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不苑：以自我为田野，成长出“拥抱混沌的勇气”

学人简介：邱不苑，写作者、舞者，在生活与爱中摸爬滚打学习的人。剑桥大学在读全奖博士，《南方人物周刊》前资深记者，三明治短故事学院编辑、写作导师。邱不苑发表非虚构作品近百篇，曾被《南方人物周刊》杂志社评为“年度最佳记者”“年度最佳新人”，作品曾入围“腾讯·谷雨计划”非虚构月度榜单。2025年10月，邱不苑老师出版新书《剑桥一年：关于爱与拥抱的自我民族志》，该书是一部关于精英教育思考与女性情感成长的非虚构文学作品。故事以作者收到剑桥录取通知书与决定离婚这两件几乎同时发生的事为起点展开，主要记录她在剑桥一年的求学生涯，由此回溯其怎样来到英国，走进剑桥，并引申出其背后的人生经历与蜕变。

本文为学人Scholar公众号志愿者辛宇、王纯、董雪桐围绕《剑桥一年》一书对邱不苑老师所作采访。

01

《剑桥一年》：把自己作为田野

学人：您在书封提到您采用“自我民族志”方法，将个人创伤作为研究的田野。那么，在学术规范与极度私密的情感表达之间，您是如何把握平衡的？这种方法对您理清自身经历和理解更广泛的女性处境，起到了什么独特作用？

邱不苑：我先从“平衡”这个问题答起。我认为这种问法本身隐含了一种对立：好像私人情感不符合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排斥私人情感。但自我民族志这种方法的价值观正是在挑战这种二元论。

民族志本是了解他者的人类学方法，当把自我作为田野时，我们其实转换了一种认识论：如果自我与他者、主观与客观的界限并不分明，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重新解构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他者、何为私人与公共……我们要挑战的正是这个界限。

所谓“客观中立”的研究规范，常被视为排除私人情感、客观看待他者的态度，但这背后本身存在一种霸权，且“客观”本身也是一种想象。在选择任何议题时，我们已带着主观进入知识场域。若不认清这种“客观”带来的霸权，就会不自觉地延续殖民主义的学术规范。将自我带入，正是要质问：私人情感本身，可不可以就是知识产生的来源？如果我们不去正当化情感在学术研究中的位置，便是在暗中为原有的霸权知识体系助力。

我并没有在找平衡，因为我认为私人情感本身就是研究的田野，是知识的来源。这是《剑桥一年》的一个核心思想：我书写大量私人故事、自我故事和情感故事，直到最后一章写“拥抱”，是想说明，正因为我们的教育不断规训和沉默我们的身体与情感，所以当我们在亲密关系中遭遇的创伤与问题时，我们不会拥抱自己，而是习惯在写作中惩罚和自我怀疑。所有这些都与身体及情感在知识体系中被贬低或排除息息相关。我想把私人情感重新拉回正当的知识生产领域。

学人：那么，通过这种自我民族志式的书写，对您个人梳理经历，以及理解更广泛的女性处境，具体起到了什么作用？

邱不苑：写作对我个人起到了极大的梳理和疗愈作用。它像炼金术，将无形的情绪提炼为有形的文字，当你能够为经验和情绪赋名时，就仿佛拥有了将它们从身体中抛出去的魔法。从一开始恐惧、颤抖着书写，到现在能坦然叙述，这对我而言是巨大的释怀。

同时，正因为带有自我民族志的色彩，它会迫使你去思考私人经验背后更大的共性与结构性问题。比如，最初的写作冲动或许是出于情绪发泄的需要，但落笔后你会自问：这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的前夫在关系中不会处理愤怒？为什么那么多男性在家庭中天然认为自己是父权结构的掌权者？为什么在我的婚礼上，司仪（即使是女性）会自然地把话筒交给男性？这背后是怎样的父权结构、重男轻女传统和社会角色认知在起作用？写作让我试图穿越简单的二元对错评判，去看到每个人行为背后更深的结构性原因。

