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平｜历史学与人类学视野下的民国土匪

陕北说书《罗成算卦》有言：“一人一马一杆枪，二郎担山赶太阳。”民国时期，陕豫一带匪患连年，百姓遂改变唱词，以“一人一马一杆枪，好吃懒做入大帮”描绘那些刀客、蹚将的威风。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在其《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1845―1945》中，将近代中国的土匪分为大股土匪（土匪军队）、半永久性土匪（占有山寨）与小股土匪（含临时性或季节性土匪）等类。中小匪股以残暴成性、掳杀无遗而活跃于一时一地，而大中匪股，暴力之外，往往标榜“忠心义气”“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甚至打出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旗号，存续多年。1918―1923年活跃于鲁南抱犊崮山区的孙美珠、孙美瑶匪股，发布《十项宣言》称：“一牛一驴种庄田，犋牛顷地管我饭，楼台瓦屋该我钱。”笼络人心，四方招徕，这是匪股坐大的重要前提。

凡有股匪问世，必有剿匪之事，无论民众自发防匪抗匪（如华北红枪会、联庄会），抑或政府发兵围剿追杀，为匪者终究难逃昙花一现的败亡结局，或者投诚官府，换得一官半职。民国时期，内忧外患，社会糜烂，战争连年，土匪丛集，兵如匪，匪变兵，成为一道晦暗而令人绝望的风景线。中国社会结构如何瓦解崩塌？社会变迁如何从绝望变为希望？我们可以从人类学专业出身的马丹丹博士所撰新书中领略“历史三昧”。

民国时期的红枪会

辽西胡匪

《寨墙内外：1920―1940年代豫北社会变迁》一书，其蓝本源自马丹丹在中央民族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之所以称为蓝本，是因为她在博士论文完成十多年后重启田野回访，投入一轮又一轮的修改工作，以臻于“专著”之定本问世。这本著作与我结缘，则在2023年8月，因为我早在1980年代开始研究土匪问题，在民国土匪、清代海盗方面，卷入较深，以至于她与我联系、把蓝本修改稿给我看过之后，一发不可收拾，我开始一遍一遍地提出修订意见，并最终推荐至商务印书馆的“中国秘密社会研究文丛”（刘平、裴宜理共同主编）。眼下，我们看到的书稿已是多次修改后的结果，蓝光远去，曙光已至。

迈入四十不惑的门槛，中年“从匪”的她，书卷气中增添了几分难以言喻的“匪性”——那是一种不拘礼法、勇于叛逆的倔强和野性，这是作者的进取之心。另一方面，正如这部作品的漫长成长一般，在土匪的“性恶”本能与传统礼教的规训之间，作者在其《寨墙内外》的反复修订中磨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克制，使得其在驾驭民国匪患、社会史与人类学交织一体的复杂命题时渐入佳境。

河南匪患是民国土匪研究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英国学者贝思飞（Phil Billingsley）在其《民国时期的土匪》一书中专列“河南土匪案例分析”。而豫北匪患在安阳近代史议题中尤为显眼。日伪统治期间，安阳地方实力派林立，几乎盘踞了京汉铁路以东的大部分乡村市集。1949年安阳解放前夕，地方顽匪几乎都集中在安阳城。在解放战争时期，安阳是华北地区解放最迟的一个城市，作者将豫北匪患纳入其研究视野，自有良苦用心。

