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 白先勇：上海的童年

来源：明净阅刊

作者简介：白先勇，白崇禧之子，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著有短篇小说集《台北人》《纽约客》等，长篇小说《孽子》及舞台剧《游园惊梦》等。其中《台北人》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第七位，是仍在世作家作品最高排名）。2018年，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终身成就奖和第五届郁达夫小说奖“短篇小说奖”。

我是一九四六年春天，抗战胜利后第二年初次到达上海的，那时候我才九岁，在上海住了两年半，直到四八年的深秋离开。可是那一段童年，对我一生，都意义非凡。记得第一次去游“大世界”，站在“哈哈镜”面前，看到镜里反映出扭曲变形后自己胖胖瘦瘦高高矮矮奇形怪状，笑不可止。童年看世界，大概就像“哈哈镜”折射出来的印象，夸大了许多倍。上海本来就大，小孩子看上海，更加大。战后的上海是个花花世界，像只巨大无比的万花筒，随便转一下，花样百出。

“国际饭店”当时号称远东第一高楼，其实也不过二十四层，可是那时真的觉得饭店顶楼快要摩到天了，仰头一望，帽子都会掉落尘埃。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聚集在一个城里，南京路上的四大公司——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像是四座高峰隔街对峙，高楼大厦密集的地方会提升人的情绪，逛四大公司，是我在上海童年时代的一段兴奋经验。永安公司里一层又一层的百货商场，琳琅满目，彩色缤纷，好像都在闪闪发亮，那是个魔术般变化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就好像永安公司的“七重天”，连天都有七重。我踏着自动扶梯，冉冉往空中升去，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幻伸向大新游乐场的“天台十六景”。

当年上海的电影院也是全国第一流的。“大光明”的红绒地毯有两寸厚，一直蜿蜒铺到楼上，走在上面软绵绵，一点声音都没有。当时上海的首轮戏院“美琪”、“国泰”、“卡尔登”专门放映好莱坞的西片，《乱世佳人》在“大光明”上演，静安寺路挤得车子都走不通，上海人的洋派头大概都是从好莱坞的电影里学来的。“卡尔登”有个英文名字叫Carlton，是间装饰典雅、小巧玲珑的戏院，我在那里只看过一次电影，是“玉腿美人”蓓蒂葛兰宝主演的《甜姐儿》。“卡尔登”就是现在南京西路上的“长江剧院”，没想到几十年后，一九八八年，我自己写的舞台剧《游园惊梦》也在“长江剧院”上演了，一连演十八场，由上海“青话”胡伟民导演执导。

那时上海滩头到处都在播放周璇的歌。家家“月圆花好”，户户“凤凰于飞”，小时候听的歌，有些歌词永远也不会记忆：

上海没有花，大家到龙华，龙华的桃花都回不了家！

大概是受了周璇这首《龙华的桃花》影响，一直以为龙华盛产桃花，一九八七年重返上海，游龙华时，特别注意一下，也没有看见什么桃花，周璇时代的桃花早就无影无踪了。

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个不夜城。华灯起，车声响，歌舞升平。

这首周璇最有名的《夜上海》大概也相当真实的反映了战后上海的情调马。当时霞飞路上的霓虹灯的确通宵不灭，上海城开不夜。

其实头一年我住在上海西郊，关在虹桥路上一幢德国式的小洋房里养病，很少到上海市区，第二年搬到法租界毕勋路，开始复学，在徐家汇的南洋模范小学念书，才真正看到上海，但童稚的眼睛像照相机，只要看到，咔嚓一下就拍了下来，存档在记忆里。虽然短短的一段时间，脑海里恐怕也印下了千千百百幅“上海印象”，把一个即将结束的旧时代，最后的一抹繁华，匆匆拍摄下来。后来到了台湾上大学后，开始写我的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写的就是上海故事，后来到了美国，开始写我小说集《台北人》的头一篇《永远的尹雪艳》，写的又是上海的人与事，而且还把“国际饭店”写了进去。我另外一系列题名为《纽约客》的小说，开头的一篇《谪仙记》也是写一群上海小姐到美国留学的点点滴滴，这篇小说由导演谢晋改拍成电影《最后的贵族》，开始有个镜头拍的便是上海的外滩。这些恐怕并非偶然，而是我的“上海童年”逐渐酝酿发酵，那些存在记忆档案里的旧照片，拼拼凑凑，开始排列出一幅幅悲欢离合的人生百相来，而照片的背景总还是当年的上海。

