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港四墟之首桥圩镇：两县以墟心老街为界，贵县兴业为此抢破头！

桥圩镇（亦称桥头墟、桥墟），地处广西贵港市与玉林兴业县交界地带，贵兴两地争夺其管辖权的历史纠纷由来已久，曾一度形成“一圩两县”、以墟心老街为两县县界的奇景。其争端自清乾隆时期延续至民国乃至新中国成立初期，过程曲折，主要原因在于行政边界模糊带来的管辖权重叠与经济利益（如墟市税收、管理权）冲突。这段历史奇案，在全国各地行政边界纠纷中，都是独一份的存在。

猪儿江穿城而过的桥圩镇。图源：贵港宣传

一、明清时期的归属与早期纠纷

桥圩古名桥头墟，明代即设有“桥头墟巡检司”，清代改设“辛安司巡检”，并驻兵防守。明史·地理志》及多部省、府、县志均明确记载“贵县南至柳山村（距桥墟十里）始接兴业界”，证明桥墟原为贵县独辖。

桥圩，以石桥为名。图源：网络，侵删

民国《贵县志》卷一《地理墟市》，足足用了七大页（共13小页）、七千多字，记载了桥圩的历史和纷争的来龙去脉，可见桥圩作为贵港四大圩之首的重要性。

貴縣志 卷一 地理墟市 五九 至 六六，大篇幅记载桥圩的历史和纷争，共七大页（共13小页）、七千多字

清代中期，县界逐渐模糊，演变为两县共管，争端肇始。

桥头街市，以桥为圩。图源：网络，侵删

乾隆年间，贵县云河村谭姓与贵县其他绅民就桥墟地权发生诉讼，后经调解，双方在桥墟高地正中各让一丈五尺土地，合建三界庙（今桥圩镇中心学校旧址），作为“两邑福堂”，成为早期一种非正式的划界尝试。

但此庙产权共享并未解决行政管辖问题，嘉庆年间贵县贡生刘禹圭所立碑文仍称该庙庇护“三县”（贵县、兴业、郁林）民众，足见当时桥墟仍以贵县影响为主。

桥圩三界庙。图源：抓拍贵港，侵删

二、清代乾隆至道光年间的争界与立碑纠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两县因界址纠纷酿成械斗大案，涉案者达九十余人，牵连甚广。

后经官府审理，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由兴业贡生蒙鎭河主持重修三界庙并立碑，重申“高地正中各割一丈五尺”的旧议，试图平息争议。然而根本矛盾未解。

至道光十三年（1833年），驻贵县木梓的浔州府（移驻贵县木梓，称“木梓分府”）通判萧氏介入，在桥墟立碑明确示禁，以杜侵占。此“清木梓萧分府残碑”成为后世贵县主张权利的重要物证之一，残碑至民国时期尚存。

清木梓萧分府残碑碑文。貴縣志 卷一 地理墟市 六一

三、民国十年（1921年）的正式勘界与裁决

民国七年2月（1918年），桥圩将三界庙改建而成小学，取名"兴贵桥圩街区立桥阳小学"，"兴贵"二字代表兴业、贵县两地共管之意。

民国九年（1920年），兴业县侵占兴隆街，纠纷再起。

民国十年（1921年），苍梧道尹林氏派委员何寿谦前往勘查。争议焦点在于兴隆街归属：

贵县以“担水巷为天然分水岭”及木梓萧分府残碑为据；

担水巷。图源：网络，侵删（下同）

兴业县则以该街商铺历来悬挂兴业门牌、缴纳烟酒税、地契在兴业验印等近代行政管理证据为凭。何寿谦勘查认为，从地形看（三面被贵县地包围）兴隆街应属贵县，但贵县缺乏管理实据。

最终，苍梧道尹林氏裁决：为息事宁人，以兴隆街闸口为界，街内铺户仍归兴业县管理，贵县“稍吃亏，亦昭让德”。

此裁决后，两县遵令立碑定界，此后十余年暂得相安。

担水巷的江边

四、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争端再起与省府终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兴业县县长钟尧勳据自治委员何靄浓等人意见，援引乾隆“两邑福堂”碑文，意图将桥墟全区划归兴业，并强令贵县辖境铺户改钉兴业门牌。

