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遗老—我的爷爷

我的爷爷

民国遗老，长板凳上的岁月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个老人。没人能说清他确切的生辰——他不识字，记不得；伯父说，只模糊记得是民国六年或七年。爷爷奶奶生养过十个孩子，六个夭折，活下来的只有大伯、大姑、我爸和小姑。三代人年龄跨度极大：爷爷四十多岁得我爸，五十多岁生小姑；到我五六岁时，他已七十有余。那时母亲刚去世，我们三兄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父亲在外打工。

印象里的爷爷总在坐着：坐在长板凳上，坐在门口石板上晒太阳，冬天就守着火炉或灶膛烤火。他很少站起来，每次起身都要用右手死死按住凳面，整个身子撑起来时，还要像挑重担似的喊一声“号子”；右腿先站稳，弯腰把凳子往前拖一步，再撑住凳子挪左腿，几米的路要挪好几分钟。

听家里人说，爷爷早年挑担摔伤左腿，年纪大了又中风，左半边身体彻底没了知觉。从我记事起，他就没能去过茅房，只能在房间的长板凳上，用床底的木桶方便。个人卫生难打理，这样的日子他过了几十年，从无抱怨，除了偶发的暴躁，精神状态一直如常，而倾倒便桶的活儿，常落在我们身上。

爷爷家的门口，是青石板铺成的小片空地，石板被踩踏和雨水冲刷得光滑。对面是猪圈和杂物房，墙边放着一个石臼，邻居们常来捣糍粑、碾辣椒粉。起初，爷爷还能拄着一根沉重的直木棍，挪到门口跟邻居聊天。我晚上总跑去邻居家看电视，爷爷会念叨：“晚上该在家看书睡觉，别总往外跑。”我家瓦房和爷爷家相邻，奶奶在我家铺了床陪我们，有时深夜爷爷会拄着木棍来检查，木棍杵在夯土地板上，笃…笃…声音沉闷，伴着他艰难的喘息声由远及近。他会问：“还没回来吗？”奶奶答：“回来了，在睡觉。”他便用手撩开蚊帐，看看我们才放心。

后来他年纪更大，没法靠木棍行走，挪长板凳时也总把木棍随身带着。这木棍先是他的腿，后来成了手臂的延伸——挑开杂物、勾取东西、顶门推窗，早已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只要握着木棍，他就像有了与这个世界抗争的底气。

暴躁与软肋，爷爷的管教之道

小时候，我怕他。他是个走不了路、脾气暴躁又固执的老头，说话声音很大。他对我们很严厉，我那时野，整天在外疯玩到饭点不回家，他总凶我：“别总跑出去！在外面被人欺负了，打输了，别回来哭，我不爱听！”哥哥性格老实懦弱，常被人欺负嘲笑，爷爷又对着他说：“要是在外头被欺负，你就还手！打不过，抱着他的大腿咬一口就跑！”大伯听见了便劝：“哪能这样教孩子？你以为咬伤人不要赔钱吗。”爷爷梗着脖子回：“这没娘的孩子都敢欺负，真咬伤了，叫他们家大人来找我！”伯父无奈：“他们只会来找我。”爷爷看一眼大伯，便不再说话。

没娘的孩子容易受欺负，父亲远在外地，爷爷自己又行动不便，这大概是他藏在暴躁背后的无奈。哥哥有时候把我弄哭了，爷爷听到哭声后，拄着木棍过来，把我拉到身后，用木棍指着哥哥就骂“你都这么人了，非要把他弄哭了，我在你这么大岁数时（哥哥当时上初中）已经在给别人挑谷子了，你还以为在棉被上打滚呢？。”看了一眼还在哭的我又说“你这温鬼仔，这么爱哭……你们三个还没到我膝盖高就开始带着你们，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要照顾你们，我自己都要用木棍才能走路了。”

有一次我们犯了错，惹得爷爷勃然大怒。那天晚上，伯父也过来教育我们，爷爷怒气未消，突然把手中的木棍扔了出去，动作太大，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他想用右手肘撑地挣扎着坐起来，嘴里还在骂着…伯父扶起凳子，又弯腰去扶他，无奈地说：“叫你别这么大脾气，等下我不扶，你自己起得来吗？”现场除了爷爷的怒火和伯父的劝慰，一片死寂，我们吓得不敢动，也不敢出声。