《寨墙内外》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将豫北匪患与治匪经验嵌入“民国土匪”这一经典研究领域，集中处理被放入“强国家与弱社会”豫北板块的认识论模式。整合豫北匪患与治匪经验的努力，意味着已有的理论模型几乎清一色抹平了强国家与弱社会之间无数断裂和失控而挤压形成的褶皱空间。面对匪患猖獗与权力更迭交织下的社会动荡，针对地方强人参与的权力斗争、利益攫取与打打杀杀的群体冲突，作者将这些琐碎的利益矛盾与显性的暴力冲突粘连起来，从中发现，在暴力社会中，流通着一套带有浓厚文化礼仪色彩的道义规矩，无数个类似“豹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努尔人氏族间血仇的仪式性调解者）的中间人应时而生，他们的茅屋是止戈之地，他们的婉拒意味着“风可以进、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不可侵犯。当然，豫北也不是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s-Pritchard）笔下的努尔人（The Nuer）部落，国家权力的垂直渗透早已形成深厚的统治根基。由此，中间人与政府、民团、盗匪之间的暧昧关系为理解充满歧义的地方精英提供了鲜活的立面。进而，代理人的忠诚与反叛的谱系在何种变量条件下移动，构成作者集中讨论的“结蛛网”式的内部运作机制，并尝试提炼权力斗争的内生逻辑。作者的这些思考努力为理解近代中国地方暴力与社会转型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这部书稿的理论突破在于对民国土匪及其相关势力造成的社会影响作出新的解读。匪患对地方经济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它破坏了乡村经济，加剧了小农破产和半无产化；另一方面，半无产化释放的剩余劳动力被市镇经济消化，推动了地方市场的活跃和财富的重新分配。具体而言，匪患不仅是地方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是推动传统乡村共同体崩溃的重要力量，加速了士绅阶层的边缘化和依赖暴力的新阶层崛起。后者大多出生底层，用暴力获取谈判资格，利用生态“飞地”的天然屏障和精湛的逃跑技能应对笨重、迟滞的政府剿匪行动。匪患加剧了社会风险的转嫁，尤其是将风险转嫁到所有百姓阶层，而地主武装通过建筑寨墙、雇佣护兵、购买枪支等手段增加自身的抗风险力，毒品交易又让暴发户迅速积累财富、远离不安全的乡村，转变为城居地主。这些自保行为和剥削关系的商品化进一步加剧了乡村共同体的崩溃和社会分化。当正式的生存规则失效后，对关键生存资源的控制权争夺便直接诉诸暴力，这种斗争诉求也促成暴力集团的组织进化。掠夺性组织从临时性到常态化，再到军队编列，再复归掠夺性组织的衰变，清晰地呈现了一条地方武力演变的曲线图。他们通过暴力垄断稀缺资源，如植棉区、水源区、煤炭运输，同时垄断替代性生计，如毒品贸易和保护费，从而建立起一套以暴力制定分配原则的寄生性生态秩序。

这种权力的仿生性，必然触及传统基层权力的重构，为受保护者提供有限的乡村公共品。这些丰富的制度性拟态揭示了暴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由此，该书深化了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的地方强人研究，生动刻画了经济、生态、治理以及文化、心态等综合作用的基层权力生成模式，从而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历史性观察平台。

豫北匪患是当地社会的重要问题，有着悠久的传统，与卫河漕运有着密切关联。豫北流传着“能走南北二京，不走施济故城”、“能走南北二京，不走神标豆公”等多种说法。为了理解豫北生态地理的多样性，作者专程前往神标、豆公等地，找当地老人询问这些说法的来历，又赶赴回隆、楚旺考察漳河、卫河改道对这些城镇的影响，进而将田野调查领域扩展到安阳、内黄、汤阴和河北魏县边界，这一带正是匪患多发之地。

这些田野工作立体地加深了人们对于匪患问题的认识，豫北匪患不仅仅是历史的过去，而且也与豫北地区的尚武民风、三不管地带的权力真空以及广润陂、东北漳河泛道沙区等特殊地理生态联系在一起。生态劣势是一种自然属性，但这种自然属性只有在掠夺性开发和选择性放任的加持下才会加速成为滋生土匪的温床。人总要吃喝拉撒，但生存资源如何获取？生态劣势从作为背景色的“受活”，如何转化为能动性的行动之动力？结果，在糊口经济下限不断被拉低的生存挣扎中，那些历史人物纷纷铤而走险。

