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者利‖渤海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与理论教研室主任

王者利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员，（全国）教育书画协会篆刻分会理事，锦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渤海大学美术学院书法与理论教研室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2017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丛文俊、张金梁二位先生。主要从事书法篆刻创作和印学研究。作品入展“全国第八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全国首届青年书法篆刻作品展”等国家级展览十余次，主持国家艺术基金、教育部、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各1项，出版专著1部，在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10篇。主讲“中国古代书法史”“明清篆刻流派研究”“篆书专题”“篆刻原理”等课程。

晚明印坛趋俗现象研究

文｜王者利

晚明是中国流派印发展的繁荣阶段，受当时俗文化的影响，晚明印坛也伴随着 种种“趋俗”现象， 这种现象的出现一方面是 对“古”这一审美理念的误解， 以奇怪为古，致使印章有怪俗之弊；另一方面也是 受到当时木刻印谱的影响， 木刻印谱很难体现古印精髓，多板滞，也导致了晚明印坛的板俗之病。

（一）

晚明印坛“怪俗”现象

晚明怪俗之风 在印章上主要表现在残破和用字。

由于时间久远，秦汉印章大都有残破现象，这种残破在一些印人眼中成为了 古法的象征， 同时在求怪之风的作用下， 残破成了印人模仿的对象。

朱简在《印经》中引述陈继儒的话说：

碑石冰泐者具在，好奇之士，乃 专仿刻文剥刓之处，仅成字形，以为古意。 ”[1]

专仿剥刓之处，以为古意的做法在晚明极为普遍，当时的大家如何震、苏宣、汪关等也都曾留意于此，但都 寓巧于拙，蕴含深意。

如何震作品“听鹂深处”,“鹂”字与“处”字之间做残破， 使得印章下半部分显得满密，增强了整体感；

苏宣“张灏之印”的残破处理，主要以四周为主， 使得此印具 备了一种强烈的向外的张力，给人以震撼；

汪关独创的线条粘连模式， 于静态中透露出一种古意。

可以说他们的探索带有其独立的审美和追求，而非信手为之。

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而言，这种 带有理性的残破手法 却并不多见。

明张灏《学山堂印谱》辑当时名手所制印章而成，颇能代表当时印坛的现状。 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印人那种“故作烂碎漫灭”“正似钟馗嫁妹，狐鬼送装，见者怖走”之态。

“横琴了无事，垂钓应有以”这方印章所做的残破处理，并没有足够的理性思考，对印章的整体效果也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是 单纯地为了残损而残损，也许作者这么做的目的是想通过残破达到“古意”，但明显的，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朱简曾从刀法的角度对时人残破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

吾所谓刀法者，如字之有起、有伏、有转折、有轻重，各完笔意，不得孟浪。非 雕镂刻画，以钝为古，以碎为奇之刀也。有刀锋而似锯牙燕尾，外道也。 [2]

在朱简看来， 古之刀法在于有笔意，而非以碎为奇之刀， “古意”并不是单单通过刻意模仿古印残损就能得到的，印章中的古意，绝非单靠技法所能得，更多的是“以意为之”。方以智在《印章考》中对此曾有言：

刻印仿古，则虽奇无碍也。 真能好古者，以意为之，亦有缪篆古意； 不然者，虽仿古亦时人耳。岂故作烂碎漫灭，遂为秦、汉耶？[3]

此为的论。

晚明印人除在残破上过于求奇而显得怪俗之外，在印章字法上也因过于求奇求怪而显得颇为俗气。

印章字法自元以来一直奉行白文崇汉、朱文用宋元的做法，即白文大都使用汉摹印篆，朱文则大都使用秦小篆。

这种做法到了晚明则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晚明世俗文化的兴起，使得社会上怪字、别字、错字大行其道，而文人也往往以能认、能写“奇字”为荣。明中期江晖“为文钩元猎毖，杂以古文奇字……令读者谬根眩霓，至莫能言，隐口汗颜而罢”。