爷爷身材高大，冬天穿一件呢子大衣，戴一顶棕色雷锋帽，像个坐着的“巨人”。他手掌宽大，能看出年轻时的健壮。爷爷有四兄弟，大爷爷早逝，四叔公住隔壁（是个老党员），三叔公住得稍远（听说旧社会在衙门当过差），他们兄弟间年轻时就不睦，很少来往。

还有一年冬天，我玩水弄湿了衣服。奶奶帮我换好后，我从爷爷面前走过，他一把抓住我。我吓得趴在地上，他抄起树枝就抽，又怕我跑，用脚虚搭着我的手掌——其实踩得不重，手一抽就能出来，可我不敢。树枝抽在衣服上也不疼，但我吓坏了，放声大哭。奶奶一脸惊慌却不敢阻拦，只急着说：“哎呀，老鬼头，别吓着孩子！”爷爷不理，边抽边问：“还去玩水吗？”奶奶催我：“快说，不去了！”

母亲走后，奶奶最疼我，可她怕爷爷。听人说，奶奶这辈子吃了很多苦，挨过爷爷不少打。那时我既怕爷爷，又讨厌他，总觉得奶奶太可怜。

竹林风波，改观的起点

我对爷爷的看法，始于一桩我惹的事。

那天，我在三叔公（爷爷的亲弟弟）家门口砍了根竹子，削到一半，三叔公忽然走出来。我一慌，把竹子扔进草丛就跑——其实他没看见竹子，是我做贼心虚的样子露了馅。我没敢直接回家，过了一会儿，就听见爷爷在和人争吵。

我偷偷望去，爷爷坐在长板凳上，手里握着木棍，一头垂在地上；三叔公站在对面，手里竟举着块砖头。爷爷声音洪亮：“一个几岁的孩子，砍你家一根竹子，你就追到家里来？是想打他吗？”

三叔公气得气喘吁吁，举着砖头骂。爷爷也火了，举起木棍指着他：“有本事你过来！看我一棍子能不能打断你的腿！”三叔公又气又恼，却不敢靠近。

有人叫来伯母劝和：“三叔，孩子砍竹子不对，您骂两句就行，何必追到家里？再怎么说，也是您的孙侄辈。”没想到三叔公竟坐倒在地，对着伯母跪下磕头，还骂起了乡下最恶毒的话——后来听伯母说，那咒骂让她好几天心神不宁。我躲在远处拐角看着，旁边一位看热闹的妇女问我：“是你砍了他家的竹子啊？他家的竹子你也敢砍？”

回家后，爷爷没骂我，也没提砍竹子的事，只是脸色很难看，看了我一眼，眼神复杂。多年后姑姑提起这事，叹气说：“当时是你三叔公的儿媳跑去叫你伯母的，她急匆匆地说‘大嫂啊，快去劝架吧，那两个瘸子打起来了’。”伯母还问“哪两个瘸子”，姑姑说：“两兄弟对着骂，三叔公骂你爷爷是瘸子，你爷爷骂他是国民党。”

这件事后，我不那么讨厌爷爷了，但还是怕他。他身上有种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威严。大姑父有一次开玩笑说：“你怕不怕你爷爷那根木棍？我看到都不敢靠近他。”这话让我明白，那种“不敢靠近”，不只我有。后来村里一位老人讲起另一件事，更让我理解了这种畏惧的根源：“你爷爷以前脾气可大。有次给稻田浇水，有人挖了他做了记号的拦水跺，还跟他吵起来，要不是我在现场拦着，这人脑袋就要开花了。这人也是楞，明白人谁会干这种没理还争的事。”

缅甸岁月，爷爷的传奇过往

后来，我从别人嘴里，一点点拼凑出爷爷的过去。

邻居家放战争片时，有人指着电视说：“你爷爷就去打过仗。”也有人说：“他是被抓去当兵的。”还有人赞叹：“你爷爷年轻时是把好手，随便能挑两百斤担子，早上天不亮就去五十里外的隔壁县挑秧苗，回来还能下田插秧。”

