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不算清代首富，但论消费之奢靡，他认第二就无人敢说第一

同治十一年八月的一场中秋宴上，西湖月色铺满水面，彩灯摇晃。席间众官商谈到“杭州第一阔佬”时，无人不把目光投向主座的胡雪岩。穿蟒袍、戴红顶的他掏出象牙烟嘴，笑而不语，却让整个宴席都心照不宣：若论财富，也许还有徽州盐商、山西票号可与之比肩，可要比排场和花销，他的确难逢敌手。

回到三十年前，咸丰二年，年仅十三岁的胡光墉挑着一副扁担，沿着徽杭古道一步步挤进杭州城。当时的他，只有半旧布衣、一双草鞋、三分自负与十分聪明。靠着在“乾泰和”丝庄里打杂，他学会认账对本，也学会了“听人说话先听弦外之音”的徽商门道，却苦于出身寒微，无人引荐，始终抬不起头。

转机在二十六岁那年。王有龄这个贫寒举人背井离乡，跑到钱庄里寻银子捐个闲职，却被掌柜拒之门外。胡雪岩看得出来，对方缺的不是信誉，而是运气，他便揩干汗水，悄悄做保，帮王借了五百两。临行前，王有龄握住胡的手，说了句：“此恩，铭心刻骨。”寥寥七字，后来成了两人命运的节点。

王有龄官路顺遂，三年后任杭州知府，咸丰十年更上一层楼，挂上浙江巡抚大印。官场需要银子，钱庄需要靠山，两人一拍即合。换作旁人，至多也就是维持个表面情分。胡雪岩却懂得借势而不逾矩：军需周转、漕运承包、盐课垄断，哪里有银子流动，他的阜康票号就在哪里插旗。数年间，杭州府内外的商帮发现，只要跟胡家沾上边，资金就如同握在手里的银锭，沉甸甸，敲下去铿锵作响。

真正把胡雪岩推到巅峰的，是与左宗棠握手。收复新疆要钱要粮，更要快。左宗棠一句“军饷还得劳烦胡兄”，等同于给阜康票号盖了最高级别的印章。胡雪岩的银钱日进斗金，胡庆余堂的金字招牌也在这段时间树起来。按当时《申报》估算，他的流动资本达两千余万两白银，折算成米可围绕苏州城墙铺出七八圈。

钱多到一定程度，人的心思就跟着飞。胡雪岩在元宝巷连买带并，凿出一大片宅院，自号“贻安里”。木雕窗棂皆取紫檀，花厅梁枋贴金箔，一张大床足可容纳十几人打滚。朋友看了称奇，他却笑着摆手：“有银子，就得花在让人羡慕的地方。”说罢命家奴点起琉璃灯，整条巷子亮如白昼。

他的情感世界，比宅邸的回廊还要曲折。府中内院按等级排布三十六进，夫人、偏房、五房姨太以及新纳的苏杭小脚，各守院落。夜幕降临，丫鬟托银盘进屋，象牙签牌上刻着名字。胡雪岩漫不经心地翻转一枚，管家立刻心领神会，事后还要在账簿上记下一笔赏银。坊间传言，杭州城内若有姿色女子出闺门，没几日就能收到胡府“八抬大轿”来提亲，彩礼开价从不讲价，连父母都眼花缭乱。

有意思的是，胡雪岩并非只看“色”，还迷信“药”。年近半百而不甘风流渐老，他让胡庆余堂特制鹿茸、人参、海狗肾丸，又自北平重金购入号称“一贴盛京犬皮膏”的偏方。好友劝他悠着点，他却笑道：“富贵不享，留给谁？”这话如今听来，酸中带苦。

真正的滑铁卢，发生在光绪八年。国际生丝价格跳水，英美庄行突然抽银，沪杭之间一片风声鹤唳。胡雪岩误判形势，重金囤丝求涨，结果被外商与本地资本夹击。短短半年，阜康在各地的分庄就像被抽掉梁柱的大宅，接连倒塌。挤兑潮持续，账房里拉着箱笼的伙计夜里排成长龙，连银票都换成现银，否则便被堵在门外。

胡雪岩四处求援，连夜上书京都，兵部某位老友摇头叹息：“朝廷也缺钱，你自救吧。”无奈之下，他开始削枝保根。妾室遣散，珠宝当铺，甚至把母亲在云林寺畔的寿居也抵了出去。胡雪岩给每名离府的女人备上一套金银首饰，“你们带回去吧，可保终身不愁”——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体面。

光绪九年冬，抄家大队踏进元宝巷。厚重的朱红大门轰然倒地，门口卖菜的老妪吓得躲进巷口。搜出的“宝贝”琳琅满目：翡翠顶珠、珐琅座钟、紫檀大柜里满藏外洋舶来品，甚至有两把在欧洲订制的银柄拐杖。官差们看得目瞪口呆，却只冷冷登记封存。

消息传到城中茶楼，引来唏嘘一片。有人说胡雪岩活该，谁叫他赚了百姓的钱去逞阔；也有人摇扇感慨：“若没他当年给左公筹饷，西北疆土哪来今天的安宁？”观点不一，但不得不说，胡雪岩的名字已成时代的注脚。

失势后的胡雪岩迁居破落小院，靠典当残余首饰度日。光绪十年暮春，他病重弥留，身旁只剩老仆。许是胡涌泉穴再无狗皮膏的刺激，他低声嘟囔：“银子啊，终究是过眼云烟。”说罢长叹，终于闭眼。两个月后，九十三岁的胡母也撒手人寰，棺木旁冷冷清清，昔日宾客俱成陌路。

胡雪岩并非清代首富，山西票号的总资产远高于他。然而谈到花钱的想象力与执行力，他毫无争议地站在食物链顶端：一夜之间买下八条街的绸缎，只为给一位妾室做嫁衣；在西子湖畔挖出人工月池，只为让母亲“坐船赏月”。有人嘲笑他败于奢靡，也有人佩服他敢赌敢玩。无论评价如何，这位红顶商人把“奢”字演绎到极致，也把“命运无常”写得淋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