这种风气自然地也浸染到了印章当中，白谦慎先生曾言，若论历代篆刻用字，明人所用印章字法最为难识。

晚明印人或许是因为好古炫博，常常引用极为冷僻的古文入印。

如“端臣氏”之“端”字，似源于《六书通》而与《说文》大异；陈奇龄所用印章“真长”，应取自《古文四声韵》并稍作改变入印；

徐日升用“海登”印，作者将“海”字下部处理成独立的笔画，又将“水”旁直立与“每”字相通，变形极大，严格来讲已成错字。

为了奇而求奇，其结果往往是“怪而不奇”，对此，不喜平庸当然是好事，但若妄意求“奇”，则往往使得作品了无生气。正如为了追求雅而刻意做作“矫言雅尚，反增俗态”一样。

除大量使用冷僻古字入印以外，晚明印人也常使用大量篆书变体或图形文字入印。

南朝宋王愔曾作《文字志》，其上卷著录当时所见古书体三十六种，其中包括凤书、鱼书、龙书、麒麟书、龟书、芝英书、倒薤书、云书、金错书、仙人书、蚊角书等多种 篆书的变体。

在庾元威《论书》中更有六十四种、九十一种、一百二十种之说。这些杂体篆多属于美术体，是“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的产物，历来还未见用于印章。晚明印人将其施于印章，虽算得上是创举，却也足见受到当时好异尚奇之风的影响。

如“宁舍己利人，勿因人利己”一印，所用书体为柳叶篆。

梦英《十八体书》：

柳叶篆者，卫瓘所作，卫氏三世工书，善数体，又为此法。其迹类薤叶而不真，笔势明劲，莫能传学。[4]

明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中说：

蔡中郎作大篆，则稍兼肉矣。唐时称李阳冰，阳冰时作柳叶，殊乏古意。间亦作小篆，然不见有劲挺圆润之意，去李斯远矣。[5]

从以上两说可见，这种篆体以类似柳叶而得名。 晚明印人以奇怪篆入印，柳叶篆占了很大的比例， 从印文中可以看出，这种篆体两头尖而中间宽，形同柳叶。

在晚明官印中有一方印文为“荡寇将军印”所用文字亦是柳叶篆。该印银质，伏虎钮，印面10.4CM、高7.5CM，为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十月礼部所造，乃崇祯皇帝颁发给白广恩的印信。 [6]

明代将军印为何以柳叶篆为之，史无记载，明代官印规定的字体为九叠篆，在已发现的明代官印中，将军印却以柳叶篆为之，想是因柳叶篆“笔势明劲”以此显示朝廷的威仪也未可知，但从中却透露给我们这样一个信息，在明朝，柳叶篆是杂体篆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这一点从明代文人印章中也可得到证明。

晚明印章入印文字除柳叶篆之外，还有垂露篆、芝英篆、剪刀篆、龙爪篆、垂云篆、蝌蚪篆等杂体篆，甚至有以图形文字入印者。

这些篆书形体多怪异，多不易识。其中很多书体虽自南朝以来就有记载，但多不曾见，在社会上更是极少使用。

历来印章使用书体多为缪篆，元赵孟頫开始以小篆入印，印风婉转流利，深得文人喜爱，元朱文印风于是流行。

以异体篆入印，就篆刻本身而言，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仅是印人尚奇炫博手段而已。这种好异尚奇之风不仅在文人印中流行，甚至影响到朝廷宫廷用印。

如“清宁宫图书”一印所用的便是垂云篆；

在晚明宫廷印章中还发现一枚印文为“宝藏”的五面同文玺，所用字体分别为蝌蚪篆、垂云篆、垂露篆、悬针篆、雕虫篆。又有“文德武功”六面同文玺亦是如此。这些闲章不同于官印，在用字方面也就更为随便，刻毕之后，可能只是为了把玩，绝少使用。

在现今所见明御笔书画上所用闲章的篆法，都是较正规的九叠篆和玉箸篆，以异体篆入印的闲章则未见钤用。由此推想可知，这类闲章应是受社会好异尚奇之风影响，感到新奇有趣的结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好奇之风影响之巨、之广。孔云白在《篆刻入门》中曾评论说：