我有一颗天真的老灵魂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白先勇原本不信命，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现在的白先勇却变得非常相信。

这是为什么呢？答案是牵绊他一生的昆曲。

大概10岁的时候，白先勇在上海美琪大戏院跟家人一起观看了梅兰芳回国后的首次公演《游园惊梦》，年幼的白先勇被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的曲调深深打动。

那是白先勇与昆曲打的初次照面，从此他就与昆曲结下了不解情缘。

几十年后，白先勇不仅当了昆曲的“义工”，更是几乎凭借一己之力点燃了昆曲这一差点摇摇欲坠的文化。

就在前几天，白先勇还被授予了第28届上海白玉兰戏剧奖特殊贡献奖。

“现在回头想，简直是一种不可完成的任务，我不是昆曲界的人，好像是上天指令我，我从小看着梅兰芳的昆曲，这条道路已经给我划定了，要我来做这件事情，不可思议，真是天意！”

白先勇连连感叹。

这是四月中旬一个下雨的午后，在白先勇下榻的酒店，我有幸与这位著名的文学大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采访。

见到白先勇的第一眼，看见他穿着一袭藏青色长袍、裹着红色围巾，步子慢而沉地走来，举止雍容，大有将军遗风。

仿佛你面对的不仅是一个人，亦是一段漫长历史的沧海桑田。

1937年，白先勇出生于广西桂林，他的父亲是叱咤风云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

在动荡的成长年代里，白先勇从小随父母辗转重庆、南京、上海、香港、台湾，成年后，又在美国生活了四十几年。

在不断漂泊的生涯中，白先勇说不出哪个具体的故乡，而真正让他安身立命、被当作故乡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我回忆昆曲、《红楼梦》，就非常自在，好像回家的感觉。”

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白先勇先后教了29年的《红楼梦》，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旷世经典传播向西方。

甚至，有一个洋学生在听了白先勇的讲授后，被中国式恋爱打动，称自己便是贾宝玉。

退休二十载，白先勇又回到自己的母校台湾大学，为年轻的学弟学妹细说《红楼梦》，只为了让更多的人能透过《红楼梦》这部古典文学杰作，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有所感悟和启发。

在白先勇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念过《红楼梦》的，与没有念过《红楼梦》的。

他认为，念过《红楼梦》、而且念通《红楼梦》的人，对于中国人的哲学、中国人处世的道理，以及中国人的文字艺术，和完全没有念过《红楼梦》的人相比，是会有差距的。

白先勇就像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教士，身体力行地将古老的文化薪火相传、赋予年轻的生命，以抢救失落的文化。

2004年，作为百戏之祖的昆曲已经式微，演员和观众在当时都已老化。

白先勇心有不忍，他深知：“当我们的文化不完全时，我们的灵魂会一直流浪。”

于是，白先勇白手起家，开始主持制作青春版《牡丹亭》，希望培养一群年轻的演员接班，把大量的青年观众、尤其是大学生吸引回来。透过昆曲，让青年的观众重新亲近传统文化的美。