我起了好奇，断断续续听爷爷和人聊过片段，一位姑婆告诉我更多细节：“你爷爷可不止当一次兵，有一次是代替别人去的。”我问替人当兵给不给钱，姑婆说：“哪有钱？给几担谷子就去了，我们村去了好几个，回来的只有你爷爷。记得他被抓壮丁时刚娶你奶奶，你奶奶天天在家哭。”姑婆还说：“现在的孩子嫌饭菜不好吃，我们小时候一年吃不上几次白米饭，大多时候靠红薯度日，一锅红薯加几两米，一家人就够吃一顿。那时候世道乱，有土匪、地痞，土匪来了我们女孩子就躲山里，晚上不敢出门，还有狼会闯进村子。”

读小学时，有天中午放学回家，我听见爷爷在门口和隔壁村的人聊天——那人的亲人当年和爷爷一同被抓去当兵，没能回来。爷爷说，他们去了十万人，部队缺武器，就用我们这十万人跟美国人换十万条枪。为了躲避日军空袭，他们在战壕上铺松树、盖泥土，一层又一层，战壕炸塌了，人就直接被埋在里面。有人问“还能挖出来吗？”爷爷说：“挖出来也活不成了，有的还是我认识的人。”最后他说，自己和几个战友逃到断崖边，死死抓住树干才活了下来，这是他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听说他逃跑过三次，前两次被抓回去受了重罚，第三次是部队撤退回国时，一位广西籍战友帮他逃了回来。他绕道广西探望战友后，千辛万苦才回到湖南老家。爷爷还说，他们是跟着廖耀湘的部队去的缅甸，也提到过杜聿明。

谈起爷爷，很多长辈带着敬佩。一位长辈告诉我：“你爷爷年轻时厉害得很，跟斗翻得好，能倒立用双手撑地走路，会舞狮子，还能在一张桌子上来回翻滚（一种民间杂耍），力气大到能用竹杠把人顶起一层楼高，可惜这些手艺都没传下来。”我问：“在哪儿舞狮子呀？”长辈沉默了一下，意味深长地说：“给有钱人家表演呗，说不好听点，就是要饭。”

小姑还说起我没见过面的大伯爷：“你大伯爷命苦，年纪大了身体不好，儿子也去世了，儿媳带着孙子改嫁到几十里外。后来是你爷爷走了几十里路，把他的孙子背了回来。不知道你这个堂哥还记不记得。”大伯爷去世后，这位堂哥还是回了继父家，如今也回村里盖房定居了。

老屋孤影，晚年的隐忍与孤独

1999年奶奶去世了，爷爷的日子更难了，也更孤独。他一个人住在老屋——那是一间十几平方的青砖灰瓦房，两扇沉重的木门，门口两侧有两尊镇宅的方形大石头，听说是生了大伯后盖的。屋内一面墙上，还有父亲年轻时用毛笔写的字和画的画。后来邻居们陆续搬走，老屋周围越发冷清。

我好几次去看他，都撞见他在划火柴生火：一只脚踩着火柴盒，腰弯得很低，由于火柴容易受潮，地上散落着不少没划着的火柴。他有时坐在屋里，用手指有节奏地敲桌面，哼着我听不懂的调子；有时趴在桌上打瞌睡，我叫醒他，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他的孤独。他会叫我从木柜里拿糖果或甘蔗糖块，叮嘱我分给哥哥姐姐——这些糖，都是亲戚和姑姑们来看他时带的。

伯父家稍远，我家搬到了百米外的平房。父亲在家时，两家轮流给爷爷送饭——饭做好了先盛出他的那份送去，我们再吃，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家里来客人，伯父会把爷爷背过来一起吃。

