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岁农民工的“两难”：继续干，还是回家“老无所依”？

“很多人问我，过了60岁还能不能打工？我的答案是，只要身体硬朗、自己愿意，就应该给他们机会。”
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上蔡县朱里镇拐子杨村党支部书记张全收的这句话，让“超龄农民工”这个群体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2026年3月，全国两会正在进行。一方面是代表委员呼吁“给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的机会”，另一方面是农民养老金每月仅163元的现实。这两个话题在同一天冲上热搜，背后是同一个问题：让老人继续干，是解决养老问题的权宜之计，还是根本之策？

“超龄农民工”的尴尬：想干，没人要；不干，没钱花

张全收代表的呼吁并非空穴来风。他在调研中发现，很多年过六旬的农民工正面临尴尬处境：他们有经验、有体力，也想继续工作减轻家庭负担，但求职时却屡屡被拒。

“企业一看身份证超过60岁，直接就摇头，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张全收说。

湖北一位在深圳工地打工多年的陈师傅，今年58岁。因为超过60岁就没法在工地继续干了，他今年春节后选择回乡找工作。他的妻子则更早——两年前就辞掉了工地的工作，如今在安陆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这种困境不仅存在于建筑工地。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百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幼萍调研发现，在工厂、养老护工等领域，60岁的“红线”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住滇全国政协委员杨晓红将其概括为“就业增收渠道严重断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因风险顾虑设置60岁年龄门槛，让有农业生产技能的超龄农民工“有技难施、无工可做”。

“退而不休”的真相：不是不想歇，是不敢歇

为什么这些老人非要“退而不休”？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黄丽芬在一篇深度分析中指出，这背后是“四层生计压力”：未完成的人生任务、托举子代家庭、自我养老储蓄、村庄人情往来。

所谓“未完成的人生任务”，主要指子女的婚嫁压力。因适婚人口性别比失衡，彩礼、婚房、婚车等费用不仅掏空了大龄农民工的多年积蓄，有的还需要举债。

“任务没完成就要不停干。”一位受访农民工这样说。

更根本的压力来自养老本身。杨晓红委员指出，2026年1月1日起，农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为163元/月，远低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水平。超龄农民工养老多依赖子女，加重了家庭负担，部分困难群体更是陷入养老窘境。

全国人大代表、泗洪县邮政分公司归仁支局支局长殷勇在基层调研中发现，随着生活成本和医疗成本不断增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难以完全满足60周岁以上农民的日常生活开支需求。

专家观点：给高龄农民涨养老金，才是“治本之策”

面对“允许60岁以上农民工继续务工”的呼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的观点更加深刻。

“我不赞成普遍性地居民养老金一下提500元、提1000元。养老金制度具有显著刚性发展特征，需理性建制、理性发展。”郑功成在接受红星新闻专访时说。

但他同时强调：要分人群提升，重点关注农村高龄老人。年龄越大，养老金提标幅度应越大。

郑功成的核心逻辑是：对于已年老农民，他们的养老金只能通过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来提高。尤其是高龄农民，他们是计划经济时代走过来的，为国家建设付出巨大努力，应该在年老时得到保障。

“这不同于对现在或未来农民的普遍要求，而是承认他们的历史贡献。”郑功成说。而且这部分人群规模越来越小，不会让财政支出无限加大。

他建议，如果财力有限，可先从8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开始，比如以农村低保标准为标准；如果财力能承受，可从70岁开始，分年龄段提标。

代表建言：既要“有活干”，更要“有保障”

当然，呼吁给超龄农民工工作机会，与呼吁提高养老金，并非“二选一”。

张全收代表在建议搭建超龄农民工求职平台的同时，特别强调：“光有活干还不够，还得有保障。”他建议用好灵活就业人员的“三种保险”——工伤保险、重大疾病险和意外伤害险，让大龄农民工既有工作，又有保障。

今年最高检官网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多位代表聚焦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全国人大代表刘小蓉指出：“超龄不是权益保障的‘休止符’，这些‘银发打工人’用劳动创造价值，理应得到公平对待。”

全国人大代表葛树芹建议，以地方实践为基础，加快推动工伤保险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衔接，实现超龄劳动者保障全覆盖。

张幼萍代表则提交了《关于尽快实施〈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规定〉的建议》，提出制定超龄劳动者就业岗位指导目录和限制进入高危行业清单，重点破解劳动关系认定、工伤保险参保等突出问题。

杨晓红委员建议，有针对性地开展低强度、实用性技能培训，培训费用由财政全额补贴，提升超龄农民工岗位适配能力。

政策进展：从“禁止”到“关爱帮扶”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层面正在发生变化。

据观察者网梳理，2023年开始，中央一号文件连续4年关注大龄农民工问题：2023年明确“维护好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2024年要求“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2025年进一步提出“加强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2026年强调“加强大龄农民工关爱帮扶”。

政策对象从“超龄农民工”拓展至“大龄农民工”，范围明显扩大；政策要求从“维护好”到“做好”再到“加强”，力度不断提高；政策内容从“就业权益”到“就业扶持”再到“关爱帮扶”，目标不断深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月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完善并落实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锐评：让老人有尊严地老去

60岁农民工的“两难”，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

一面是每月163元的养老金，难以维持基本生活；一面是身体尚可、愿意继续干，却因年龄被拒之门外。于是，他们陷入尴尬的中间地带——既无法安心养老，又难以顺利就业。

给超龄农民工继续务工的机会，是解决当下生计的“治标”之策；切实提高农民养老金水平，才是让他们有尊严地老去的“治本”之道。

正如郑功成所言：“我们给农村老人提高养老金，实际上也是对年轻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一种激励。”让年轻人看到，自己现在缴费，父辈能直接受益，未来自己也能被后辈托举——这才是养老保险代际传递的真正意义。

当一位60岁的农民工能够选择是继续干还是回家歇，而不是被生计所迫不得不干，我们才能说，这个社会真正“老有所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