青春版《牡丹亭》从演员到舞美、服装都非常精致，既以昆曲的四功五法、传统美学为大原则，又不因循传统，将传统和现代进行了完美的结合。

2005年，白先勇带着打磨了整整一年的青春版《牡丹亭》第一次走入北大校园。对于这生死攸关的一站，白先勇内心也充满了忐忑。

那会，北大的学生当中有95%-98%都没接触过昆曲，昆曲在大多数观众心目中是一种非常古老、曲高和寡、几乎没有人懂的艺术。

但那一场演出，观众反应非常热烈。因为，美本身是普世的，这也为白先勇后来的巡演打下了开门红。

迄今为止，青春版《牡丹亭》已经演了13年、300多场，走过了全世界多个角落，昆曲的“情”与“美”也因此根植在了无数观众的心中。

在这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中，有伟大，也有艰辛。

白先勇总会要求演员把每一场演出都当第一次演，对自己也有近乎苛刻的要求：

“我定的标准，每一场演出都要满座，如果只有七成座，我觉得这场演出就失败了。因为很不容易演出一次，我们是三天九个钟头的大戏，演出得不简单。有时候，还有一个礼拜要演了，卖座只有两三成，我就急得不得了，到处去宣传、去拉票……

当然还有一点，这些都是要钱的，我就到处去募款。我以前是作家嘛，根本不需要我抛头露面做事情，现在为了这，只好到处去募款，挺不好意思的，讲不出口……”

为了一心热爱的昆曲事业，白先勇可谓是豁出去了。关于此，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系列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里有一集是白先勇的部分，但之前他其实根本不想答应拍摄。某天，剧组跟白先勇提起，想记录他推广昆曲的过程，于是，白先勇一听便答应了。

我有一颗天真的老灵魂

白先勇成就了今天的昆曲，昆曲也成就了白先勇。

就像他小说里写的“不老的尹雪艳”，白先勇也不老。年过耄耋的他依然有着一对含情的浓眉大眼，谈吐间总是笑语盈盈、脸颊绯红，谈到高兴处，还会像个孩子般手舞足蹈，充满了天真之气。

谈及不老的原因，白先勇笑说：“我现在弄青春版《牡丹亭》，整天和年轻孩子在一块，能不年轻嘛？”

白先勇的生命就像是一个“逆生长”的过程……

1999年，《亚洲周刊》评选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白先勇的《台北人》位列第六，是仍在世作家中排名最靠前的一位，排在他之前的鲁迅、沈从文、老舍、张爱玲、钱钟书、茅盾在当时皆已过世。

《台北人》塑造了一批沦落台北的大陆客，他们朝思暮想远在大陆的亲人，怀念往日的辉煌与风光，奈何却在现实中今不如昔，字里行间尽是历史兴衰和人世沧桑。

而在创作《台北人》的时候，白先勇的实际年龄不过二十出头，却写出了七八十岁老人才有的苍凉心境，这让如今回想起往事的白先勇自己也感到一丝奇怪——

“所以说，我是很奇怪的结合，一方面我好像是有一块那种幼稚的、天真的东西，但另外一方面是非常沧桑的老灵魂。”

这种超越年龄的成熟，或许最早是来自于白先勇童年时生的一场肺病。

在当时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肺病几乎是绝症，而且容易通过空气传染，人人都谈痨色变。为了避免传染给兄弟姐妹，整整四年时间，白先勇都是在被隔离的日子里度过的。

看着窗外的春天百花怒放，哥哥姐姐、堂表弟兄穿梭其间，个个喜气洋洋，白先勇感到自己是一只被摒弃、囚禁的小鸟。

这种长期的与世隔绝，对一个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残酷的折磨。

“我生病以前很活泼的，生病以后就变得非常孤僻，听我母亲讲，我本来个性不是那样的。”白先勇回忆道。

幸好，家中有一个叫老央的老伙夫见多识广又酷爱读书，总能用三言两语把极平凡的故事讲得妙趣横生。

白先勇就常常搬个板凳去厨房里听老央讲故事，这些成为他孤寂日子里最大的安慰。老央也自然成为了他文学道路上的第一个启蒙人。

除了疾病，白先勇年轻时的苍凉心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父辈的命运遭际。

白先勇的父亲白崇禧一生功勋彪炳，曾领百万雄师，南征北战，几度出生入死，是万人瞻仰的“战神”、民国历史上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然而，随着国民党的溃败，白崇禧最后孤立无援，乘飞机从海南岛撤退到台湾。