父亲回家务农后，给爷爷送饭、打水的活儿落到了我肩上。爷爷爱喝酒，每餐都要喝些自家酿的红薯酒，偶尔还会掏钱让我买肉回来。冬天，父亲嘱咐我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去给爷爷生火取暖。老屋没通电，他每天天黑就上床。我去生火时，他家的门常没上栓，我直接推门进去，刚踏入门口，爷爷就会问“是谁？”同时用木棍撩开蚊帐看门口。我叫一声“爷爷”，说“是我”。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怕有人突然闯入，之后每次推门，我都会先叫一声爷爷。

生好火，爷爷就起身穿衣服，冷天时大衣袖子总穿不进去，会叫我帮忙拉一把。火光照着他的脸，带着笑意。烧好热水，他开始洗脸，然后含一口水，用食指顶着毛巾在牙齿上来回搽拭，毛巾摩擦牙齿会发出“吱咕 吱咕”的声音，他的牙齿很整齐也很白，漱完口后再用毛巾擦拭那只没有知觉的左手——那只手很白净，卷曲着放在胸口，他的毛巾看起来有些油腻，也有些脏，就算换过一块新的很快也会变的黝黑。 每年的冬天，爷爷行动不便容易怕冷，早生炉火时，他就坐在煤炉前，用蒲扇对着进风口扇风，烧煤炉时要先用干柴点火，上面再放煤块，或是蜂窝煤，所以他整个被笼罩在烟雾中，有时被熏出眼泪流泪，由于角度的问题，尽管他用蒲扇使劲不停拍打的进风口也扇不进多少风，有时他叫我来给煤炉扇风，有时我会主动接过蒲扇，一把新的蒲扇很快就会拍烂，奶奶在时还会用布条包着蒲扇的边缘缝上一圈线，奶奶去世后，每次生炉火我和家里都提前把煤炉烧好，没用烟雾了再提到爷爷身边。

有一次，我给他生火时，他坐在灶炉前突然小便失禁了。我震惊地看着湿了的地面，他的脸色变得吓人，那是一种混杂着痛苦与极度刚毅的神情。他的神情告诉我，这显然不是第一次了，早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那一刻我才明白，他所忍受的，远比我想象的更多。

我读初中后住校，在家时间少了。有个周六，父亲让我去给爷爷送饭（那个月轮到我家），我突然心生愧疚：好像很久没见过他了，这些日子竟完全忘记了这个孤独的老人。说不上是想念，更多的是可怜，可怜他的孤独无依。

丧子之痛，最后的时光

2004年5月，父亲去世后两个月，爷爷也走了。若按民国六年算，他活了八十九岁。伯母感慨：“老人家这一辈子真是苦了，二十二年年了，我嫁过来没几年他就不能走路了。”一位婆婆接话：“你们也苦，亏得老人家的子女都孝顺，这么多年不能走路，每天要送饭、端屎倒尿，换别家未必能做到……”同宗婶子说：“二伯也算高寿，就是走得太急，刚送走土万（我父亲），也该让大哥喘口气啊……不过也别太伤心，大哥的担子总算能放下了。”

父亲葬礼那天，几个老亲戚来陪爷爷，婉转告知了死讯。爷爷平静地说：“你们一来，我就猜到了。他前些天跟我说病了，怕是治不好。唉，他这辈子就是太老实。”停了停，又补充：“这也没什么，在我身边死去的人见多了，以前打仗，一场仗下来不知要死多少人。”父亲的死对他打击定然很大，但他在亲戚面前，始终极力控制着情绪。

后来，姑姑和伯父商量，把爷爷接到我家住，彼此有个照应。姑姑有些为难地对我说：“让爷爷和你住一个房间，就怕你受不了那气味。”我说没事——爷爷这么多年都能忍受，他是我的爷爷，我怎么不能？我们在一个房间铺了两张床。我家临着村里主路，偶尔有过路老人进来和他聊天。其实爷爷口才很好，健谈得很，有人陪他聊天时，脸上会泛起神采。有一次，他拿出钱让我买两包烟：“别人来找我聊天，不能总抽别人的。”要知道，爷爷平时是不抽烟的。

父亲走后，我跟着伯父伯母生活，白天干农活。那时我十五岁，晚上常很晚回家。爷爷不再责备我，只是每次我深夜进门，他都会喃喃一句：“回来早一点啊，都下半夜了吧。”