贵县桥墟区区长杨寿萱等八区区长联名向广西省政府呈文，附上桥圩全镇地图一张、前清萧分府界碑和苍梧道界碑的拓本各一份、旧桥圩三界庙碑文拓本两份、原贵县公署训令的照片，以及安栈、鸿合两户的印契和商业牌照等照片各一张，呈请上级审核，并力陈四点：

桥圩镇三界庙民国时期前座复原图（不完全准确）。制图：广西阿宇

一是明清史志证明桥圩原属贵县；

二是1921年勘界碑碣犹存，已有定论，不容推翻，两县局绅可作证；

三是驳斥兴业所引三界庙“福堂碑”碑文系仅为私人记述建庙缘起，并非官方划界文件，且庙内另有贵县人所立石碑说法不同，不足为凭；

四是贵县居民占桥圩十分之八，风俗与贵县相同，指出被占铺户持有贵县地契、牌照等物。

其中，《贵县桥圩区桥圩市兴贵两县县界地势平面图》为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5月绘制，地图左侧的竖排文字明确记载：“红线系民国十年六月奉苍梧道林道尹派员勘明，饬令兴、贵两县署转令桥圩团局及两县局绅遵照之界线。其兴隆街铺户与兴业县以闸口为界，并竖立界碑”。

《贵县桥圩区桥圩市兴贵两县县界地势平面图》1934年5月

地图上的桥阳小学校位于分界线西北侧，还特别注明，该校北面的空地 “旧日系属贵县，田亩均有粮单契据为凭。于民国十六年由小学校向甘岭村三吉堂买受，今改为操场”。

桥圩中心小学所在区位

桥阳区公所则位于桥阳小学校南侧，是桥圩区的行政中心，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桥阳区公所南侧的兴隆街，则标注了“兴隆街分府碑”“兴贵两县奉林道尹令所立之界碑”两处界碑的位置。

“兴隆街分府碑”“兴贵两县奉林道尹令所立之界碑”两处界碑的位置。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审阅图说及证据后，认为自民国十年勘界后“两县人民久已相安，所有设施尚无窒碍”，于同年七月以“民字第一七四七号”代电指令：“……自应准予暂照原案管辖，以免纠纷。”维持了民国十年的界线，驳回了兴业县再次变更界线的意图，平息了此次纠纷。

桥阳小学校的校名也随时代几经变更：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改称"贵兴桥圩中心国民基础学校"；1949年更名为"贵兴联立桥圩小学"。

黄旭初（容县东华人）

五、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划归贵县，争端终结

持续百年的划界争端，其根本解决有赖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行政区划大调整。

1952年，广西省重新调整行政区划，将原兴业县的第五区整体划归贵县管辖，湛江圩同步划入贵县。这一决定使桥墟与兴业县彻底脱离了陆地接壤，延续近两百年的“一圩两县”的共管格局被从根本上打破，桥墟完全并入了贵县的行政版图，这场跨百年的圩市争夺争端最终画上句号。

随着桥圩街正式全部划归贵县管辖，桥圩小学随之改名为"贵县十二区一小"；两年后（1954年）定名为"桥圩中心小学"，沿用至今。

此后，桥圩（墟）归属稳定，逐步发展成为贵县南部（今贵港市港南区）的核心商贸重镇。

桥圩镇中心小学旧校门。图源：桥圩镇学区办

阿宇小结

桥墟自古就是贵县地域，贵县虽在历史依据上占优，但在民国时期的争端中因缺乏近代行政管理证据而多次被迫让步，边界一度北缩二十里。兴业县则凭借其对桥圩的紧密联系、对部分街区的实际管理记录屡次试图扩大地盘。

整场争夺，交织着复杂的历史沿革、行政管辖证据与地方利益博弈，如果仅基于旧有文牍的辩论，是难以从根本性解决争议的。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贵县最终凭借历史沿革与行政区划调整，收回桥圩完整管辖权，贵港、兴业两地不需要再为“一圩两县”打得不可开交了。

桥圩老街现状。图源：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