为佛教早期医疗医药制度的核心载体。在汉传佛教所传译的五部广律之中，《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以下简称《药事》）以独立十八卷的篇幅，专门论述药事规范，内容详尽、结构严谨、制度完备，远超其他四部广律的药犍度篇幅与深度，是研究佛教早期医疗制度不可替代的核心文献。

从学术价值来看，《药事》不仅是戒律文献，更是一部早期佛教临床医药手册与僧团医院管理制度。以《药事》为中心，贯通经、律、论三藏进行整合研究，并与现代医学、药学、管理学进行比附，能够清晰还原佛教早期医疗体系的全貌，揭示其在病因认知、治疗原则、药物管理、护理规范、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智慧，弥补当前佛教医学研究中“重文献轻制度、重理论轻实践”的不足，为佛教医学史、戒律学、比较医学研究提供坚实的文献支撑与理论框架。

1.2 文献综述与研究现状

国际学界对佛教医药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Kenneth G. Zysk以巴利律藏为基础，系统梳理了早期佛教医药体系，其《Buddhist Medicine in the Pāli Canon》成为西方佛教医学研究的奠基之作。C. Pierce Salguero则从全球史视野出发，整合佛教医药文献与实践，推动了佛教医疗的跨文化研究。

国内研究方面，陈明以梵汉律藏对勘为基础，深耕《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文献考释，出版《梵汉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研究》，成为国内该领域最权威成果。李良松从佛医体系化角度，编纂《中国佛教医药全书》，汇集历代佛教医药文献。释衍德等学者则聚焦药犍度的医学内涵，尝试与现代诊疗观对接。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偏重于文献校勘、名词考证或单一制度梳理，以《药事》为中心、贯通三藏、对标现代医学全流程的整合性制度研究仍较为薄弱，本文即针对这一空间展开深入探讨。

1.3 研究对象、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 为核心文本，参校《四分律》《摩诃僧祇律》《十诵律》《五分律》四部广律之药犍度，辅之以《中阿含经》《增一阿含经》《佛医经》《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经论文献，全面还原佛教早期医疗医药制度。

研究方法上，采用文献学方法梳理文本源流与译传脉络；采用戒律学方法辨析开遮持犯与制度本意；采用现代医学比附法，将佛教早期医药制度与现代病因学、预防医学、临床药学、医院管理、护理伦理进行对照阐释；最终以整合研究法实现经律论互通、古今互证、制度与思想互融，形成完整的研究体系。

二

《药事》的文本源流、译传与学术定位

2.1 律藏药犍度的部派分化与汉译脉络

佛教律藏因部派分裂形成不同传本，汉传地区先后译出五部广律，均包含药犍度内容，其译传时间集中于公元5世纪初至8世纪初：

1. 《十诵律》（萨婆多部）：后秦弗若多罗、鸠摩罗什译，404—406年，为最早传译的药犍度文本；

2. 《四分律》（法藏部）：后秦佛陀耶舍、竺佛念译，408—410年，汉传律宗主流典籍；

3. 《摩诃僧祇律》（大众部）：东晋法显、佛驮跋陀罗译，416—418年；

4. 《五分律》（弥沙塞部）：刘宋佛陀什等译，423—424年；

5.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根本说一切有部）：唐义净译，700—711年，为最晚、最完整的新译律典。

2.2 《药事》的独特性与核心地位

与四部广律将药犍度附属于杂犍度不同，《药事》以独立经典形式存在，全书十八卷专门论述药事，结构清晰、内容系统，涵盖药物分类、炮制、守持、舍药、药库管理、看病比丘职责、温室病坊、急症开遮、预防养护、临床护理等全流程制度，形成了一套闭环式的僧团医疗体系。

从内容上看，《药事》对四药的界定更精准、对时限的规定更严密、对管理的责任更明确、对临床的操作更具体，代表了印度佛教药犍度的最高成熟形态，是研究佛教早期医疗医药制度最核心、最权威的文本。