唐人意拟复古，妄自杜撰，徇名之作不可胜计。若龙书、穗书、云书、龟书十八体，三十二体及大禹衡岳碑、比干铭、磐铭、藤公墓铭、延陵季子碑、碧落碑等，篆皆谬妄之书，万不足法。明人好奇怪，以之入印，自炫古奥，见之令人作三日呕。[7]

（二）

晚明印坛“板俗”现象

晚明《顾氏集古印谱》的刊行带来了篆刻艺术的繁荣，更准确地说，木刻翻印的《印薮》的刊行使得晚明印人的篆刻热情空前高涨，也带来了晚明印坛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

《顾氏集古印谱》原石钤拓本仅二十部，虽标价“白金十两”，却也在面世之初就被竞相购去。

甘旸曾言：

隆庆间，武陵顾氏集古印成谱，行之于世， 印章之荒，自此破矣。 [8]

但是此印谱毕竟发行量太少，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印人的需求，于是，顾从德委托罗南斗在原《顾氏集古印谱》的基础上扩充玉印二百二十余方、铜印三千二百余方，于万历三年（一五七五）成书，并定名为《印薮》。

《印薮》的面世对晚明印坛影响巨大，虽在《顾氏集古印谱》出现之后，张学礼、程远、朱简等人汇集的十余部印谱面世，但在影响上却远逊于《印薮》。

赵宧光对此曾言：

及顾氏谱流通遐迩，尔时家至户到手一编，于是当代印家望汉有顶。[9]

足见《印薮》影响之广。

《印薮》影响虽广，但引起的问题却也极大。

由于此谱是木刻而成，在翻刻之时，极易造成线条板刻失真，很难反映出古印原有的神采。 对此，当时印人多有批评。认为其古法已『澌灭无遗』；『章法、字法虽在，而刀法则杳然矣。』

张纳陛则更是直言道：

指《印薮》以为汉，弗汉也，迹《薮》而行之，弗神也……摹印并其剥蚀以为汉法，非法也。 《薮》存，而印之事集；《薮》行，而印之理亡。 [10]

足见 印人对木刻《印薮》板刻失真、不能反映古法一事耿耿于怀。

而王穉登更是 以《印薮》的刊行为界限，将晚明印坛划为两部分， 他在《古今印则》跋中说：

《印薮》未出， 坏于俗法； 《印薮》既出， 坏于古法。 恂俗虽陋， 泥古亦拘。 ”[11]

祝世禄受其影响，在《印隽序》中也说：

《印薮》未出之时，刻者病鄙俗而乏古雅；既出之后，刻者病泥迹而失神情。[12]

可以说， “病鄙俗而乏古雅”与“病泥迹而失神情”恰是对晚明印坛的整体概括。 我们将《顾氏集古印谱》与《印薮》相比较就会发现，无论是线条、转折还是字形等方面，《印薮》都有很大的失真，神采大失。

读晚明印人印谱，我们也不难发现，当时印人受木刻印谱影响，板滞现象随处可见，可知当时印人对印坛的批评并不是无的放矢。

注释：

[1][2]（明）朱简，《印经》，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三八页。

[3]（明）方以智，《印章考》，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四九页。

[4]《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上海书画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第二一五页。

[5]（明） 何良俊， 《四友斋丛说》， 中华书局，一九九七年，第二四四页。

[6]南波，《关于『荡寇将军印』》， 见《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二期，第九十一页。

[7]孔云白，《篆刻入门》， 上海书店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第六十八页。

[8]（明）甘旸，《印章集说》，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七十六页。

[9]（明）赵宧光，《金一甫印谱》序， 见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西泠印社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四六一页。

[10]（明）张纳陛，《古今印则》序，见《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六十七页。

[11]（明）王穉登，《古今印则》跋，见《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七十页。

[12]（明）祝世禄，《印隽序》，见《历代印谱序跋汇编》，西泠印社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八十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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