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差｜印尼与马来西亚对哈梅内伊的悼念形成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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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身亡，引发中东战事升级，也在东南亚穆斯林社会激起连锁反应。3月1日晚，吉隆坡美国驻马大使馆外出现小型悼念与反美集会；3月5日下午，雅加达伊朗大使官邸内外聚集起数百名印尼穆斯林，为哈梅内伊诵经祈祷。

这两场规模并不算大的活动，却把印尼相对宽松的宗教多元现实、以及马来西亚长期将什叶派视为“异端”的政策与社会撕裂，同时暴露在聚光灯下。

在吉隆坡举行的悼念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仪式

雅加达：伊朗大使官邸前的集体祈祷

3月5日傍晚，雅加达伊朗大使官邸开放院门，迎接前来悼念哈梅内伊的民众。现场视频和图像显示，参与者多身着黑衣，在院内席地而坐，跟随主持人集体诵读祈祷文，并高声回应“阿敏”等宗教口号。

来自印尼各地的穆斯林陆续排队，在摆放哈梅内伊遗像的桌前献上红白色鲜花，并在两块大幅悼念板上签名留言。有参与者写下“他的鲜血是新时代守护伊斯兰革命的牺牲”“我们与受压迫者站在一起”等语句，旁边还摆放了收集支持留言的投递箱，供未能在悼念板上写字的人投放纸条。

现场也出现了一批印尼政界与宗教界人士的身影，包括印尼第二大伊斯兰组织前主席、前外交通副部长以及前国会议员等，他们在官邸内短暂停留，与伊朗驻印尼大使寒暄，并在悼念板前签名。印尼总统普拉博沃和前总统梅加瓦蒂则通过外长递交书面唁电，向伊朗政府和民众表示慰问。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活动并未被限定为什叶派专属悼念，参加者多数来自逊尼派背景。有印尼公务员在现场表示，自己“并不在意什叶派或逊尼派的教义差别，更关心伊朗在面对外部打击时的处境”，“我们是一家人”。这类表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印尼社会当前对什叶派的主流态度。

印尼全国人口约2.8亿，什叶派仅占总人口大约千分之三，是明显的少数群体。近年来，除2012年东爪哇马都拉岛桑邦地区曾发生严重针对什叶派村落的暴力事件外，大规模教派冲突相对有限。当下，多数什叶派社群趋向低调活动，避免在保守地区高调示威，但国家层面并未以“异端”方式全面取缔。

在这样的背景下，雅加达为哈梅内伊举行的集体祈祷，更像是一场将“反战”“反美以打击”情绪与伊朗符号绑定的政治宗教集会，也展现出印尼在教派问题上的相对弹性。

吉隆坡：美国使馆外的小型悼念与什叶派阴影

与雅加达的大规模公开祈祷相比，吉隆坡的场景要紧张得多。

3月1日晚，少数什叶派信徒来到吉隆坡美国驻马大使馆外聚集，高喊“打倒美国”等口号，高举哈梅内伊肖像，表达对袭击行动的愤怒和对伊朗的声援。几乎同一时间，当地一个名为“巴勒斯坦团结秘书处”的非政府组织也计划在使馆外举行反战守夜，呼吁停止对伊朗及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

仅从人数看，这些活动远比雅加达的集会低调。然而在马来西亚国内，它们触碰的是一个极为敏感的议题：什叶派在这个逊尼派占主导的国家里，一直处于法律和舆论的双重压力之下。

马来西亚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逐步通过全国及各州的教法委员会，把什叶派定性为“偏离正统的异端教义”。1996年，全国伊斯兰事务理事会召开特别会议，正式将什叶派教义列入“异端”，并禁止在马来穆斯林群体中公开传播。这一决定此后被多次援引，成为各州宗教部门查处什叶派聚会、关闭相关宗教中心、拘捕信徒的依据。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12月，雪兰莪州宗教部门联合警方突击检查鹅唛一处名为“阿里·里达伊斯兰中心”的场所，约两百名正在纪念阿舒拉节的什叶派信徒被带走问话，其中包括外籍人士。此后数年，类似的突击检查和拘捕在不同州陆续发生，使得当地什叶派社群被迫转入更隐蔽的家庭聚会或线上宗教活动。

尽管如此，马来西亚境内的什叶派人数并不算小。有研究估计，当地什叶派信徒约二十五万人，占全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大多分布在城市地区，并通过民间社团维持与伊朗宗教机构的联系。

哈梅内伊遇袭后，这一长期压抑的社群从边缘被拉回公众视野。3月2日，在吉隆坡与伊朗使馆合办的一场追思仪式上，马来西亚什叶派社团代表公开谴责美以空袭，强调“什叶派不是恐怖分子，而是受压迫者的支持者”，并提到自己从2010年以来多次被宗教与安全部门传唤问话。

另一边，马来西亚国会在3月2日罕见跨党派通过动议，对美以袭击表示“强烈谴责”，总理安瓦尔在国会发言中批评西方在民主与人权问题上“言行不一”。这一官方立场，在地区伊斯兰政治光谱中显得相对鲜明。

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联邦直辖区穆夫提在社交媒体上称哈梅内伊为“烈士”后，立即遭到不少保守派网民围攻，质疑“既然国家把什叶派定性为异端，为何可以称其领袖为烈士”。反对党伊斯兰党领袖随后也在悼念中使用了类似表述，更让关于“是否在为异端背书”的争论持续升温。

在哈梅内伊身后，吉隆坡美国使馆外的小规模悼念，让马来西亚社会内部关于什叶派的长期争议、以及官方对伊朗的外交同情之间的张力，被集中暴露出来；而雅加达伊朗大使官邸门前那一片黑衣人群，则在同一时间展示出另一种可能性：在保持逊尼派主流的同时，将伊朗问题更多视为反战与反霸权议题，而非单纯的教派立场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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