三

以《药事》为中心的佛教早期医疗思想

3.1 多维病因观：身、时、食、心、业的整体认知

《药事》以“秋时染疾，身体痿黄”为缘起，结合经论形成五层病因模型，与现代医学病因观高度契合：

第一，四大不调。地、水、火、风四种元素失衡，引发身体羸瘦、疼痛、寒热等病症，对应现代医学的生理病理机制；

第二，时节变迁。春秋交替、寒热燥湿变化导致疫病流行，属于时间医学与气象医学范畴；

第三，饮食失宜。过饥过饱、生冷不节、饮食不洁引发疾病，对应饮食医学与营养学；

第四，起居劳逸。久坐、忍便、制风、过度疲劳致病，属于行为医学与生活方式医学；

第五，烦恼业力。贪嗔痴等心念扰动引发身心病变，体现心身医学与生命哲学。

这一病因观超越单一生物视角，形成生理、环境、行为、心理的整体医学模式，是佛教早期医疗思想的核心。

3.2 整体治疗观：食药同源、身心双治、戒药互济

《药事》确立了佛教早期治疗的三大原则：

其一，食药一体。将饮食纳入药事体系，以饮食为基础疗愈手段，体现“食药同源”理念；

其二，身心同治。身病以药物、饮食治疗，心病以戒律、观心调治，实现生理与心理同步康复；

其三，戒药互济。常态下严守戒律以防病，疾病时开遮戒条以治病，戒律与医药互为支撑。

这一佛教治疗观与现代整合医疗、身心医学、营养治疗理念高度一致，展现出超前的医学智慧。

四

佛教早期医疗伦理

4.1 医疗伦理的根本原则

《药事》与三藏经典共同构建了佛教早期医疗伦理体系，核心原则包括：

第一，生命至上原则。重病、命难之时，可开许一切药事戒条，生命安全高于戒律形式；

第二，无弃舍原则。病比丘不得遗弃，僧团必须指派看护，体现众生平等、不遗弃弱者；

第三，慈悲利他原则。“看病第一福田”“供养病人即是供养佛”，将看护视为修行核心；

第四，公平普惠原则。药物属于僧团共有，所有比丘平等使用，杜绝特权与私藏；

第五，诚信负责原则。看病者、典药者须如实履职，不诈病、不盗药、不浪费。

4.2 看护者伦理规范

《药事》详细规定了看病比丘的职业伦理：

一是尽职尽责，供给汤药、饮食、卧具、洗濯、按摩；

二是慈心看护，不嫌弃污秽、不厌恶劳苦、不恐吓病人；

三是如实告知，清晰说明病情、治疗方案与注意事项；

四是心理安抚，以佛法安慰病者，减轻忧怖与焦虑。

上述规范完全涵盖现代医学伦理仁爱、不伤害、有利、公正、知情同意五大核心，是人类早期成熟的医疗职业伦理体系。

五

《药事》四药体系与现代药学制度比附

5.1 四药分类与守持制度

《药事》将药物严格分为四类，形成制度化的用药体系：

1. 时药：包括饭、麨、饼、肉、粥等正餐，时限为明相出至正午，过午不得食用，对应现代基础营养膳食、正餐治疗；

2. 更药：八种浆水，过午可饮、当日用尽，用于止渴、缓饥、轻疗，对应口服补液、营养补充剂、非正餐支持治疗；

3. 七日药：酥、油、蜜、石蜜、五脂等，得药起算七日，第八日必须舍净，对应疗程用药、高脂/高糖治疗剂、肠内营养制剂；

4. 尽形寿药：根、茎、叶、花、果、灰、盐、涂药、眼药等，终身可持、因病而服，对应慢性病用药、外用药、专科药剂。

5.2 药学管理规范

《药事》建立了完备的药学管理制度，与现代药剂学高度对应：

第一，药材炮制。净洗、滤漉、煮炼、捣末、和合，规范药物加工；

第二，剂量控制。使用称量工具定量给药，保证用药安全；

第三，储存保管。设立专门药库，防潮、防虫、防变质；

第四，效期管理。严格时限守持，过期必须舍药，杜绝过期药；

第五，给药途径。包含口服、含服、涂敷、点眼、洗浴等多种方式；

第六，用药禁忌。无病不服、不对症不用、不滥用药物。

这一体系完全具备现代临床药学、药事管理、药品质量规范的核心要素，是人类早期成熟的药学管理制度。

六

佛教早期僧团医疗管理体系

后来制度化的医院运作模式

6.1 医疗组织架构

《药事》构建了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僧团医疗组织，可对应现代医院架构：

1. 典药比丘：专职管理药库、药物配发、守持与舍药，相当于药师/药剂科主任；

2. 看病比丘：负责诊断病情、处方用药、疗治看护，相当于临床医师；

3. 看护比丘：承担生活照护、给药、病情观察、心理安抚，相当于护理人员；

4. 僧团羯磨：负责决议医疗事项、指派人员、问责追责，相当于伦理委员会与院务管理机构；

5. 温室、净室、病坊：专门用于疗病、隔离、康复，相当于病房、隔离病房、治疗室。

6.2 药库与物资管理制度

《药事》对药物管理极为严格：药物属于僧团公共财物，不得私藏、私用、私借、变卖；药库钥匙专人掌管，责任到人，因管理不善导致药物损失须赔偿；药物出入库登记清晰，定期盘点，结余按规定处置；七日药到期必须依法舍药，不得违规使用。