《剑桥一年》

作者：邱不苑

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

学人：您提到从最初的痛苦书写到完成自我疗愈，并尝试触及更深层的问题。在这个从瓦解到新生的过程中，是哪个具体的瞬间或时刻，让您决定将这段经历写成一本完整的书？

邱不苑：很难说有一个具体的时刻，这更像一种逐渐累积的勇气。最初会有顾虑和恐惧，比如担心他人反应。但在与朋友交流和作为写作导师指导女性学员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有类似经历。我书中提到“心理淤青”的概念——很多人在关系中没有遭遇原则性问题（如家暴），却充满了日常细微的、不被理解的不适与痛苦，这些常被我们自己觉得“不重要”而掩盖。如果无人书写，如果大家都觉得“家丑不可外扬”，这些经验中的知识将永远丢失。所以，我觉得必须去看见和言说。到这时，书写不再仅仅为我自己，也为许多有类似遭遇的女性或关系中的弱势方。同时，在剑桥的学习经历，接触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也给了我理论上的勇气，让我意识到个体经验本身就是公共经验。

学人：您的写作基于对一段经历的回溯。请问您是如何处理“回忆”的？回忆是对过往经历的真实再现，还是感受的再现？回忆可能夹杂着后天的创伤性回溯或美化的再造，您如何在书写中处理“真实”与“感受”？

邱不苑：感受本身就是一种真实，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真实”。通常话语中的“真实”被等同于“客观中立”，但这种“客观中立”真的存在吗？尤其在处理人际情境时，主观真实同样是真实的一种，视角不同，我们看到和感受到的真实就不同，但每种视角的真实都有其价值。

在回忆和书写中，我能做到的是充分尊重我自己的主观真实。它混合了我所记忆的事件如何发生，以及我当时的感受。当然，事件中的其他方会有他们自己的立场、记忆和“罗生门”，但作为写作者，我只能呈现我这一部分的真实。

学人：您也提到自己是非虚构写作导师。从记者到作者，《剑桥一年》的写作，让您对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有没有新的认识或更新？

邱不苑：与其说是理论更新，不如说是实践的深化。我曾鼓励学员勇敢书写、不要过于在意评价，但轮到自己时，我经历了和他们一模一样的恐惧、担忧和自我怀疑，这让我更切身地体会了写作者的心理过程。

关于真实与伦理的问题，在写作中和出版后都会被不断追问。你自己也会不断自问：到底什么更重要？是保证安全，还是言说本身？言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私人发泄，还是为了引发更广泛的共鸣或揭示结构性问题？写作是一个不断接近和打磨“我为何要写”的过程。

另外，国际上对非虚构的看法有逐渐与虚构融合或模糊界限的趋势。我们开始讨论，所谓的Nonfiction本身也是Creative的。每个人的回忆都或多或少经过主观意愿的加工，而那个主观目的本身就是一种“真实”。能否清晰意识到自己的叙事目的，而不是混沌地书写，这很关键。当你在组织回忆时，这种基于主观的叙事重构，算虚构还是非虚构？界限本身是模糊的。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具体地感受到了学术界为何会有这样的讨论。

英国西约克郡Arvon写作营的山间小屋

学人：除了与您有相似经历的女性读者，您还希望《剑桥一年》与哪几类读者产生触动或深度对话？您希望它面向何种公众议题？

邱不苑：除了女性读者，我也非常希望触及对教育、对思考知识与身体情感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在全国新书分享时，我在重庆的那场活动就完全围绕教育话题展开。书店主理人是一位母亲，她说希望她13岁的女儿读这本书。尽管有人觉得开篇写离婚对青少年或许沉重，但她认为，亲密关系与身体情感的教育恰恰需要从小开始。

我们的教育前18年过于强调成绩和头脑知识，有意压制和沉默身体与情感。课堂上身体被规训，情感表达（如“早恋”）被禁止。但18岁后，社会又突然期望我们能处理好亲密关系。这中间的断层导致许多问题。我希望这本书能引发对教育改革的关注：如何正视身体与情感？如果知识不只意味着头脑知识，身体实践和情感体验也是知识，那我们该如何重新定义知识、更新教学和评估方式？

书中后半部分详细写了我在剑桥一个非常注重具身化（embodiment）的学习项目中的经历，这种上课和论文指导方式如何改变了我对学术、知识的认识，并促使我反思自己与身体、情感的关系。我也将导师指导我的方法用在我的学生身上，看到他们从认为论文必须写“外在于我”的课题，转变为研究与自身真切相关的问题，这带来了很大的改变。我希望我的书也能带来类似的启发。

