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散文：炊烟起处

每回看见炊烟，我就想起家。

炊烟这物件，城里是见不着的。只有在乡下，在沂蒙山那些深深浅浅的山坳里，才看得真切。它从一家一户的屋顶上爬起来，爬得慢慢的、懒懒的，像是刚从灶膛里睡醒，还迷糊着。风一来，它就散了，散成一团雾气，挂在半山腰上。这时候你就知道，有人家在做饭了。做的是煎饼。

拿起煎饼，我就想起娘。

这念头来得不由人。有时候在城里街上，看见有推车卖杂粮煎饼的，摊主操着不知哪里的口音，往鏊子上浇一勺面糊，刮平了，磕个鸡蛋，撒把葱花。买一个咬下去，软塌塌的，没嚼头。可就是这软塌塌的一口，一下子把我拽回三十年前，拽回沂蒙山那个小院子里，拽回娘身边。

有人说，沂蒙山的煎饼，写着曾经的苦难。这话实在。在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年月，煎饼就是我们的命。玉米的、地瓜的、高粱的，有什么粮食磨什么糊，有什么糊摊什么饼。有时候粮食接不上，就往里掺地瓜干，掺野菜，掺榆树皮磨的面。那煎饼硬得能硌掉牙，嚼得腮帮子酸。可我们就是靠着这个，一个接一个地长大了，长结实了，长成能走出大山的人。

为什么能长大？因为有娘。

娘摊煎饼，是从头天晚上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小，吃了晚饭就困。娘把我们一个个哄上床，盖好被子，说，睡吧，明早就有新煎饼吃了。我们就闭上眼睛。可往往是睡到半夜，迷迷糊糊醒来，听见院子里有声响。呜呜的，一圈一圈的，是推磨的声音。

我就趴在窗台上往外看。

月亮在天上，清冷冷的，照得院子里一片白。娘一个人在推磨。那个石磨大得很，少说一百多斤，平时得两个人才能推动。可娘是一个人。她把磨棍顶在肚子上，弯着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一圈，往磨眼里添一勺粮食；再走一圈，再添一勺。石磨周围，金黄的糊子慢慢淌下来，淌进磨盘下的盆里，那是我们一家人的吃食，是我们活下去的指望。

娘的脚步一圈一圈的，磨声一圈一圈的。月亮从东边走到头顶，又往西边挪。院子里落了一层霜，白花花的，娘的脚印踩过的地方，霜化了，露出湿湿的泥地；等娘走过去了，那脚印又慢慢被新霜盖住。她就这么走着，走了一夜。

那时我不懂，娘怎么不困呢？后来才明白，娘不是不困，是不敢困。她困了，我们吃什么呢？

天还黑着，娘就开始摊煎饼了。

烧的是树叶子和干草。那些树叶子，是我们放学后去树林里一筐一筐搂回来的；那些干草，是娘用肩膀从十几里外的山上背回来的。这些东西不禁烧，一会儿就得添一把。烟就大了，满院子都是，呛得人睁不开眼。娘就坐在那烟里头，坐在那黑漆漆的鏊子跟前。鏊子底下火光一闪一闪的，照着她的脸。她的脸上全是汗，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淌到下巴颏儿上，挂不住了，滴在鏊子边上，嗞啦一声，冒一股白气，便干了。

娘顾不上擦。她用篪子把糊糊往鏊子上摊，摊得圆圆的、匀匀的。摊好了，等一会儿，用铲子沿边儿一划，手一揭，一张煎饼就下来了。一张，又一张，又一张。她就那么揭着，揭着，从天黑揭到天亮，从月亮落山揭到太阳出来。

有时我蹲在旁边看，看得久了，烟熏得眼睛疼。娘就说，出去玩吧，这儿呛。我不走，就蹲着。娘便不再撵我，只是默默地摊她的煎饼。偶尔伸手过来，用她粗糙的手掌摸摸我的脸，说，饿了吧？再等等，一会儿就好。

那手掌，热得很。

后来我去外地上学。走的那天，娘给我摊了十二斤煎饼。十二斤啊，摞起来有这么厚，用一块蓝底白花的包袱皮包了，捆得结结实实。娘把我送到门口，站在路上，看着我走。

我背着那包袱煎饼往前走。走了一段，回头看一眼，娘还站在那儿。再走一段，再回头，娘还站在那儿，小成一个黑点儿了。我没有再回头。那时候年纪轻，心硬，觉得不过是去上学，有什么好哭的？可我后来才知道，娘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很久，直到看不见我了，还站着。

许多年后，娘跟我说：“那天看着你一个人走，越走越远，我这心呐，就像被人揪走了一样，空落落的疼。”

这话我听了，半天没吭声。有些疼，娘不说，我也知道。可娘说了，我更知道。

在学校宿舍，我们八个同学，都是农村来的，每人床头都挂着一包袱煎饼。半夜里，不知谁先哭了，嘤嘤的，压着声。接着又一个哭了，又一个哭了。老师跑来问，咋了？那个同学抽抽搭搭说：想我娘。一句话，满屋子都安静了。没人再哭出声，可我知道，被窝里都在流泪。

我侧过身，脸对着窗户。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那一大包袱煎饼上。我摸了摸那包袱，硬邦邦的，鼓囊囊的。那是娘的味道。我的眼泪就下来了，顺着脸往下淌，淌到耳朵里，痒痒的。

那晚，宿舍里再没有一点儿声响。可我知道，谁也睡不着，谁也都在想娘。

日子像河水一样流。吃着娘摊的煎饼，背着娘的念想，我们一个一个走出了大山。有的去了北京，有的去了上海，有的去了更远的地方，戍守边疆。可不管走到哪儿，隔一段日子，总能收到家里的煎饼。娘老了，摊不动了，就让嫂子摊；嫂子忙了，她就托人从集上买。买来了，用那块蓝底白花的包袱皮包了，寄出去。

她的念想，就跟着那些煎饼，走遍天涯海角。

有时候我想，娘这辈子，到底摊了多少张煎饼？数不清了。从二十出头摊到五十多岁，从黑发摊到白发。那些煎饼要是摞起来，怕是比沂蒙山还高；要是铺开来，怕是能盖住整个村子。可娘从来不说累。她只是坐在那烟雾里，一张一张地摊，一张一张地揭，像是要把她的命，也一张一张地摊进去。

如今，老家变了。

那间低矮的泥巴房不在了，变成了敞亮的砖瓦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不在了，变成了硬邦邦的水泥路，铮亮铮亮的，一直通到山顶。山里还修了柏油路，弯弯曲曲的，两边种着槐树，一到春天，满山满谷的槐花香。

那盘黑漆漆的鏊子呢？不知道去哪了。那根烧火棍呢？也不知道去哪了。就连那些炊烟，也稀了。人们用上了煤气，用电饼铛，谁还稀罕那烟熏火燎的老鏊子？

可每次回老家，我还是习惯性地往厨房里张望。我总想看见娘坐在那儿，坐在那烟雾里，汗流满面地摊着煎饼。

娘是真的老了。六十三了，头发白了，因为身体原因，走路要拄拐棍。可每次我回去，爹代替妈忙前忙后，张罗一桌子菜。桌上摆得满满当当，鸡鸭鱼肉都有。可最后端上来的，总有一碟子煎饼。

那煎饼是买的，金黄金黄的，软塌塌的，没有当年的香，没有当年的硬。可我还是捧起来，卷上大葱，大口大口地吃。

娘就坐在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嘴里念叨：“慢点，慢点，别噎着。”

我低头吃着，不敢抬头。

因为一抬头，我怕她看见我的眼泪。

我亲爱的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