有一回，我刚到门口，听见他在自言自语：“你就是太老实。那个女人（指我母亲）死的时候，她娘家来了那么多人，没一个帮你抬一下。我听说是你一个人把她抱进棺材的……十年了，刚好十年……唉。”

又一天，我干完活回来，爷爷忽然对我说：“你爸爸问我要不要吃肉。我说，你的东西，我有什么不能吃？”我不知该怎么接话，他也没再往下说。

那时爷爷消瘦得厉害，脸色憔悴。前些天他一根脚趾不小心抓伤，伤口一直不好——伯父买了碘伏，我给他洗过很多次，堂哥也带了药，可伤口始终不见好转。后来整根脚趾变黑、溃烂，腐肉里竟生出了蛆虫。我给他清洗时，不得不用镊子，一只一只地将那些细小的白色蛆虫从黑腐的皮肉间夹出来。当镊子尖端从一个尚有体温的活人身体里，夹出仍在蠕动的蛆虫时，爷爷嘴里轻轻吸着气，那种震惊、恶心与难以言喻的悲悯，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再后来，腐肉慢慢掉光，伤口处赫然露出一小截白骨。我给她洗伤口时，手指不小心碰到白骨，爷爷疼得浑身一颤，倒吸一口长气。

其实爷爷多年前就闯过一次更凶险的关：我几岁时，他因便秘被折磨得奄奄一息，家人都把棺木抬出来请人上了漆，准备后事。后来堂姐说：“那时爷爷解不出手，是你堂哥用手指帮他抠出硬块，他才好的。”

大姑回来看他，爷爷看着那根脚趾说：“这根脚趾头，怕是要致我的命了。”大姑眼圈一红：“别说这种话！我最听不得这个，弟弟才走两个月……”

应该是脚趾伤口感染了，有一天爷爷没能起来吃饭，说浑身难受。伯父叫来村里的医生，打针时爷爷说：“这次看来真的要死了。”村医笑着安慰：“老伯啊，不会的，一根脚趾烂了而已，死不了，打过针就好了。”伯父也劝：“爹，别多想，没事的。”我在一旁听着，想起前几年奶奶去世的场景，她也是在这个房间走的，这次我没有逃避，默默听着爷爷继续说：“这次躲不了了，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该走时就要走了。”

那几天，爷爷脸色很差，总坐在凳子上望着门外，一声不吭。吃完晚饭，伯父对我说“晚上睡觉回去早一点”我默默的点了点头，那晚我特意回来得早，走到门口，听见他在说话：“你这辈子怎么这么老实啊……”随后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像是在跟我去世的父亲对话。我不忍听下去，没进门，默默走开了。

其实爷爷胃口一直很好，八十多岁了牙齿一颗没掉，还爱吃肉。他是国字脸，眉毛粗，眼睛有神，胡子长出来时满脸虬髯，所以常剃光头、刮胡子，白发白须像一根根钢针。

枯柴般的重量，最后的告别

一天下午，我回来时，爷爷对我说：“今天我没力气了，回不到床上，你帮我扶到床上去。”我去扶他，发现他根本站不起来。我想背他，他的右手也没力气，抓不住我。我站到他身后，双手穿过他腋下，用臂弯把他托起来——触到他胸口时，竟像抱起一捆枯柴。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个记忆里的“巨人”，竟变得这么枯瘦、这么轻。我倒退着把他托到床上，爷爷大概也没想到我能轻易抱起他，脸上掠过一丝不好意思，又带着点欣慰。

晚上睡前，爷爷让我给他打杯酒。那阵子，他常会在睡前喝一杯。我给他倒了半杯，他像口渴似的几口喝完，说：“再倒半杯来。”喝完酒，我便睡了。

第二天清早，我要去干农活，屋里静得出奇——往常爷爷鼾声很重，那天却一点声音也没有。我心里一紧，立刻走到他床边，连叫几声“爷爷”，他没有回应。胸口没有起伏，这时已是夏天他的衣襟是敞开的，我伸手摸去，心口没了跳动，鼻息也停了，身上还留着一点余温。