停泊在伦敦运河上的一排船屋

学人：您反复提到想革新知识生产的范式，那么对您目前的认知和观念来说，哪些书籍或理论家比较重要？您现在的博士研究关注哪些议题？

邱不苑：如果只推荐一本，我常推荐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Teaching to Transgress。贝尔·胡克斯也是女性主义领域的领军人物，在那本书里，她谈到自己作为大学老师，甚至不知如何在课堂上提出上厕所的难题，由此展开对身体、情感、欲望在教育中位置的探讨。这本书对我理解“知识是什么”非常关键。

我现在的博士研究也沿着这条路径。我和同门正在编辑一本英文论文集，主题是“生活与爱作为研究方法”（Living and Loving as Research Methodologies）。我们提倡的研究方法，不再二元化地区分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研究者自身，而是主张研究者真实的生活、亲密关系和爱等生命经验，本身就可以作为研究方法。我的博士论文方向大致是把自己的生活当作田野，更具体地关注“以日常生活琐事为基础的教学法”，探索日常生活中任何微小的琐事如何成为知识的来源。

学人：您毕业后的初步规划，或者说将来的创作设想是什么？

邱不苑：我比较理想的状态是能同时跨界三个领域。一方面，希望在高等教育学术圈继续从事与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关的研究；另一方面，希望继续写书，特别是中文写作，将生活经验与知识生产结合；第三，希望能真正参与到创新教育的社会实践中去。如果都能实现，会是“三栖”的状态。当然，未来无法规划太远，还需看机遇。

02

剑桥经历：拥抱混沌的勇气

学人：您在书中反复提到了“爱与拥抱”这个身体实践，并且将它具象化为街舞、脱口秀等身体活动。能否分享一个您认为最触动您的通过运用身体实践来突破困境的实例？

邱不苑：要举实例的话，我推荐街舞和拥抱，它们非常真实地改变了我，我也都详细地写进书里了，我想知道你作为读者对哪一个更有感触，我再决定分享哪个。

学人：街舞吧。

邱不苑：我正经学街舞是九年前。我是有一些舞蹈经验的，但是一开始学的是hip hop。学街舞则是在一种完全没有计划，而且是完全被欲望驱使、被吸引的情况下走进舞蹈教室的。当时一个非常帅气的女生和一个街舞老师在跳舞，我觉得太帅了，就径直走了进去。其实在此之前我根本没有想要上hip hop课，所以这为我后续的学习埋下一粒种子。

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普遍会认为教学法就是设计课纲、教法，帮助学生学得更好。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学习的起点其实与感性的欲望、吸引力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有这种经验。比如，小时候你把自己喜欢的老师的那门课学得特别好，但是很不愿意上不喜欢的老师的课。这其实跟知识本身的吸引力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跟上这门课的人对你的吸引力有关。总之，我当时就是被这么一个帅气的女孩子吸引，而后开始学习街舞的。

我学了两年街舞还处在一个比较初级的阶段，一直都没有获得突破。真正的突破是在两年之后，有一次街舞老师对我们非常不满，他觉得一群成年人，为什么跳起舞来浑身软绵无力，不敢发力？hip hop这种舞蹈很需要用身体去释放力量，但是我们释放力量不够，这不是因为没有力量，而是因为我们不敢。这个不敢的背后其实是因为我们长久以来被某种社会规训所约束。

邱不苑所在的剑桥校舞蹈竞赛队在全英高校舞蹈比赛中得到的奖杯

我从小学习古典舞、民间舞，这种舞蹈要求舞者很端正、很优雅，所有动作都要轻盈，例如脚点地不可以踩出很大声音，因为那是很粗鲁的表现，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已经被一种无形的社会规训所文明化了，导致我们压抑了很多本来应有的力量，而不敢去或者也不知道怎样去释放。所以，为了让我们释放力量，街舞老师要求我们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跺脚。他要求我们把全身的力量都投入到跺脚这个动作里去，把脚狠狠地跺在地上，发出很大的声音。于是我们这五六个成年人就开始跺脚，一开始还是会很担心吵到别人，跺得很轻、很斯文，也很拘谨，老师就一直让我们再用点儿力。我们就这样卯足了劲儿持续了5分钟，跺得舞蹈教室尘土飞扬老师才满意。通过跺脚，我发现身体其实有非常多的力量和能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或者不敢去释放它。街舞或者hip hop是一种和其他舞蹈与众不同的训练身体的方法，它以不同以往的逻辑来代替文明的规训。在hip hop这个舞蹈里，狂野、有力量、不受约束、粗犷才符合标准。

