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四野系统的名将，都出自红四方面军，为何高开低走、军衔偏低

人民军队的发展，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最初人少、枪少、粮少、什么都少，经历几次生死攸关、通过长期艰苦奋斗，才得以逐步壮大，最终获取革命胜利。

投身在这条洪流中的人，大部分职务随着队伍壮大而提升职务的，但也有少数比较奇怪，形成一个“高开低走”的趋势，像四野系统里就有三位出身红四方面军的名将如此。

他们分别是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是被打压了吗？

一、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

这三人“低走”的原因各不相同，先来说说资格最老的倪志亮。他从军时间非常早，1917年就加入北洋皖系吴光新的部队，参与过军阀混战，一直干到了排长。

只是这种生活看不到自己和国家的未来，倪志亮深感报国无望，决心另寻出路。1925年秋，黄埔军校在河南开封招生，倪志亮听说后连忙赶去报考，成功被录取。之后他就进入黄埔军校，与101、刘志丹、伍中豪等人成为四期同学。

在校期间，他受到共产主义熏陶，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1927年国民党挥动屠刀时，身在广州的他不幸与400多名共产党员一起被捕，还好敌人对他们这一批基层人员网开了一面，只是关押并非处决。

同年年底，广州起义爆发，倪志亮等人被解救出来并立即参加起义。当敌人反扑时，倪志亮打得非常顽强，左腿不幸中弹。

后来起义失败，倪志亮因伤势过重无法转移，就隐姓埋名留在广州，靠打短工谋生治疗。

等身体稍微康复，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归组织，可惜此时白色恐怖盛行，原来的联络方式全部失效，倪志亮只好辗转各地寻找蛛丝马迹，一直到河南新蔡，才找着了旧友恢复工作。

一开始上级安排他在区委做地下党，但习惯了军旅生涯的倪志亮还是想在部队，就去往上海，请求中央分配军事职务。

当时鄂豫边区的斗争刚刚开始，急缺军事干部，倪志亮就被调了过去，不久出任红11军31师第3大队队长，相当于团长。

1931年红四方面军正式成立，下辖第4军和25军，其中红4军是绝对的主力，归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共下辖3个师，师长分别为倪志亮、王树声和陈赓。

王树声、陈赓都是后来的开国大将，职务含金量无需多言。

而这还不是倪志亮生涯的最高峰，1933年他又出任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兼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是方面军里排得上号的首长，麾下有数百名将军都曾是他的部下。

并且，倪志亮帮助过很多人，像王新亭、陈再道、滕海清、胡奇才等在回忆录中都对他有大篇幅描写，多包含感激之情。可见，倪志亮为人和能力都是不错的。

抗战爆发后，倪志亮担任过129师参谋长、晋冀豫军区司令员，129师下386旅旅长是陈赓，晋冀豫军区副司令员是王树声，原本的红4军三个师长，倪志亮当过另外两人的上级，看起来前途无量。只可惜，这已属于军旅生涯的顶峰。

后来的抗战时期，倪志亮没多少露脸的机会，还奉命回到延安学习，几年都未上前线，从这里开始有些“掉队”了。

1945年7月的一天，倪志亮得到新任命——去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协助陈毅开展工作。

这是倪志亮梦寐以求的机会，他带着满腔热情出发，可刚抵达晋东南前线指挥部，日本宣布投降了。局势一变，他的去向也转往了东北。

解放战争时期，倪志亮历任辽北军区司令员、西满军区司令员、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等职，这种偏后方的职务，获取战功的机会就比较少。很多以往的老部下，也就开始超过他。

新中国成立后，倪志亮在武汉警备区短暂任职，后又被派去朝鲜搞外交工作，1950年7月担任驻朝鲜大使，任职期间为抗美援朝做了很大贡献。

1952年3月，倪志亮身体出现严重健康问题，周总理让他回国休养，不久调任为解放军后勤学院副教育长。这好歹也算回到军队系统，否则一直在外交战线上，或许都不会有军衔了。

后来倪志亮历任后勤学院副教育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虽然他资历很老，但从抗战后期就没那么出彩了，授衔时的职务也不算高，综合来看，就被授予了中将。

至于导致他“高开低走”的原因，深究起来还是跟自己的脾气以及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有关。倪志亮在旧军队中当兵多年，是有一定军阀习气的，他自己在检讨时就说过：

“我这个人有个很大的毛病，爱骂人，有时心急上火，还动手动脚，这是一种什么作风？是军阀作风，这种作风在我身上存在不是偶然的：一是我在旧军队中呆过七八年，军阀作风对我有影响，二是认为自己能打仗，骄傲自满，目中无人。三是思想方法简单，认为不打骂就带不好部队……”