我跑去告诉伯父：“爷爷好像……死了，你快去看看。”

伯父走到床前叫了声“父亲”，撩开蚊帐又唤了一声，整理了一下爷爷的身上的衣服，随后默默地打开对面木柜，拿出一套黑色寿衣寿鞋。他动作很慢，像是在平复心绪。伯父开始给爷爷换衣服，我想上前帮忙，他说：“你不用帮，在一边坐会儿。”不久，爷爷换上了寿衣，戴上了寿帽，嘴半张着，眼睛紧闭，走得很安详，像是在睡梦中离去。

棺前的叹息，遗物与回响

葬礼那天，三叔公来了。他提着香烛纸钱，伯父上前接待。他在爷爷棺木前烧了纸、点了香，打量着棺材走了几步，伸手抚摸了棺盖几下，一声叹息后，背着双手转身离去。

晚上做法事时，三叔公和四叔公坐在离棺木最近的位置。夜深了，三叔公的儿子劝他回去休息，伯父说：“三叔，我送您回去吧。”三叔公摆了摆手电筒：“不用，我带了手电。”伯父还是坚持送他。三叔公也得过中风，身体一直不好，走路慢还带着喘气，我望着他颤颤巍巍的背影，摇晃的手电光把他带入夜色，此刻的他，也已如风中之烛。

爷爷的葬礼过后，大姑对我说：“也亏得你胆子大，发现爷爷走了也没害怕，还知道去叫你大伯。”她自问自答：“也是啊，自己的爷爷怎么会怕呢？他只会保佑你。幸好，他走时至少有个孙子陪着。”

清理爷爷遗物时，大姑看着他的长板凳和木棍，红着眼圈说：“都烧了吧，看着这些东西心里难受。”

后来有一天，我准备去伯父家吃饭——往常正是给爷爷送饭的时间。走到堂屋，我下意识看向爷爷的遗像，遗像前的供桌上还点着香烛，大厅空荡荡的，前几天爷爷的灵柩就摆在这里。我忽然生出一种错觉，又像是怀疑：爷爷真的走了吗？他真的曾经存在过吗？

没人能说清他确切的生辰，但我知道，他曾用尽一生，从“几担谷子”的代役价格和“十万条枪”的交易数字里挣脱出来。他坐着的背影，挪动的板凳，挥舞的木棍，失禁时痛苦与刚毅交织的神情，脚趾腐肉中夹出的蛆虫，最终轻如枯柴的躯体……所有这些，都汇成了一个具体、复杂、沉重的人，曾经用力活过的证据。

他瘫痪多年，却无人敢在他面前不敬。他用自己的方式，赢得了最终的安宁。而我，在火光与气味中，在镊子与白骨间，终于明白了那种安宁之下，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忍耐与尊严。

他真的存在过。如此而已。

后记 多年后与伯父谈起爷爷，伯父说“你爷爷干农活确实很能干，他会犁地，那时他挣12个工分，我才挣8个公分。” 伯父接着说:你爷爷年轻时候时事我知道也不多，我他第四个孩子了，之前的三个都夭折了。伯母接话说“我刚嫁过来时听你爷爷说过一些。他老人家说“我啊，曾经去过缅甸，还去过印度呢。他是八二年瘫痪的，那时你小堂哥都还没有出生呢。” 我问“爷爷是怎么回来的？”伯父说“听说你爷爷那时已经是老兵了，有一次他值班放哨时放走了一个要逃回家的战友，等这人走了一个小时后他才朝天上开了一枪，这样他也就没什么责任了。 后来你爷爷休假回家，在家的时间超过了假期。你的曾祖母（爷爷的母亲）脾气也大，她不想你爷爷再回到部队，就把他的假条和与部队相关的物品全都烧了。后来是曾经那个被你爷爷放走的逃兵帮助了你爷爷，那人回到家后做了乡长。 大堂哥说“爷爷是个很重感情的的人，也爱交朋友，我小时候还带我很远的地方走亲戚，是一些远亲，应该是爷爷的老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