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马场町的两声枪响，倒下了两名20多岁的宜兰青年

咱们今天得坐下来，好好念叨念叨两个年轻人的名字：卢盛泉，冯锦辉。

在现在这日子里，翻看那段旧档案，心里头真是堵得慌。那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战役，而是发生在1950年的两声枪响。这枪响在台北的马场町，听着远，可细想起来，那是为了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祖国，把命都给搭上的热血故事。那年头，卢盛泉才29岁，冯锦辉才23岁。这年纪，放到今天，也就是刚出校园，正该是人生最鲜亮、最想折腾出点名堂的时候。可他们，却在那个黑云压城的时刻，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先说说卢盛泉，1922年生人，宜兰人。这小伙子那是真有才气，从日本神户工业学校毕业，那在当时可是顶尖的学府，学的是真本事。回台后，他在台北市政府干过，也在那大山深处的太平山林场当过工务课技佐，按说这辈子守着专业，混个衣食无忧不成问题。可他那双眼睛，看到的不仅仅是图纸和数据，他看到的是这个时代的病灶。1948年7月，经他兄长卢志彬的引荐，他在台北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那以后，他就换了活法，成了一个在暗夜里执灯的人，一心为了家乡能有一线光明。

再看看冯锦辉，1928年出生，宜兰罗东人。这孩子是书香门第，父亲冯石来是老师，后来又开了酱油厂。冯锦辉打小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在罗东公学校年年拿奖状，后来从淡水中学校毕业。他当过冬山国民学校的老师，后来又转任利泽，最后在罗东国民学校任教。他手里拿的是粉笔，眼里装的却是远方的理想。1948年4、5月间，受兰阳女中刘登峰老师的感召，他毅然投身革命。你看，一个教书育人的先生，一个留洋归来的技佐，这就是当年那批理想主义者的画像，他们有学识、有地位，却偏偏为了那个宏大的目标，抛弃了安稳。

1948年7月，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很微妙的节点，大局已定，但细微处依然波诡云谲。这俩人几乎同时选择了信仰。他们像是两颗种子，落在了兰阳平原的土地上，拼了命地想把红色的火种播撒开来。什么宜兰支部、罗东支部、苏澳支部，那是他们一脚一脚走出来的，是一颗心一颗心地感召出来的。卢盛泉那时候对着工人们说：“变乱时要保护好工厂，这是未来建设国家的本钱。”这话听着多朴实，可这份对土地、对未来的赤诚，比什么豪言壮语都重。

到了1950年，风声鹤唳，他们面对的是那种成建制的、冷酷的机器。5月14日，那一天，卢盛泉、冯锦辉，连带着冯锦辉的胞妹冯守娥，全被捕了。那不仅仅是肉体的磨难，那是意志的博弈。你在笔录里去看，卢盛泉作为那个组织的领头人，他担负起了一切，他保护了身后的每一个同志。这叫什么？这就叫担当，这就是革命者的骨气。冯锦辉呢，哪怕是到了最后时刻，也没流露出一丝一毫的后悔。他们年轻的身体里，藏着的是一个民族百年来对于尊严和统一的执着渴望。

1950年10月2日，这一天，马场町的晨雾还没散去，两声清脆的枪响，彻底把这两个年轻人的生命定格在了青春最热烈的时刻。他们倒下了，倒在了一片他们深爱却未曾见证它重归光明的土地上。判决书上那些冷冰冰的字眼，掩盖不了他们精神的伟岸。他们是为了海峡那边的红旗，为了那个心中共同的新中国，用青春换了那最后的一挺胸膛。

咱们现在站在这个高度回头望，可能有人会说，那时候图什么呢？环境那么差，牺牲那么大，值吗？这问题，你要是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答案，但你若是问卢盛泉和冯锦煇，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你：值。这种“值”，不是用金钱衡量的，不是用升官发财衡量的，而是用一个共产党员对国家、对民族那份纯粹的爱来衡量的。

他们是这片土地上走出去的游子，更是为了那个伟大的统一目标而牺牲的先驱。虽然他们没能亲眼看见后来几十年里的天翻地覆，但那段历史证明了，无论隔着多宽的海峡，无论经历怎样的黑暗，有些东西是永远断不了的，有些火种，一旦点燃，就永远不会熄灭。

咱们今天之所以要提起他们，不是为了煽情，而是为了记着。记着在那个艰难的年月，有人为了我们今天的安稳生活，在那最绝望的境地里，选择挺直了脊梁。卢盛泉、冯锦辉，这两个名字，不仅仅是档案里的一行字，他们是那段峥嵘岁月的缩影，是咱们民族血脉里那股永远不服输的精气神。

往事如烟，但有些人，哪怕化作了尘土，也依然在那片土地下，滋养着后来人的心。咱们得记着这份情，记着这份牺牲，因为这每一寸山河的清明，都浸透着像他们一样的烈士的血。这一杯敬先烈，敬那段未曾被磨灭的赤胆忠心，也敬这两个永远停留在23岁和29岁的、最可爱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