曾经有警卫员犯错，他直接用枪把子弹打在对方脚下，吓得警卫员够呛。这种方式在旧军队中常见，但肯定不符合人民军队的纪律。

另外，原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老张在长征的北上南下之争中，妄图利用武力胁迫中央，还公然宣布过“另立”，这让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都受到了影响。

一些职务较低的还好，但像倪志亮这种高级干部，如果跟老张渊源不深，是没办法得到重用的，所以后来的发展无可避免受到一定限制。

二、首长的首长詹才芳

詹才芳虽然还没达到方面军级别的高度，但资历也非常深，是鄂豫皖根据地源头木兰山七十二好汉之一。他1928年当连长时，麾下有个班长叫许世友，还有个副班长叫李先念。

1931年当团政委时，搭档团长是王树声；1933年当军政委时，搭档军长是王宏坤；并且，他有5位警卫员是后来的开国将军：陈锡联、王近山、谭知耕、甘思和、邓岳，除了王近山以外，另外4人都靠他救过命。

建国后的70年代，陈锡联位高权重，对于很多人是能避就避，但如果詹才芳登门，陈家会非常欢迎，每次还高兴地说：首长的首长来啦！

这个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为何后来仅为中将呢？主要跟三件事有关。

一是草地分兵的一封电报，1935年9月8日，老张曾致电詹才芳：

“才芳：

甲、91师两团，即经梭磨直到马尔康、卓克基待命，须经之桥则修复之。望梭磨、康猫寺路，飞令军委纵队政委蔡树藩所率 人马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电复处置。

朱、张 8日”

这封电报被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所著的《红军长征文献》收录，真实性毋庸置疑。从内容可以看出，老张已经有要动武的迹象，让詹才芳准备扣留中央红军的蔡树藩。而次日，中央就被迫单独北上，迎来了至暗时刻。

虽然电报不是詹才芳所发，他也没有做出过激举动，但老张能将这个任务交给他，证明是相当器重信任的。因此，后来老张被批时，詹才芳肯定也会受影响。

二是老张放弃错误做法，红四方面军北上延安的途中，詹才芳部下缴获了一批汽油，这是极其珍贵的战略物资，中央非常重视。可护送期间有名战士抽烟不慎将汽油引爆，捅了大篓子。

调查组前来询问时，詹才芳将责任全部揽下，此举保护到别人，却让自己被送到红大学习。

三是在延安之际，由于“批张”运动愈演愈烈，很多四方面军的干部感觉难熬，就想脱离队伍，以至于出现拖枪逃跑未遂事件，詹才芳也是参与者之一。

事后他们都学习了好一阵子，等詹才芳1940年重返前线时，就已落后许多昔日的部下。战争年代，一步慢就步步慢，詹才芳解放战争中担任过军长，按照这个级别，55年授予中将军衔也是很正常的事了。

三、西路军唯一幸存军长程世才

跟前两位比起来，程世才属于后起之秀，他1930年才加入红军，此时倪志亮、詹才芳都已是中层干部。

但程世才崛起速度很快，因得到徐向前的重用，1935年就当上红30军代军长，这年他才23岁。懋功会师时，毛主席都讶然道：“你这个军长，很年轻啊”。

奈何程世才后来没有将这种耀眼维持住，接下来的草地分兵、百丈关血战、西路军，让他遭遇三次重大挫折。尤其是西路军，让他部下几乎被打光，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带兵生涯。

等程世才辗转回到延安，前线的指挥职务已没有合适的位置，就只好先进入抗大学习，1939年才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参谋长，随萧克一同挺进平西。

这本来是个机会，奈何萧克没能将冀热察发展起来，程世才有劲也没处使。后来萧克还调徐德操过来担任参谋长，程世才自感无趣，就选择离开平西，整个抗战时期没了在一线作战的机会。

日本投降后，程世才随部挺进东北，1946年初担任三纵司令员。但他在四平之战因准备不足，导致敌侵入过快，影响到整个防御布局。

并且他撤出阵地后向东总建议，将阵地阻敌改为运动阻敌，让上级更为不满。说到底，程世才自己的思维没有转变过来。

由于抗日时期他基本没怎么参与，就相当于从红军直接跳到了解放军，从游击战直接跳到正规战。所以还是认定能打就打，打不了就撤的战术，这不能说错，只是不符合解放战争的环境。

当然，四平之败是多方面的原因，东总并没有归咎于程世才，但下来的南满保卫战中，程世才还是老样子，东总明明告知防线极为重要，需稳住阵地。

然而，程世才坚持分兵迎敌，结果就是南满防线失守。当时我方处于劣势，没有时间给他来转变了，东总只好换人，程世才逐步转到二线，很少再领军作战，1955年时被授予中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