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律师田文昌深情发文回顾与高铭暄教授的师生情谊和不解之缘

高铭暄老师走了，享年98岁。高老师是学界公认的刑法学第一泰斗，也是第一寿星。98岁是高寿，但高老师成为百岁老人一直是大家共同的期待。高老师生前自律自立，他那矫健的步伐、洪亮的声音、精力过人的状态，一直成为后辈们为之羡慕和传为佳话的偶像。

高老师的离世出乎意料，令人痛心，也唤起了我多年来难以忘怀的一些深刻记忆。我虽然不是高老师的亲学生，但“不是亲学生，胜似亲学生”是我在高老师众多亲授弟子面前常常自夸的一句口头禅。

前些年我出版论文选集《与法治同行》时，高老师为该书撰写的序言情真意切、语重心长。他的亲学生卢建平不无疑惑的说，高老师的亲学生都难求到这种倾情关爱的“亲序”，高老师为什么对你如此厚爱？你真是太幸运了！

图为高铭暄老师为《与法治同行》所作序言

2023年高铭暄学术馆开馆典礼时，我看到一楼展厅中最显著的位置并摆放着我1987年出版的生平第一篇论著《刑罚目的论》的手抄稿和高老师序言的手稿，我着实为之一震！那篇手稿我自己都没有了，高老师竟然保存了几十年，而且将他为我作序的手稿一并展出，又摆放在最显著的位置。当时在场的姜伟、胡云腾等人羡慕忌妒地说，连我们这些亲学生都没有这种待遇，可见高老师对你是何等厚爱！感动之余，我又情不自禁地对他们说出了“我不是亲学生，却胜似亲学生”的那句口头禅。事后，我复制了展厅里的那部原稿和序言手稿珍藏起来。

图为高铭暄老师序言手稿原件、《刑罚目的论》手抄稿复印件以及田文昌的现场照片

我与高铭暄老师的师生情缘要从40多年前说起。1980年至1983年我在西北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大学前身）读研的时候，曾有一段国人少有的“游学”经历。当时我利用寒暑假时间在我两位导师的支持和引荐下，拜访了国内五院四系加社科院法学所和公安大学的刑法学界的诸多前辈学者。其中，人民大学的高铭暄教授、王作富教授，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的曹子丹教授、武汉大学的马克昌教授是我拜访次数最多、受教最深的几位恩师。当时的条件较差，教授们没有单独的工作室，都是在家中接待我。前辈们那些不吝赐教的谆谆教诲，我至今记忆犹新。其中，我向高铭暄老师的求教次数最多也受益最深，而最令我感动且终身难忘的是我撰写学位论文时的一次拜访。我当时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刑罚的目的》，但与此题目相关的参考书在国内极少。我那一次到高老师家中去求教，正值老人家腰病发作，不能下床。高老师忍着病痛躺在床上跟我深谈了两个多小时，而我则因求教心切而忘了时间和高老师的健康，至今还为我当年的少不更事而追悔。临别时，高老师躺在床上用手指着他的书架上的两本厚厚的关于刑罚学的俄文专著，让我带回去作为撰写论文的参考书。后来，我如获至宝般将这两本书全文复印装订成册，正是这两本俄文专著成了我撰写学位论文的唯一的参考资料。高铭暄学术馆建馆后，我在家中找到了其中一本的复印件，送给了学术馆作为永久的纪念。

高老师不仅为我撰写论文给予指导，还在我论文评审时予以支持。在当时的环境下，学术氛围是比较保守的，关于刑罚目的的问题尚无人论及，而我论文中的观点在当时看来又显超前。所以在西北政法学院评审时遭到了质疑，虽然我得到导师的支持，却难过领导的评审关。而在此关键时刻，又得到了高老师的鼎力支持。高铭暄、曹子丹、马克昌三位老师都对我的论文做出了肯定的评价，高老师的评语更是中肯、明确、不容置疑。我的学位论文在校内终能获得通过,离不开高老师的教诲和支持。

1983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分配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本来有机会去做高老师的博士生，但因年龄和家庭的原因需要尽早工作而放弃了这个机会。虽然如此，我与高老师的情谊并未淡漠且日益加深。

1985年，我到中国政法大学将近两年时。因房屋拆迁使家属陷入住房困境，按照当时的政策，中国政法大学五年之内又不能解决家属户口进京问题。正在无奈之中，我闻知深圳大学要设立法律系，并聘请高铭暄老师帮助组建。于是，我就斗胆去找高老师，想请他推荐我去深圳大学并解决家属调动问题。而高老师竟欣然允诺，并把我带到即将去深大担任系主任的人民大学李泽佩教授家中做好了安排。

这种雪中送炭般的支持与关爱使我终生难忘。后来，当我怀揣高老师的承诺，底气十足的回到中国政法大学请求调动时，却被时任校党委书记的陈卓部长以破格调家属进京的厚爱而强力挽留了。我于是因祸得福而留在了中国政法大学并提前调来了家属，但对高老师的关爱和支持仍然不能忘怀。在百般无助的困境之中，那种关爱的温度是可以想象的。

1987年我的第一本论著《刑罚目的论》出版是高老师作序，就是学术馆展示的那部手稿抄本和高老师的序言手稿。

2017年我的学术论文选集《与法治同行》出版，又是高老师作序，就是被他的亲学生羡慕的那个“亲序”。

从80年代初我读研期间向高老师拜师求教开始，直到如今，几十年来高老师对我的教诲与支持从未间断过。在我1995年从中国政法大学辞职做律师以来，高老师不仅一直做京都律师所的专家顾问，更是对京都所关爱备至，对京都所的活动有请必到。可以说，我个人的成长离不开高老师，京都所的发展也离不开高老师。

回顾与高老师这种不解的师生情缘，感慨万千！作为一名高老师的编外学生，我尚能深得高老师的如此厚爱。可以想象，高老师对那些众多的亲授弟子一生中倾注了多少心血。这就是大爱无疆！

高老师的一生不仅教书，而且育人。他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影响带动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学子。而这些人正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法治进程。

高铭暄老师无愧于“人民教育家”这个称号。这种“无愧”不仅在于官方的认可，更在于人们发自内心的认同！

高铭暄老师的精神永存！

田文昌于2026年2月27日

来源：京都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