该书的一大亮点在于灵活运用孔飞力（Philip A. Kuhn）在《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对地方军事化形成过程中两种地方组织类型——同心巢穴式（nested-concentric mode）和流动商贩式（tinker-peddler mode)——的划分。作者在研究安阳地区的社会结构时，关注到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及其演变，如黑社、枪会等民间结社从地下走向地上，体现了类似的从初级单位到复杂单位的结构特征。作者还根据当时情况的复杂性，设置了多种参数，驱动这两种模式之间的相互转化。除了孔飞力提到的国家权力与地方势力的博弈外，还涵盖地方精英的认同表演、民众的支持程度、外来势力的渗透等。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了社会结构的变迁。

作者在豫北的后续调研中发现，地方精英的政治认同，仍旧与其所在地方社会的结构位置和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密切相关。总体而言，该书在地方权力网络编织与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再现性格各异、出身悬殊的大大小小的地方实力派人物，粉墨登场，在乱世中发生联结，又将拜朋友的社交网络嵌入政治的灰色地带，彼此犬牙交错，既明争暗斗，又称兄道弟，其核心利益离不开对棉花、煤炭、毒品等商品资源的掌控与争夺。在日伪政权经济封锁的高压下，当地地下交通线的开辟，某种程度上离不开敌占区的地方实力派与中共根据地前沿办事机构之间默契的经济协作，这种生意伙伴的缔结离不开黑白通吃、深谙江湖规则的经纪人或中间人从中斡旋与协调。

当然，本书也存在一些可商榷之处。例如，“平原佐米亚（Zomia）”的概念能否完全摆脱斯科特（James C. Scott）山地理论的影子（按，“山地无政府主义”是斯科特在其著作《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中提出的理论）？土匪中的性别维度是否低估？作者过于依赖口述史资料是否削弱史实依据？这些不足暴露了以参与观察为主的田野工作基础的薄弱之处。正如作者在与我的多次交谈中所坦言的，在田野回访中，她依赖密集式走访和多点调查，试图解决一个个历史疑点，但这种“快速”多点调查与过度依赖访谈，削弱了对华北小农生活多样性的真实体验与深切理解，后者只有长期居住才有可能积淀为民族志的质感，这种质感是无法用“快速”调查来轻松获得的，尤其是历史学之文献与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式是否遭遇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冲击而导致“历史寨墙”的弱化。

2020年8月，北京一位卓姓制片人，因为计划复盘著名作家姚雪垠的自传体小说《长夜》，开着车，带我和上海理工大学的刘振华教授（民国豫西土匪研究专家）在南阳、信阳与驻马店地区，冒着酷暑跑了十来天。其中，在社旗县苗店镇考察刘和庄（《长夜》里称为刘胡庄）时，庄里故老带领我们看了残余寨墙，绿树掩映中，有零星几处土堆。故老们生动地讲述了96年前冬令时，李水沫杆匪攻打该庄前守寨人与杆匪的对骂、对峙情形（原本李水沫杆匪是想借道刘胡庄的）；又看了几处土匪集中杀人的地方，其中一块摔死孩童的磨盘已经在土里没入大半。而《长夜》主人公（肉票菊生）为了“要向‘二驾’表示自己勇敢，菊生浑身紧张地从地上拾起来一根木杠，照着老头子的头上打了下去。……（另一肉票）张明才也不愿在二驾的面前示弱，跑去拾那根杠子”。1924年冬李水沫杆匪“灌”进刘胡庄后，杀103人。

刘和庄的那道寨墙，在夕阳中充满血色。我希望，丹丹博士这部历史学与人类学双重视野下的《寨墙内外》，能全景式再现民国匪患的图景，揭示中国道路之不易。

（《寨墙内外：1920―1940年代豫北社会变迁》，马丹丹著，商务印书馆2026年3月即出。本文系该书序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