当标准完全被改写，代之以用身体去感受和学习的时候，才会真实地意识到：原有的规训是如何操控身体？如果要学习达到另外一种表现方法，这中间还要走多少路？这会成为自我觉察的开始。所以我就是通过跺脚这么一件小事，开始逐渐去思考怎么释放自己身体的力量。其实在跳街舞时，如何释放身体的力量这件事我并没有做得特别好，直到老师让一个小男孩给我们示范的时候我才被点通，原来身体是要这样子去释放力量的。

这个小男孩虽然这么小、个子还不到桌子的高度，但是他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达到爆发的状态。我想可能是因为小孩子被规训得比大人少一些。看完他的演示，我就尝试用他的感觉自己做了一下。老师看到后认为我进步明显，就是那一个瞬间，我领悟了。

后来，我还把这段经历写成了一篇关于街舞的论文。我意识到这段学习街舞的经历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成人和小孩二元对立关系的破除。如果我们一直以头脑的知识为标准，那孩子累积的经验可能永远都达不到成年人的水平，但是当我们把身体作为另外的衡量标准时，会发现教学关系中的等级已经发生了调转，即孩子是老师，而不是成人，因为他们受到了更少的规训，所以就学街舞这件事情，确实给予我探索跟身体、力量和情感的关系深刻的启发。

学人：回看剑桥大学，它作为一个世界顶尖的学术殿堂，在您重写人生脚本的过程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实验室还是一面镜子？是让您更好地发现自己还是去做一个更新的工作？

邱不苑：好像两者都有一些，它首先肯定是让我能够照见自己，才可以在认识自己的基础上去做某一种更新，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是混合的。比如我刚刚提到的跳街舞的经验，或者是我在亲密关系中的经验，这些都是我在上剑桥之前就已经具备的。

但是剑桥学习的过程其实是让我在回看这些经验时意识到，原来我还可以用学术的方式、用破除二元对立的方式去看待这些经验到底给我带来了什么。所以，它一方面让我重新照见了这些经验，同时又让我知道这些经验背后还有更多可以变成知识宝库的东西。我去剑桥之后抱着一种既然来了就应该多体验、多尝试的开放心态，这又会鼓舞我去做更多以前不敢尝试的事情，比如用英文表演脱口秀。但是在此之前，我甚至连中文脱口秀都没有尝试过，因此这种经历会不断塑造我。

这种不断尝试新事物的驱动力不仅会带来实际行动的改变，也让我对周边所有的社会关系、讨论的话题，讨论的视角都发生变化，随之而来的是我周遭人际关系的改变以及我对自己的重新认识。我从不同的人身上，发现原来同一件事情大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许多，这个部分书中也有涉及。

ACE课堂：拿着老师分配到的“魂灵探测仪”在校园草坪上找鬼

学人：您在书的开头提到，无论离婚还是去剑桥，都是一个动荡和重建的过程。普通人处在这样的人生变故时往往会面临两难，即一方面需要内在坚定的信念去驱使做这件事情，另一方面似乎无法完全摆脱对社会认可的依赖。请问，您如何处理这种“向内求”和“向外证”（个体回应社会对个体的期待）之间的张力？

邱不苑：我28岁去剑桥的时候，通常的社会期待是这个年纪的女性应该成家生子、照顾家庭。我对社会期待的定义是一个需要人们普遍遵循的样板，但它不一定适合我的个体情况，所以我会把它们进行剥离，社会期待是社会期待，它不是对我个人的要求。

我自己身边的小环境目前还是比较开放跟宽容的。我认为当你的自我越来越强壮、自立，周边的人也会不得不尊重你的独立，因为他们发现没有办法真正影响控制你的选择。

学人：您在书的寄语部分提到我们要有“拥抱混沌的勇气”，您的人生经历也同一般的社会期待具有距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当下，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在面对人生轨迹的时候都会有迷茫和断裂，请问您做出选择的勇气来源于何方？您认为如何培养这种勇气？可能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邱不苑：我的勇气来自低谷期被压抑很久之后的自救力量，也来自身边的朋友和师长对我的正向支持、引导和启发。《剑桥一年》这本书前半部分提及的经历就是人到了那个境地，心里还残存着不希望活在他人期待中的信念和主动改变的动力。