那时，白崇禧本来可以选择滞留香港、远走美国甚至中东回教国家，但是他毅然到台湾，为了向历史交代。

在台湾度过的余生，白崇禧并不如意。他成了有名无实的“光杆司令”，暗地里，还遭到特务无时不刻的跟踪。

白先勇因此成为了“最后的贵族”。

他见证过父亲前半生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也目睹过父亲后半生虎落平阳的憾恨岁月。

但，英雄之所以是英雄，不仅仅在于他风光时的挥斥方遒，亦在于他失意时仍坚持的铁骨铮铮。

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里，白先勇写道：

“父亲在台湾十七年，伏老枥处逆，亦能淡泊自适。他曾为郑成功祠天坛横匾题‘仰不愧天’四字，这也是他一生写照。”

1963年1月，白先勇与父亲在松山机场见了人生中的最后一面。

白崇禧到机场送别儿子，步步相依，还破例送到了飞机梯下。看着暮年丧偶、儿子远行的父亲一个人立在寒风中老泪纵横，白先勇突然为父亲感到深深的难过。

此后不到四年，白先勇在美国加州听闻父亲亡故。他第一时间的反应不是悲伤，而是肃然起敬——对英雄之死的敬畏。

2012年4月，《父亲与民国》出版，这是白先勇几乎二十年的心血，一直以来，为父亲写史都是牵挂在他心头的要事。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驱使他拨开以往写史者对父亲的遮蔽和歪曲，还原一个真实的将军白崇禧，为父亲正名。

乍看起来，白先勇和父亲白崇禧差别甚大。他们一文一武，一征战沙场，一复兴文艺，但其实他们身上却藏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内核。

说到第一个相似处，便是“叛逆”。

1911年，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当年才18岁的白崇禧参加学生敢死队。

家里人很害怕，便派了白崇禧的两个哥哥守在桂林城北门，把他抓回去，但白崇禧又从西门溜走了，这一步踏出去，便决定了他的一生。

父亲当年的这股劲和后来白先勇非要念文学的劲如出一辙。

1956，19岁的白先勇被保送到台湾省立成功大学，读了一年水利工程系后，他发现自己对工科其实不感兴趣，而他的“作家梦”却越来越强烈。

于是，他重考大学，进入了台大外文系。

父亲知道后，自然是很不高兴，但是当白先勇把人各有志的道理、对文学的热爱通通讲给父亲后，父亲也只好尊重儿子的决定。

回想起当年一腔生猛的倔强，白先勇开玩笑道：“我觉得父亲也应该很安慰，因为如果他逼着我念工，不念文学，就没有人替他写传记了。”

随着年龄不断增长，白先勇越来越发现自己做事情的精神和父亲很像。

为了推广昆曲，白先勇带着青春版《牡丹亭》走进一个一个大学，就像当年父亲征战一个一个沙场，这种锲而不舍的意志力、要做就要做到底的个性，正是来自于父亲。

李欧梵先生曾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关于他“父亲”的民国梦。

在这些梦里徘徊的白先勇是幸福的，他既历经沧桑，又返老还童，一如出走大半生后归来的少年。

谈起当代的华语作家，白先勇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他是将门之后，却以一支笔名满天下。著名作家三毛说，自己是看着白先勇的小说长大的。

在他的作品里，能看到近百年中华文化的世情百态和时空流转。他是站在华语文坛顶峰的大家，是翩翩贵公子，更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守夜人……对于他的美誉实在太多，好在，他的成就无论被赋予多高的评价都不算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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