6.3 急症救治与开遮制度

《药事》确立生命权优先的急症原则：重病、命难之时，时药、更药、七日药、尽形寿药均可随意服用，不受时限约束；饥渴困笃之时，可开许非时食；遭遇贼胁迫、重病昏迷、无人托付等特殊情况，均予以开缘，不犯戒律。这一制度与现代急诊救治、重症抢救、生命豁免原则完全一致。

七

预防养护与临床护理

全流程的医疗服务

7.1 预防医学与养生体系

《药事》将未病先防置于重要位置，形成系统的预防养护体系：

一是时节养生，顺应四时变化，避寒热、防时疫；

二是饮食养生，节量、适时、洁净、易消化；

三是起居养生，不久坐、不忍便、不制风、适度经行；

四是卫生养生，净手、净器、净室、洗浴、除秽，减少疾病传播。

上述内容构成完整的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体系，体现“上医治未病”的智慧。

7.2 临床护理与康复规范

《药事》对临床护理的规定细致完备：

病房管理上，要求温室、净地、安静、通风、隔离，防止交叉感染；

基础护理上，涵盖饮食、卧具、洗濯、更衣、按摩等全流程照护；

病情观察上，监测精神、颜色、气力、饮食、二便等指标；

心理护理上，以佛法安慰、慈心看护，缓解情绪痛苦；

康复护理上，强调渐次活动、饮食调适、防止复受病。

这一护理体系覆盖基础护理、专科护理、心理护理、康复护理、感染控制，与现代护理学科高度契合。

八

跨部派比较与三藏互证

8.1 五部广律药犍度的共通性与差异性

通过比对五部广律可以发现，各部派律典在四药分类、时限守持、看护责任、生命开遮等核心制度上完全一致，证明药犍度是早期佛教共通的医疗制度，并非部派独有。差异仅体现在七日药范围、药名译法、开缘细节等次要层面，属于制度实践中的微调，不影响整体体系的统一性。

8.2 经律论三藏的医疗体系互融

经藏为医疗制度提供思想与伦理基础，确立慈悲医疗、施药福田、看病如佛的价值高度；律藏为医疗制度提供实践与管理规范，形成可执行、可监督、可问责的操作体系；论藏为医疗制度提供理论升华，以四大、五蕴、业果等理论阐释病因与治疗逻辑。三者相辅相成，构成思想—伦理—制度—实践完整的佛教早期医疗体系。

九

结 论

在制度实践上，南北朝至隋唐的寺院病坊、六疾馆、疠人坊，开创集中收治、隔离防疫、专人护理的先例；唐代悲田养病坊由僧团主办、官方接管，集诊疗、养老、济贫、临终关怀于一体，是世界最早的官民协同公共医疗救助机构。在医药管理上，佛教确立药物分类、储藏、炮制、施药流程，推动药寮、药库标准化运营，深刻影响后世官办药局与药典编撰。在卫生习惯上，洁身、净齿、消毒、分餐、环境整治等理念融入民间，成为民族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

以医方明为根基的佛教医疗制度，直接推动唐宋建立惠民药局、安济坊、安乐坊等官方卫生体系，促成国家药典、成药规范、疫病防控机制的成熟。它以慈悲平等为底色，把医疗从个体行为上升为公共责任，将医药管理从经验操作升级为制度流程，为中国构建起世界最早、覆盖广泛的公共卫生与医药保障体系作出开创性贡献，其护生理念与治理智慧，至今仍为现代公共卫生与全民健康提供宝贵启示。

参考文献

[1] 义净译.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4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2] 佛陀耶舍,竺佛念译. 四分律[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3] 法显,佛驮跋陀罗译. 摩诃僧祇律[M]//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2册. 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4] 陈明. 梵汉本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典医药文献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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