除了离婚，书中还写到是否出国这部分内容。我当时比较纠结是否要辞去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朋友就问我顾虑什么。我的回答是经济来源，因为辞职后大概在半年到一年内没有收入。朋友又问我损失的具体金额。我的回答是五六万。于是，朋友给我分析，如果为了五六万放弃未来的可能性，那接下来的时间都会生活在同样的思维惯性模式里。这个朋友的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事后我在复盘这件事情时意识到，我们不敢做出改变，其实是因为困在爱惜沉没成本的思维模式里，因为旧世界都是安全和确定的回报，而新世界意味着未知和恐惧。

这个时候你要做出怎样的选择？我想这确实需要勇气去踏出直面未知和恐惧的那一步。当你每一次面对的选项都是选择未知和不确定性时，你会发现其本身实则没有那么恐怖，比如我选择出国，选择留下来，选择离婚，选择剑桥，不管当时是否害怕或恐惧，没有一个决定让我事后后悔，甚至让我落到更糟的境地。当你发现走进原来害怕的地方，还活得好好的，甚至活得更好时，你就会不断地获得正向反馈，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敢去做别人不敢做的选择的勇气，这是一个选择的复利。

但当你做出的选择是一直困在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或者情境里时，你会发现做出改变现状的所有选择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因为你从未培养和不确定性相处的“肌肉”。这种训练跟健身一样，如果你从来都没有练过这块肌肉，你无法突然举50公斤的杠铃。一个小的选择，就像是加举铁片的过程，通过一点一点加码到最后支撑起50公斤的重量。所以勇气是可以培养的，是在一个一个细小的选择中不断更新自我觉察的过程。

罗宾逊学院的秋天

我有一个朋友在过去这十年做了和我完全相反的选择，比如我们当时都想要辞职，结果我辞了，她没有。当然，这也跟我们周边的环境有关，我的环境会让我很有意识地去找我欣赏的人——他们过上他们想要的人生，他们的态度会比较开放，所以我倾向于做开阔视野的选择；但是她处在一个相对更稳定、更功利的环境，她的领导会恐吓像她这样的年纪辞职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且她还有房贷、车贷，辞职的风险也确实很大，所以只好选择留下来。一旦做出留下来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辞职的成本就越来越高，她也就越来越难离开了。

03

女性视角：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息息相关

学人：下面是关于女性视角和女性叙事方面的问题。首先是关于“向前冲”与处理“废墟”的问题。当前女性叙事有一个倾向：将女性叙事与大女主搞事业、自我提升绑定，但是您的书深入情感的废墟去探究那些并不直接、功利的正面提升。请问，您认为正视和处理情感以及创伤在女性成长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以及它与我们所说的一味“向前冲”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邱不苑：我认为，处理情感的创伤需要和不同女性的具体处境联系。比如，有的人比较幸运，没有那么大的创伤需要去处理，直接跨到“向前冲”的一步。但普通女性在日常生活中——尤其在这样一个父权制的大环境下——多多少少在人生的某些阶段都会遇到类似的情感创伤或者废墟需要去处理。

不仅是女性，男性也一样，只是男性更习惯于去压抑、漠视它们。他们觉得情感这种事情太小儿科、太私人了，不屑于去处理。其实不管男女，大家都需要处理情感的“废墟”，每个人都需要自我觉醒、自我成长，为你的“向前冲”奠定基础，永远没有所谓的一直“全然向前冲”的状态，因为向前冲是有基础的——你需要有一个很稳固的自我心理基石，才能让自己在“向前冲”的过程里不被轻易地打倒，打散，打趴。

