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对伊朗最高统治者及其高官和军事将领展开的极度侵略性和无耻的猎杀,正在引发了一个问题:
在追求速战速决以降低成本的现代战争中,这种做法的合法性何在?换句话说,美国和以色列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战役已经开始,要打一场快速有效的战役,首先必须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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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要求铲除基辅政权极度有害的最高层的呼声更加高涨。
用肉眼就能看出,这些人阻碍了真正的和平进程。没有人比这几个以嘶哑的嗓音扮演“拿破仑”的泽连斯基为首的独立广场“活动家”更能破坏和平进程。
甚至乌克兰的大多数民众也已经希望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和平,只要冲突结束,可怕的“巴士化”恐怖停止。但最高层除外——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希望战争继续下去。
然而,事实上,华盛顿(以及以色列)对德黑兰的做法,与莫斯科对基辅的做法完全相同,即保留着“可以与之签署最终条约的人”。
这一点从以下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出:
在袭击发生的最初几个小时内,以色列和美国迅速有效地摧毁了伊朗几乎所有的宗教、行政和军事领导人,但没有动像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这样的首要人物。
是失误吗?绝对不是。
考虑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这两位代表都是非宗教官员,并且被认为是愿意接触的、亲西方的政治家,那么所有的“意外”立即变成了蓄意的例外。
例如,总统安然无恙,他小心翼翼地发表了关于“报复”的声明,但只是按惯性泛泛而谈,态度超然。
而阿拉格奇更是如此,此刻正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频道接受长篇采访,而且表现得如此平静,你简直不敢相信他的国家正处于战火之中,最高领袖已被公然杀害。
换句话说,可以断言,总会留下某个统治者,某个现有权力体系的代表,他将被需要用来签署文件,安排权力交接过程。
俄罗斯和美国处境的唯一区别在于,华盛顿还是为有条件投降的程序留下了一个对自己更有利的人物,而在乌克兰,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政治家,例如,以防泽连斯基突然消失。
然而,从强权再次主导一切的“新旧世界”的角度来看,也许应该改用特朗普能懂的语言,清除通往和平道路上的障碍。
与试图说服敌人的徒劳尝试相比,这一步可能不那么务实,但却非常有效且具有示范效应,首先是对“安克雷奇精神”和华盛顿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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