我不是很清楚现在流行的女性叙事是什么，或者爽文大女主的女性叙事是一种怎样的“向前冲”的状态？

学人：一种“断情绝爱”的状态。

邱不苑：我觉得人当然可以做选择，比如选择只需要处理好跟自己的关系就自足自满，不需要处在任何亲密关系之中、所谓处在一种“断情绝爱”的状态。

但对我来说，自我本身就是一直处在关系之中的。亲密关系或是关系，也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一对一的异性恋范式下的亲密关系，我觉得它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书的后半部分——前三章都在写我跟一个男人之间的纠结——写如何从那个纠结中跳出来，以及到剑桥之后的故事。在此之后，我的人生开始和很多不同的人去建立链接，他们可能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师长，或者是暧昧对象、性少数群体等等。在多种多样的关系中看见自我，找到自我，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让你的世界更广阔。当然，这并不妨碍我向前冲，因为一群人可以一起走得更远了。至于完全断情绝爱，我觉得要看断的什么情、绝的什么爱，如果是那种toxic、很有毒的父权制范式下的两性关系，那确实是得断。

图源：CathyPress

学人：谈到女性的问题，不可避免地就会谈到女性的处境或话语场。当女性议题被抛出的时候，性别对立这个概念也被抛出了。您认为作为一个女性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在处理无论是与异性的关系还是您提到的与更多元的关系时，您是如何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怎样还能与他人产生比较深度的联结？

邱不苑：其实这又回到了我刚刚回答的那句话，我觉得自我永远不是独立的，自我永远都在社会关系之中，甚至不只是社会关系，也可以是跟自然的、跟非人类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性别独立的话语，它产生于极其强调个体自我价值叙事的新自由主义这个时代大背景，所以你会看到非常多的情感博主在分析问题时，是以一种如何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分析我们如何处理两性关系的。大家很多时候是不经思考地接受了这样一种逻辑，因为我们所有的社会生产都是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大逻辑下，包括教育，也有分数排名这样的竞争模式，毕业后到了社会上又继续在企业里当牛马，KPI考核让所有人好像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够抵达某一个金字塔的顶端。在这种竞争模式的机制之下，你就必须极其自我。

这种思维模式被带到亲密关系中，就导致我们要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或者某一种性别利益的最大化，导致我们必须采取对立，才能够成为竞争中的赢家。我本人对这一套话语和逻辑是非常警惕的。我在剑桥所做的学术对这一逻辑也有批判和反思，我们想要用“后人类主义”这一理论作为思考的基础。“后人类主义”强调把人类从中心的位置撤出来，放到一个认识论的边缘或者说各种各样的关系中，再去审视人。这样就把一切为了人类的利益最大化服务，变成把人当成一个大关系网中的一个小节点，以此再去看我们如何能够让整个世界更好，或者是用一个更大的局面实现认识论转变，让整体的利益可持续化。在亲密关系之中，自我不再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真正把自己放到关系里，观察关系如何塑造彼此，我们又如何让关系一起去进行某一种变革、进步。

正如“爱情是一个最小单位的共产主义革命”所说，两个人如何在一段关系相处的过程中，以对方为镜子去照见自己，也照见彼此。因为知道自己有很多盲区，而对方在关系里就是一面能够照出自己盲区的镜子，所以我们一起去彼此照见，一起去改变，一起去创造更新的世界，一起去“革命”，而不是去革彼此的命，搞性别对立。

学人：您在书中提到，想要去挖掘女性在传统性别结构下以及亲密关系里长久被压抑和忽视的情绪，您在书中也探讨了自己的经历。那么，结合您的观察和研究，您能否再具体描述一两种未被言说的、在过往的经验中沉默的或被忽视的情绪或困境？另外，您认为情绪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女性的自我认知和人生选择的？

邱不苑：如果要举例说一个还没有太被言说的情绪，那就可能是“羞耻感”。对我来说，羞耻感几乎是一个塑造了女性群体的很根本的情感。我以前读过安妮·埃尔诺的一本书，书名就叫Shame（《羞耻》）。读这本书时我特别感同身受，我作为一个女生，从小就是在一种对身体的羞耻感的影响之下长大的，这种羞耻感会让我们做出非常多的不自觉的自我规训。

“羞耻感”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我们不敢拥有自己的话语权，不敢大声讲话，不敢表达自己的主张，甚至不自信、不信任自己的身体，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根本就觉得身体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羞耻，因为觉得女性的身体与性欲望高度相关。而在社会语境下，性和欲望本身又是和肮脏、风流等一系列的非常负面的、带有色情意味的暗示相关。所以，我们有一种不敢正视自己的身体，拼命想要把它隐藏和消灭掉的冲动。这也会造成我们在处理两性关系甚至是在自己的身体受到侵犯的时候，不敢真正承认自己的感受，而会下意识地自我谴责，觉得自己变脏了，然后不断强化这个羞耻感。

这种羞耻是父权下的一个很隐秘的武器，就是用羞耻感来控制女性。以至于在这种控制之下，结构性伤害的后果都要由女性自己来承担，因为受害者会自我谴责。

除此之外，女性还不敢言说身体、性和情感。女性在谈论这些话语的时候，会有一种难以启齿的羞耻感，还有月经羞耻……其实我觉得女性这个群体它就是被“羞耻”所定义的，至少我们这一代是这样的。

在书中讲脱口秀那一章里，我微微写到一点这类事情。当我第一次面对很多陌生人用非母语讲所谓的一个“黄色笑话”（实际上并不色情）的时候，我的感受是：我是绝对不可能用母语去讲这个段子的。哪怕在书里写出来，我都会觉得很羞耻，因此那是全书唯一一个没有翻译的地方，因为我还是会有那个羞耻的感觉。

学人：您刚刚提到了羞耻感，提到了自我规训，那么您会觉得这是一个东亚女性更容易遇到的问题吗？您身处剑桥这样一个跨文化的场域，是如何回看这种东亚性的女性属性的？

邱不苑：在现在这个时代看来，这个问题好像的确是更东亚性的。我们和一些西方的女生也讨论过类似的议题，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除了地域，它还有时代的变化在里面。比如中世纪的西方，女性也有类似的身体羞耻，只不过是到了现在，她们已经跨越了当年的困境，进入到另外一种对身体类型的要求里。

比如作为东亚女性，我们对于毛发的羞耻感会有很多，我的导师，作为一名白人女性，也会有类似的身体焦虑，但她焦虑的点跟我们完全不同。她焦虑的是大家太关注她的身体，由于她的身材太过性感、美丽，她经常被人找去做模特，会被很多目光吸引，但是她不想要被关注，而想把自己的身体藏起来。她知道，“她身体好”这件事是一种资本，甚至可以换得金钱，但是她希望大家破除这种关注。所以，她开始有意暴饮暴食，把自己吃得非常胖，避免大家关注她的身体。一直到现在，她的身体都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在这些例子中，你会看到人们对身体，尤其是对一副可以生育的性感的身体的关注，不管在东西方都是存在的，只是人们处理的策略不一样，而且存在很大的个体性。我相信也有非常多西方的女生，困在一种“我在利用我的身体资本”的矛盾中，由此产生的相应的问题，即：我要与之同流合污，还是我要反抗它？

学人：我们聊到了东亚女性的问题，您也提到后殖民势力下的女性主义立场，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与您目前在做的教育之间的融合？它们在融合之后对当代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或力量？

邱不苑：我觉得后殖民主义跟女性主义是我做研究的比较根本的两套理论体系或价值观。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本身就是息息相关的，它们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从曾经的弱势者的视角想要去反叛、挑战之前的一些学术传统。这个学术传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殖民主义话语，就是依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一套逻辑二元对立、理性大于感性、客观大于主观的哲学话语。这套方式定义了我们现在最主流、最传统的学术知识。

剑桥大学罗宾逊学院的冬日

当我们要用一种后殖民主义的方法和理论去重新思考学术的时候，在我看来就必须做到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你不能嘴上说或者论文里写我们要“后殖民”、要反抗殖民主义的那些种传统，同时还在殖民主义体系的话语之内不自觉地迎合他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后殖民主义很大程度上也是革新我们做学术的方式，如果说身体在之前那套殖民主义的话语里是被漠视的，那么当我们现在重新审视身体、情感和实践时，用这样的方式或思考方法，我们可以如何重新写论文，定义知识和学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实践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不一定要用话语文本的方式去呈现，我们也可以用身体的方式去呈现，比如说一个表演，一个展览，一个工作坊的实践，甚至是生活本身，比如说一段亲密关系。

女性主义其实是在同一套逻辑之下，看起来我们反对的是一套父权的结构，但那套父权的结构和殖民主义的结构是共谋的，就是在整个历史中，这两套话语已经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为什么《剑桥一年》是一本非常女性主义的书？并不是因为它只是一个看似大女主离婚后去剑桥读书的故事，更是因为它的内核对我来说是一个强调身体与情感的故事，而身体跟情感在历史上总是和女性相连，女性又总被认为是更感性的。文学史里有非常多的“疯女人”的形象，因为人们觉得女人才会情感失控，才会歇斯底里，而男性通常都是以一种非常理性的、指导大局的形象出现。实际上，“歇斯底里”这个词的出现本身也是为了污名化女性精神失控的现象。

那么，当我们说女性主义的时候，其实也是同时在批判或者是挑战一个以理性知识为中心和霸权的知识体系。所以，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是紧密结合的，它们的看法、观点或者做学术的方式都有非常多的共通之处。其实我把二者结合起来，就是在以另外一种方法做学术，找到一个理论根基，书写我自己的故事，我不需要去平衡我的身体和私人情感，因为我的私人情感就是我的学术研究。

学人：您刚刚提到了“歇斯底里”，这是一个很福柯的问题，由此也引出一个关于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这样的后现代理论和后现代视角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在面对一个现象、一个矛盾的分析和思考时，直接穿透这些现象回到一个对于结构与权力关系的讨论时，是否会对这个现象的具象性有一定程度的抹杀？比如给她打上“女性”的标签或者“被殖民”的标签，会不会在某种程度上抹杀了其个性？您是如何对后现代理论再反思，避免这样标签式的问题的？

邱不苑：我对部分学者的理论不是特别能进入，尤其当他们的理论讨论虽与自身经验相关，但会隐藏自我经验，只呈现思考结果。而贝尔·胡克斯等女性主义学者则不同，她们会暴露自我，让读者清晰地看到思考如何经由个体经验抵达。

其实每种思考都离不开思考者自身的主观认知，但呈现方式的不同也造就了不同流派处理自我与学术知识关系的方法有差异，没有绝对的对错。我的知识体系决定了我需要知识与实践高度相关、能产生联结，才能理解和进入；但有些人可能更倾向于穿透个体直达结构性讨论。这两种方式都有其意义和价值。

关键是，要尊重知识入口的多元，不能将某一种入口变成唯一霸权，否则会磨灭其他人理解知识的方式。我之前很长时间无法进入学术，觉得自己不适合理论研究，看理论著作总是一头雾水，直到在剑桥接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者的作品，加上导师的指导，才慢慢找到了方向。

学人：您在采访中反复提及身体与教育，想了解您如何在教育实践中运用被压抑和忽视的身体部分？抛开文字与理论，实践中该如何发掘和运用这一维度？

邱不苑：我可以结合剑桥的具体上课方式来回答，我在书里也写了很多。我所在的专业是艺术创造力与教育（ACE），其他分支的同学都觉得我们的上课方式很“奇怪”，因为我们的教学形式非常多元且灵活。

第一节课老师会让我们围成圈，想象手上有一个杯子，通过抛杯子游戏，在杯子的不断变化中讨论关系性、主观知识的交流与生产；会做两点连线游戏；会去植物园观察叶子分型；甚至会在校园里“抓鬼”——以此讨论历史、未来，思考当下的认知如何被过往与未来的“痕迹”所影响。我们还会做艺术装置，在实践过程中展开讨论。

这种教学没有预设的讨论方向，因为每个人的视角不同，即便经历相同，看到的也可能不一样，所以每节课都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探索。其他专业大多是执行计划式的：入学前确定研究课题，按学期推进采访、田野调查、梳理资料；而我们的专业更注重个人对未知的探索，允许自我更新与改变。入学时带的课题只是一颗种子，过程中可以随时调整，老师会包容各种天马行空的想法。我最终的毕业论文题目和“拥抱”相关，这是入学时完全没想到的，也得益于这种开放的教学模式——它和尊重身体、情感的逻辑一致，因为身体与情感本身就是不断变化、无法提前预设的。

学人：谢谢邱老师接受我们访谈。最后，我们想请您给“学人”的读者和《剑桥一年》的读者留下一段话。

邱不苑：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因为上了剑桥，才能写出这本书，好像我那些所谓“失败”的感情经验，只有通过“进入剑桥”这样的大事件才能获得正当性。其实，剑桥只是给了这些经验一个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

这种改变并非剑桥专属，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并实现。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心中的“剑桥”——每个人与自己和解、找到自我力量的方式都不同，剑桥是我的幸运之选，而你们也一定会有属于自己的独特路径。

*文中图片未注明出处者，均为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